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簽署ECFA問題，引起台灣社會激烈的爭議。ECFA只是通往自由貿易的一個步驟。理清ECFA爭議，得從自由貿易的作用來考察。

自由貿易是為了促使商品的交換便捷，而商品交換能夠發揮分工的效益。大約兩個半世紀前，亞當斯密便深具慧眼指出，分工是形成國家財富的根本原因。為了方便分工勞動中所生產大量商品的交換需要，亞當斯密力主自由貿易的原則。這是亞當斯密考察資本主義國家迅速富裕所做的分析。其後，李嘉圖應用自由貿易的原則於國際間的交換，而創立了國際貿易比較利益說，認為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將有利於雙方。為了有效地發揮自由貿易的作用，亞當斯密建立自由市場理論，反對政治力對市場的干預。從此，自由市場理論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共同的圭皋。

馬克思對自由市場理論有深刻的批評。但是，馬克思批評的要點在於資本主義體系把勞動力商品化，而商品化的勞動力進入自由市場，其結果就會物化了勞動者，並剝削勞動成果。馬克思雖然嚮往未分工化的全人生活，但是他並未否定分工對提高生產效率的作用，也不反對創造更多的財富。

自由市場不僅把人物化，不僅提供資本家剝削勞工的機制，它還會掩蓋弱肉強食的不平等競爭。對於後者，新興的資產階級和民族國家是十分敏感的，因為形式上遵守相同遊戲規則的自由競爭，其實有利於先進的、老牌的、實力雄厚的廠商。因此，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其成長過程，莫不以高關稅、管制進口等等方式，來呵護其新興的本國企業；反之，資本主義強國都會主張自由貿易。19世紀美國、德國、日本等正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都實施高關稅等各種限制進口的政策；20世紀美國積極倡導WTO等國際自由貿易主張，都說明自由貿易掩蓋弱肉強食的本質。

雖然自由貿易不利於新興國家企業的成長，卻能夠帶來民眾消費的需求，而且通常也會促進經濟發展。此外，先進國家富裕後工資上升，讓新興國家資產階級有了競爭的武器，國際貿易對新興國家經濟成長的正面作用日益顯著。自由貿易遂逐漸為眾多國家所接受。台灣1970年代的經濟成長即受惠於國際貿易，2000年加入WTO也是基于這個因素。

因此，國家自由貿易對新興國家的作用利弊互見。但是，還有另外必須考慮的因素：不管自由貿易具有多嚴重的弊病，但如果多數國家已經加入這場遊戲，拒絕者就會被孤立而不容易得到經濟快速成長的好處。這是台灣目前特別需要考慮的因素。

左看：價格與薪資是兩面刃

原本媒體喜歡報導台北市新的土地成交天價，但是越高的天價越是刺激到台北縣市的眾多房奴和連當房奴都不敢想的租屋者。於是20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被召喚了回來。雖然民眾的直接支持與否很難預料，但至少是開啟了最低程度的政治壓力。作為無殼蝸牛一員，我樂見其成。

但我要關切的是，這類型政治壓力的形式要達到甚麼成果才算成功？老實說，從現階段無殼蝸牛運動的社會基礎來看，這個運動看來很大程度上仍會是台北縣市住民中產階級的行動，因為真正被意識到的屋奴嚴重性主要是發酵於北市。若是如此，其政治壓力從一開始就只會是有限的。

在資本主義體系下，所有商品的取得都在過程上轉化成是收入與支出的比例問題。如果無殼蝸牛運動引起的注意和施壓的方式和20年前的那場一般，只是轉化為不滿支出過高的選票壓力。那麼這場運動將會像過去一樣，變成曇花一現的殺價喊爽運動。

發展更廣泛而持續的政治壓力，行動者必須要說服民眾了解，問題的根本就是台灣民眾都受苦的可支配所得比例過低問題。住在台北縣市的人薪水收入或許高些，但卻必須承擔物價水平太高的重擔。而其他地區民眾雖不必面對台北的離譜房價，但就業機會和薪資水平都拉低了可支配所得的比例，所以日子與台北無殼蝸牛一樣不快樂。當不快樂找到共同的結構因子，北部無殼蝸牛才能全國走透透，搞出真正的政治壓力！

康世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右看：扭轉房市回到合理供需關係

「房屋」原本是所有人類社會的成員需要的一個遮風避雨的棲身之所，但過去的成家立業，現在成了社會經濟地位懸殊差異的痛。台北都會房價不斷向上漲，年薪百萬元的中產階級買不起房子，台北中產階級不斷自我感覺向下沉淪。與海外比價的有錢人卻還覺得台北房價便宜，房市可期。

原因就在於受薪階級心中遮風避雨的「家」，在社會另一端的有錢人眼中卻是「投資商品」、資產配置的工具。許多人本是第一代台商在海外打拚多年有成後，回鄉置產。像台北市信義區、大直，還是台中七期的豪宅群，是他們彰顯成就的方式。還有，在低利率時代，部分銀行不願意收受5千萬元以上的存款，造成有錢人與台商從海外匯回來的錢無處可去，所以「玩」房地產就成了金融秩序的衍伸問題。

問題是媒體扮演著沒有批判、只有看熱鬧的推波助瀾，造成供需結構的扭曲，造成台灣社會階級正在明顯重新劃分。

房價飆漲讓許多中產階級感到「有產」遙不可及。房價引起的民怨，甚至間接造成台灣生育率不斷下滑，以及城鄉差距不斷擴大。遺憾的是，目前政府眼中只有社會頂端與最底層，沒有能力為中產階級提出合理的房價政策。馬政府一邊說要降低買房壓力，但房價卻沒有下降的趨勢，還有投資客大剌剌接受媒體採訪，傳授快速買賣獲取暴利的「炒樓之道」，繼續無能的無所作為，加劇的階級戰爭即將因房價高漲點燃火苗。

黃大夏／媒體工作者

■姚欣進（社會評論者）

在當前台灣多元社運抗爭中，不僅許多議題會牽涉到不同利益訴求，導致不同抗爭團體或族群間的矛盾，即使在一個抗爭團體內部，也往往對既定議題有不同的看法。事實上，越是重大社會議題，牽涉到的內外利益矛盾就越多，需要社運團體在內部、或彼此之間理性溝通，以達共識。否則，抗爭力量本已相對薄弱，若再有重大歧異，就更不可能有效衝擊既定利益集團。

社運團體必須經常透過理性溝通凝聚內部共識。但，理性溝通如何做到？它的基本運作原則又是什麼？

簡單的說，化解歧異、達成共識的原則，就是近年來西方學術界所研究討論的審議式民主。相對於過去以投票程序所達成的多數決議民主，審議式民主更強調多數決議的運作過程，乃是建立在理性的溝通、理性說服、理性論辯上。

即，審議式民主雖然同意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平等權力來決議集體的行動，但也認為：民主不應僅只是這平等的投票程序而已，應同時是平等的發言討論權利，並在此基礎上理性論辯；唯有讓大家各自以最好的理由、論據來提出意見，並在理性論辯過程中得出最佳答案，作為共識。

也就是說，這最後的共識不僅是透過平等的投票程序，更重要的是，它是經過每位參與者的理性論辯與檢驗下的結果。因此，若每位參與者都是真誠地討論，並以理性為最高標準來決定大家爭論，則這最後以理性來達成的共識，就不會淪於多數暴力---這也是過去以投票結束爭議的形式民主最讓人詬病之處。

其次，審議式民主在實際運作中不是不能妥協。例如，由於審議式民主需要大量時間深入論辯，但客觀形勢卻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做決定。若審議式民主在未取得理性共識但必須要行動時，權宜之計，即是以當下的投票來決定結果。但只要有人提出更好的論據要求重議，則審議式民主應盡量重啟討論，而非以多數既定決定來壓制。

當然，審議式民主的實踐，遠比一般投票民主要花更多時間，也要求參與者有更深厚的理性素養。縱雖如此，審議式民主卻是扎根性的溝通工作，也是真正化解爭議的最佳方法。台灣社運進步力量若要提昇運動的理性願景，就應從理論論辯的實踐來開始。

■王北固（社會評論者）

西方天主教大批神職人員性侵男童的醜聞，8年前在美國掀起一次國際風波高潮，以陪錢和解而息事寧人之後，最近在上週又爆出更大內幕。8年前和解的背景之一，是今已故當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崇高聲望「壓得住」。現在則今非昔比了。目前風波已擴大蔓延到西歐：愛爾蘭天主教會被英國教會批為「信用崩潰」；德國申訴神職人員性侵的專號電話，達1天4千通、被打爆。而美國律師竟想要法庭傳訊現任教宗。

西方社會主流價值在越戰時代受重創，40多年來始終未恢復正軌，現在又逢全球金融、經濟、氣候災難，人心浮動、焦躁，本不足為奇。而西方基督教世界神職人員大量性侵兒童的內幕邪淫，世人很少注意到兩件事：一是為什麼同為基督教的東方正教社會，這類事極稀少十分罕見？二是歐洲的同性戀文化源頭問題。今天本文專談第二點。

古希臘大哲蘇格拉底與亞歷山大大帝兩人的聯繫關係，在後者是前者學生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的學生之外，就是都屬於男同性戀史上著名人物。蘇格拉底曾在50多歲時，為一個16歲少男，神魂巔倒到了茶飯不思的地步；還好他只是個極貧困的哲學大師，思想之外的人際關係影響力不大。

大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的情況就十分駭人了：他的童年伴讀者，也是追隨他遠征波斯帝國的高級將領赫菲斯欽，深受他的愛戀超過世上任何人、包括三位王后在內；征服巴比倫時赫氏猝死，亞歷山大在積欠遠征大軍數年軍餉的拮据情況下，為他舉行耗費巨資的三千人豪華喪禮，之後不久大帝本人也傷心哀損過度而早逝。

西方社會的戀童癖歸類為同性戀的一種，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人類自上古至今（如印度、阿拉伯社會）的大量老夫少妻匹配，使老男對幼女的性行為「不易」視為戀童心理，因為有原初「正常」的兩性關係基礎；二是最近幾十近百年的西方神職人員戀童癖，主要絕大多數是，中老年男性對於少男與男童的同性關係。所以要從西方歐洲男同性戀文化的源頭探索。

西歷山大大帝的同性奇戀，並非單獨個案，而是古希臘的重要風俗：當時的希臘男性相信，與另一男性交媾，可獲得魂魄、智慧與體能的加持，並以此想法與古希臘的愛智文化、軍國主義結合。這個「精神文化」淵源，完全不同於近世同樣大量流行男同性戀的，奧圖曼土耳其帝國與中國明、清兩代的「純肉體需要」。

而今天整個西方社會的精神狀況，其實並不具備探索討論古希臘文化的條件──早已焦慮、浮躁、迷惘、渙散而失常之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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