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五都選舉，就台灣政治文化的演變而言，是一個值得細密觀察的轉折點。市長候選人的部分，綠營在北部著眼於黨內「天王」布局，在當權的南部則陷入縣市諸侯攻防。藍營方面，除了已經定位的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三大政治明星之外，台南、高雄兩都則在假性初選的同時朝向尋找「超級閃亮之星」而努力。從這樣的趨勢來看，藍綠最後出線的人選，肯定都是政壇顯貴，也就是一輩子翻滾政壇，靠政治吃飯的人。

在五都的市議員部分，目前兩大陣營有意角逐者大致都已經浮出檯面，就名單來看，不出幾種類型。其一是尋求續任的現任議員或是曾經落選的政壇老臉孔，這些人大概也都已經準備一輩子要靠政治吃飯。其次是政客的第二代，他們承接老一輩的餘蔭和樁腳，準備讓政治這一行成為世襲的飯碗。再者，占據相當大比率的候選人是擔任過黨工、立委助理、市議員助理的所謂新世代。

在台灣民主化初期，反對陣營投入選舉的有很多是學運、社運、工運、農運出身的鬥士，也有不少是學者、記者或是運筆如椽的知識分子。即使在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方面，也會象徵性地從學界、產業界或是社會團體拔擢新人。在那個時代，許多投身政治者是先有一個職業或志業，並以此為根基，在政治上尋求實踐團體的理想或擴大公共事務的參與。而今，從候選名單來看，不論朝野，基本上就是職業政客、職業政客的後代，以及服務於職業政客並伺機取而代之者。

由於院轄市市議員薪資優渥，社會地位顯貴，一旦選上，又可視為在政壇更上一層樓的跳板，因此，即使還在黨內初選期間，各不同派系、家族之間的明爭暗鬥已經令人目不暇給。位置的競爭壓過社會階層或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派系的頭人或是天王級的政客，為了鞏固自身的基盤，會使盡手段排除異己，避免新進的「陌生者」進來破壞既定生態的平衡。因此，他們即使要培植新人，也必然是可靠或親近的人，於是子女或家奴型助理就成為優先的人選，台灣政治近親繁殖的現象就此成形。

在此情境之下，政黨本身也只能化身為選舉機器，首要任務在於人選的協調、篩選，而不是政治主張的凝聚或政策的設計。也就是說，台灣的政黨眼中未來最重要的職能是分配、照顧各個不同政客集團的利益，而不是施政的主體。而當政客集團進一步掌握了政黨機器，政治的意義更只能是是當下的利益交易。

左看：應配套調漲

關於去年由政府全額補貼「大專畢業生企業實習方案」，讓各企業以每月2.2萬元薪資來雇用大專畢業生，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指出，受僱的職場新鮮人不應嫌少，因為在去年全球金融海嘯後，「若不是這個方案，他們可能連工作都沒有」。

如果以一般的市場機制來說，王如玄的說法似乎言之成理。況且，這薪資即使不高，也比目前的法定基本工資高。但既然這是市場失靈之後的政府介入救濟方案，我們就應以政府政策面來評估，為何這方案不能做得更好，而非以市場機制來討論此方案。

首先，政府長期以來不斷減稅，以致於當市場失靈時，政府本身資源不足以擴大照顧勞工。因此，這方案就應同時有配套措施，例如，要求企業在雇用薪資上提供起碼資金，而非全額由政府承擔。這樣一來，此方案的薪資水平就會提高，而不致拉低一般薪資水平。

其次，所謂基本工資的計算方式是有問題的。基本工資必須是提供勞工家庭的最低生活費，否則，依照現行的社會救助法第四條規定，政府就有義務去照顧了。依此來看，目前這方案的薪資還是低於最低生活費，而至少應提高到2萬3,870元。

許若仁／社會評論者

右看：回歸市場機制

今日報載，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接受媒體專訪時，指出去年由政府全額輔助各企業的 「大專畢業生企業實習方案」，讓各企業以每月2.2萬元薪資來雇用大專畢業生，受僱的大專畢業生不應嫌少，因為「若不是這個方案，他們可能連工作都沒有」。

這說法被媒體披露後，引起社運界強烈反彈，王如玄補充說，當時是全球金融風暴之後，要找到一份工作非常困難，「新鮮人求職『應先求有再求好』」。平實的說，王如玄這番話並沒有錯，只是一般當事人是否能務實地了解當前客觀職場現實而已。

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就是供需均衡的關係；而這供需關係乃是供需雙方根據自己的需求與條件在自由意願下運作的。在勞動力市場上，求職者就是勞務供應面，但是否被雇用就要看需求面的企業是否需要勞動力來服務了。其次，工資水平的高低，就如同一般市場商品買賣，商品供應若遠高於需求，則商品價格當然就會不斷下降，直到需求與供應呈現均衡為止。

若不是這次政府提供市場之外的額外需求與資金，去年的新鮮人哪來的工作機會呢？更何況，這工資畢竟是高於目前法定的基本工資之上啊！

陳安君／大學教師

■徐世輝（企畫人員）

「瓶裝水是否環保」的議題，在廠商的明快處置下，只引起些許波瀾就快速轉化成「解說不清」之類的行銷技術議題。至於隱藏在議題背後的結構性問題：環保的消費方式，則是暫時消失不見。

本地對於環保與消費之間的關連性，幾乎都是混雜在「消費過程兼顧環保」之類的模糊概念，至於偶而出現的「綠色消費」，則常被詮釋成「資源回收再利用」、「注重產品製造過程對於環境衝擊」。

這樣的看法是商業界在面對環保議題時的主流思維，基本上是認為環保與消費之間可以取得平衡點。然而，西方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卻已經逐漸轉向到「為了環保必須降低消費」的方向上。

主要的背景，首先是環保消費在執行上的困難度。以「資源再利用」而言，金屬、塑膠在理論上都是可以經由熔解後再重新製造的材質，然而，實行上卻有很多難度。回收再利用的塑膠產品，其美觀、結構強度，都難以媲美那些從塑膠原料直接製造出的成品，而且，製造過程所需要的能源，並沒有減少太多；金屬的熔解再製過程所耗用的能源，甚至不遜於從礦石煉製金屬、再製造出成品。此次新聞事件中，被提到的「保特瓶回收重新填充的困難度」，就是典型。

其次，從理論來看，對於地球衝擊最小的生活方式，應該是「降低消費慾望」、「停止消費」，它比所謂的「環保消費」，對於環境的影響要更有幫助。一旦實現這個想法，除了影響廠商生存，還會衝擊到整體經濟結構。因為，商業上的主流經營方式，就是壓低產品售價，然後以此擴大商品的銷售量，所謂的「薄利多銷」，基礎就在於消費量的不斷擴大。在這個運作模式下，「降低消費」將會對整個體制造成致命的打擊。

公部門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例如，歐盟在數年前就已經設立委員會層級的組織，對於環保消費的理念走向極致時，經濟結構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加以研究。目前的進展，大體上還是繞著「企業要創造新的產品附加價值」等老調，簡單的說就是提升經濟的運作效率。不過，相較於公部門，商業界仍是採取保守立場，只要回顧企業界在環保運動狂飆年代，所採取的「環保會影響經濟發展」的觀點，就會感受到，20年前的企業界，比起現在要坦白得多。

業界或許是要化解這個議題的衝擊性，而用「綠色消費」的概念，來強調消費與環境之間仍然存在著平衡點。然而，企業界不願面對環保在經濟上的衝擊，並不表示問題不存在。

■羅德水（教師）

為協助經濟弱勢學童早晚餐問題，教育部日前邀集內政部、地方政府、社會團體，研擬整合各單位資訊相關資訊與協助管道，建置即時反映及協助的支持架構，透過主動發現、馬上關懷、有效協助、輔導轉介，即時協助弱勢學童早晚餐問題。

這無疑是過去一段時日教育部諸多優惠大放送之後，又一政策利多。兒童與青少年是國家的重要資產，我們樂見公部門協助解決弱勢學生的照護與就學問題，惟力推本案的教育部如要贏得各界支持，恐怕不能僅憑藉其善意，針對以下幾個疑慮，教育部有責任清楚說明。

首先，教育部適合做為本案主政部會嗎？我們肯定教育部照顧弱勢兒童的用心，惟弱勢學生之就學與照護，說到底，背後乃是原生家庭之結構性問題，政府部門協助解決早晚餐問題，充其量只是治標，要做到標本兼治，更應從根本輔助弱勢家庭、促進弱勢家庭就業、改善並重建其家庭功能著手。

職是，本案最佳的主政部會顯然是內政部而非教育部，觀諸內政部兒童局之主要職掌，正在於「推動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社區照顧服務」，其工作重點在於：「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結合民間資源，以公私部門共同協力方式，建立服務輸送管道，提供相關服務措施、發掘弱勢家庭，針對案家需求運用資源予以協助，以達初級預防功能。」

我們呼籲政府應順勢整建國家社福系統，以總歸戶的概念，根本解決弱勢學生照護問題；另為使國家有限資源做最有效之管理與運用，行政院應儘速指派政務委員，主動協調內政部、教育部、勞委會等相關部會，確實建立弱勢學生家庭扶助系統，莫任由各部會權責不分，甚至各司其政、各行其是。

其次，本案是否排擠有限教育經費？早在教育部提出前揭構想前，台北縣政府即已實施弱勢學童早午餐免費政策，並分別在去年編列4億元、今年編列6.5億預算，相信沒有人會否認台北縣政府的用心，值得探究的是，這些經費究竟編在教育經費項下，或是社福經費項下？原本就有限的教育經費是否因此遭到排擠？為釋眾疑，教育部與台北縣政府都應該說明清楚相關經費之使用方式。

最後，教師責任的再釐清：即便在公部門未關注急困家庭學生之前，全國各中小學即有許許多多教師在辛勤教學之餘，默默為弱勢學童提供各種可能的照護，教師樂於協助解決弱勢學童用餐問題，惟不宜將其無限上綱成為教師的義務，要根本解決弱勢生照護問題，仍應依循制度面尋求根本解決之道。

歡迎對立報的任何批評指教。請由立報首頁點選「討論區」，或點選 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