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提出「十年政綱」，表示作為一個有機會領導國家的政黨，看待問題至少要有10年的中長期視野，它代表「民進黨對台灣未來10年的看法與主張」，必須與時俱進，而不是競選政見，也不是施政計畫。蔡英文批評國民黨在野的時候不曾反省、更不曾蛻變，所以再次執政時，依舊是從前那個專斷威權、高高在上的執政黨，她認為一個拒絕自我改革的在野黨，絕不可能成為好的執政黨。

我們肯定民進黨能有此自覺，但是在十年政綱尚未具體成形之前，有必要先進一言，以免再次讓人民充滿希望，結果卻是加倍失望。首先，蔡英文曾說明十年政綱要討論的問題包括：產業的創新、就業與教育、財政的平衡、因應高齡化社會的方案、國土規劃與永續發展，以及兩岸政治與經貿的定位。民進黨政策會更將議題具體化並補充為：能源價格飆漲與溫室效應、台灣自然資源匱乏、氣候變遷下的避災、人口老化、國家財政惡化、區域與貧富間落差擴大等。

對於人口老化、高齡化社會的說法，有一個重要的基本框架應該調整。民進黨向來將老化、高齡問題視為社會福利的範疇，而非更積極的社會改革。面對人口老化，向來以年金政策為主，而不是朝「生活所需非商品化」的方向努力，例如：提供非房地產及租屋市場決定的住宅，這同時也可以解決由於生育率降低而導致高齡化社會的提前來到。將殘補式的福利政策，轉變為降低生活對市場依賴的社會改革，是十年政綱該有的新視野。

此外，針對國家財政惡化和貧富差距的問題，蔡英文的「財政平衡」，正是新自由主義常用來解決財政惡化的說詞，也是造成貧富差距加大的主因。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追求財政平衡，往往成為政府削減福利的理由，因此，我們不能以追求財政平衡為最終價值。

分析財政惡化的問題，主要是從「促產」到「產創」條列給予財團太多優惠，賦稅極度不公的結果，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看似正氣凜然的聲稱「不能獨厚大財團」，結果竟然提出將營所稅統一降到17.5％，等於全面優惠，讓國家稅收所蘊含的資源重分配、公平正義的精神蕩然無存。如此大、小財團都有獎的稅制，怎能解決財政惡化？怎麼弭平貧富差距的鴻溝？

十年政綱正在研議之中，希望將來民進黨提出的內容能讓人耳目一新，讓人民看見民進黨的反省與蛻變。

左看：潛規則後的明規則

學術界浮報經費、中飽私囊的新聞曝光，不少人皆視之為「做得太誇張」、「與人關係不好」才會被揭露，充分凸顯出這類行為早已是學界潛規則的一部分。然而，在揭露、譴責此種潛規則的同時，人們往往忘記了，所有的潛規則都建立在一些正式的制度之上，如果這些制度出了問題，自然難保不出現此類潛規則問題。

在此，一個較少被意識到的問題，其實是學術界基層人員的無權、無組織狀態。以此案涉及的學生人頭帳戶為例，許多研究生恐怕都有此類被迫接受教授無理要求的經驗，所不同者，只是「會做人」的教授在自己得利之餘會分潤給學生，讓學生也得些蠅頭小利，而苛刻的教授則努力壓榨研究生，但研究生們由於缺乏有效的工會組織，難以與掌握生殺大權的教授抗衡，以致此類現象無法得到有效監督、僅能事後抓弊的問題，則是一貫的。

再者，如今的學術界紛紛採行各種數量指標來進行管理，是以接案執行、生產論文的績效便成為在體系中攀升的重要手段，於是各種為求符合審查要求而生的種種手段，諸如努力將研究案金額作大、佔用研究生智慧等等潛規則，便應運而生。

李亮／文字工作者

右看：該重視的是效率

成功大學教授涉嫌利用人頭詐領政府研究經費遭到起訴，引發輿論對於學術界道德操守的質疑，可謂完全搞錯了方向。正本清源地說，學術工作者與其他人一樣，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這並無任何值得非議之處，真正的問題，乃是出在經費的無效分配，以及相關激勵機制的扭曲。

政府希望培育出頂尖學術機構的用心無可厚非，但是直接砸下經費、增加補助，卻完全無法達成此一效果，因為以台灣的學術市場，任何經費都首先流向同一批人，即國立名牌大學的名牌教授手中，這些人位居學術金字塔的頂端，大可放心養老，衝刺研究的動機本就不強，若仍積極接案，則很可能與純學術無關，自然容易生弊。反觀那些更有動機進行研究以向上攀升的私校教師，能夠分配到的資源少之又少，形成一端浮濫報支、消化經費，一端卻必須自我擠壓的無效資源配置。

同時，每個申請過政府經費的人都知道，如今的會計管控簡直多所刁難，完全按照規定實在綁手綁腳，這也造成另一種反淘汰機制：真有能力有意願的研究人員不願耗費心力於行政瑣事，反倒是疏於學術精於接案者能夠交出漂亮業績。

王放／政治評論員

■陳真（醫師）

在科學界最負盛名的哲學家，大概非卡爾波普（Karl Popper）莫屬，主要是因為他對科學方法提出一套否證論（falsificationism），有效取代傳統的實證論（verificationism）。幾位物理學天文學泰斗及醫學諾貝爾獎得主，公開推崇波普對他們的研究的重要啟發。在科學哲學上，否證論對我來說沒有說服力，但在政治哲學上，與否證論精神頗為相似的「開放社會」概念，儘管飽受左派批評，至今對我仍有著相當魅力。

波普有個學生，也是猶太人，出生於匈牙利。18歲就讀倫敦政經學院時，身上只剩幾十英鎊。本來主修經濟，遇到波普後驚為天人，於是做起哲學夢。這個立志成為哲學家的窮學生，後來卻成為一名國際投資客，賺進千億財富，他就是索羅斯（George Soros）。前些日子鳳凰衛視專訪，我特地調鬧鐘半夜起床收看。索羅斯說，他對哲學的熱情不曾消失，幾十年來仍然維持做筆記習慣，並逐一自費出版。事實上，他大學畢業後便在知識論（epistemology）的層次上逐步發展出一套哲學思維，應用於經濟事務，並靠它賺了大錢。但他卻渴望世人把他看成一名哲學家，而不是慈善家或社會運動家，更不是投資客；他說，他希望把思想而不是把金錢留在世上。但他感嘆，世人顯然更加看重他的金錢，而不是看重他的思想。

十幾年前我曾寫過幾篇文章，批評索羅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掠奪與炒作，並批評他某種「民主輸出」的西方中心主義心態，但我對他仍一直高度尊敬；我並不否認他對國際人權的貢獻。他幫助戰亂婦孺，援助非洲及世界各地貧民，在許多國家創立基金或獎學金協助弱小民族發展教育，你很難找到第二個像他那樣慷慨而且又有著高度社會意識的世界巨富。

索羅斯受到波普很大的影響，他在人權與社會公義的努力，無疑就是在追求波普「開放社會」的理想，一些基金會更以「開放社會」命名；他並斷言中國崛起的成敗關鍵在於是否朝向一種「開放社會」。開放社會的一個最重要基本假設就是「認知的有限性」，因此，世界（就如知識體系）是不完美的，我們只能在各種不確定性中逐步修正，而修正的憑藉便是批判性思維，一如科學知識發展的模型，是「批判」蘊含了知識或道德發展的可能性，而不是覆述，也不是模仿，更不是歌功頌德拍馬屁。

但主持人不朝思想方向發問，卻嘲弄索羅斯不懂生活情趣。索羅斯很尷尬，但仍然很有風度地回答說，當他想通一些抽象問題時，心中快樂無比。他說：「對我來說，這就是一種幸福。」

■徐銘謙（看守台灣協會研究員）

爭議半年多的北市敦化單車道，日前郝市長宣佈將從4月12日起朝「彈性時間管理」方式調整，只有在週末假日作為自行車專用道，平日彈性開放汽機車通行。敦化單車專用道趕在去年922無車日前後通車，當時標示了生活單車道從都市邊緣進入城市的核心地帶；而在今年422地球日前夕終止了敦南單車道的單車專用權，又將單車定位從平日通勤退回了假日休閒。

政策的轉彎主要是來自因敦化單車道而改變習慣的族群反對，例如汽車停車、計程車叫客、家長汽機車接送上下學等；反對聲浪致使台北市府變更設計、步步退讓。另一方面，單車族因為無明顯區隔、車道被佔用、以及週邊配套不足等，導致單車使用率偏低；兩者的因果關係有如「雞生蛋、蛋生雞」一樣難解，從而導致了城市交通進步政策最終的撤守，台北市民是最大的輸家。

各方爭議焦點是集中在現存的一條敦化單車道上，因而試圖用減法一塊一塊去除單車道上的爭議點；假如我們用加法式的願景思考，將會帶來不同的城市圖像，我們將會看到加碼而非後撤，如此才能真正解決敦化單車道目前的問題。

假如把敦南專用道墊高跟人行道同高，但又有所區隔，佔用的問題就能解決，單車族與行人的安全都可以確保！假如專用道與每個橫向的主要道路都有單車專用道銜接，與相接的小巷弄都有時速限制，甚至可以穿越公園綠地形成單車路網，那麼單車族的使用率就會變高，學童也可以自己走路或騎單車上學，不需汽車接送！

假如油價高一點，買汽車負擔的稅重一點，停車位收費貴一點，那麼全民繳納的稅就不用拿去補貼汽車的基礎建設，同樣的道路面積可以容納更多單車通勤者，輪椅族群、老人代步車也能分享慢速安全的城市道路空間，平均下來，單車道的建設經費就只是九牛一毛。假如大眾運輸平時就可以上單車，低底盤公車巴士前面可以加掛單車，單車使用就會變成主流，或者讓街道上通行的汽機車必須使用電動或油電混合、不依靠石化燃料驅動前進的能源，城市會變得空氣更乾淨、環境更寧靜！

把目光拉遠一點，敦化單車道將只是整體的一個環節，最重要的是，這幅畫的城市邊界是有極限的，至少不是為了鼓勵房地產的供給而大量開發邊緣的新市鎮，然後再興建昂貴的軌道運輸或建設汽車通行的快速道路；而是在有限度的城市規模裡面優先讓空屋都住滿人，空地不是拿來蓋新大樓或擴寬道路，而是形成無車空間的綠地公園，低廉的房價與短程的單車交通，共同組成公平健康城市的理想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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