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又大打一架，藍綠立委昏倒、掛彩、送醫……不一而足。立法院吵架打架已是例行公事，打仔縱橫國會殿堂，彼此習慣用訕罵和拳頭相互招呼，這種動作片風格的議事模式，台灣民眾早已熟而爛之，見怪不怪。不過，4月21日這一場比較特殊，因為有近百位公私立大學校長到場觀戰，而戰場就在教育文化委員會，藍綠雙方廝打交纏的混亂場面，恐怕既有違國民「教育」的通則，也有失「文化」的顏面。

這次的衝突，主要是因為《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中有關大陸學生來台的修法。雖是教育議題，卻又觸及藍綠陣營兩岸政策的敏感神經。這是台灣的罩門，社會的宿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還在麈戰狀態，陸生來台的議題又掀起新一輪的交鋒肉搏。立法院是整個台灣社會的縮影：動作定型化、思維單一化。長期以往，國民的想像力和社會的多元性勢必日趨萎縮。

教育原是一個國家建構民族意識和文化認同最重要的機制，然則，隨著全球化和網絡化的大趨勢，文化的多元和混同也變得越來越為複雜，為了能夠掌握一個變易中的世界，理解一個可能性不斷擴張的未來，知識的交流是第一要件。一方面是，「知識經濟」的提法甚囂塵上，「知識」以其獨特的力量介入市場，主導經濟，甚至成為「國力」的代名詞。另一方面是，由於市場的全球化，知識的交流與市場的擴張已成為一體之兩面，也因此，幾乎所有先進的國家，都會在教育政策上鼓勵學術的交流和學生的互換。

美國的大學早已像是「吸星大法」，吸盡全世界的腦力來壯大自己的國力。歐盟27國大學各種加強交流、交換的辦法琳瑯滿目。而台灣多數大學都設有「國際處」，專責招攬國際學生，既提供獎學金又照顧其生活，基本上也是這股知識全球化的熱潮所推動。可是，台灣一方面對外籍生廣開門路，另一方面又禁制陸生來台就讀，如此矛盾的教育政策，究竟要延續到什麼時候？

如果民進黨視中國大陸為「他國」，那麼理應比照一般外籍生，對其來台就學提供必要的獎助，於今卻是傾全黨之力阻擋陸生來台，在知識上自我封閉，在理路上自我矛盾，整個黨與國際潮流逆勢而行，這是政治上的返祖現象，民進黨與現代化政黨的距離越行越遠。而從立法院不斷複製的戲碼來看，政治人物定型化的動作與單一化的思維，長遠而言，將嚴重限縮台灣社會的想像力和多元性，值此「知識經濟」的時代，恐怕我們國會的鬧劇，在未來將成為整個台灣社會的悲劇。

左看

資本主義的戰略進攻

剛通過的產創條例，可說是台灣資本主義社會之國家對於受薪民眾基本生存利益的「戰略進攻」下的一環。產創條例，在兩個方面呈現一面倒的照顧資方利益。其一為營所稅稅率大幅降低；其二為土地開放使用。

在營所稅方面，這次產創條例對於企業營所稅高達32％的一次降幅，乃是舉世罕見。其次，產創條例所擬議的17％營所稅稅率，遠低於一般國家水平（中國大陸25％、南韓24％），僅與自由貿易港的新加坡與香港相同。

在土地運用上，產創條例則幾乎全面撤除基本管制規範，對於企業之使用土地需求，大開方便之門，甚至上綱到以公權力直接徵收民間土地資源上！

然而，產創條例僅是台灣資本主義國家全面掠奪社會公共資源轉讓給私人企業的第一步而已。在本會期立法院即將要審議的重大法案中，還有公共債務法修正草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與農村再生條例草案。這三大法案，都是要繼續加深政府負債、降低企業稅賦與全面開放農村土地給企業「活化」使用！

總的來說，台灣政府已到了全面掠奪社會資源、圖利企業的不堪地步。

許若仁／社會評論者

右看

兼顧大小企業發展

台灣經濟要發展，以走出困局，就必須政府與企業積極合作。

台灣政府現在可做的，而且能達到一定程度的效果，不外乎是操控利率、匯率，以在金融資本的流動上，來引領外資、本國企業的投資動向。但這些操控所能達到的，僅止於消極性地引導資金的動向而已，還談不到積極促使企業之長期投資意願落實。

要做到這點，就是政府最有效的法寶了，即稅率的高低與相關租稅上的優惠減免政策。有了低稅賦與各種租稅優惠，才是最有效地降低企業成本負擔，才會讓企業願意就地扎根，擴大投資。以此來看，這次產創條例的通過，就充分的反映了政府在方面照顧了大企業與中小企業。

首先，這產創條例將營所稅大幅降低32％，以17％低稅率讓所有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都能享有這低廉稅制的成本負擔。其次，產創條例同時保留了過去的租稅優惠，如獎勵研發成本、跨國投資的稅賦扣減等，這些都往往只有大企業才能享有，所以此條例乃是兼顧了龍頭大企業的真正所需。

我們可以預見，這將是一個強心針來刺激台灣整體企業的繁榮發展。

陳安君／大學教師

■徐世輝

人民幣升值的議題在近幾月不斷的被提起。西方的主流論述，將這個議題與中國的國際責任連結在一起；中國則主張，升值無法解決貿易失衡，也強調中國做為獨立國家的自主權。

正反面兩種論述都有言之成理的理論依據。但是，從歷史來看，在字面之外，雙方其實另有圖謀。美方是要藉「人民幣升值」的議題，事先向各國預警；中方則是藉由反對升值，向美國釋放「不願重走日本舊路」的訊息。

20年前，柯林頓擔任美國總統時，曾有類似的爭論。今日主張人民幣升值的學者，20年前卻反對「以貨幣升值來解決貿易問題」。例如，曾是本地媒體寵兒的佘羅（Thurow）、曾經參與陳水扁就職典禮的美國政治策士泰順（Laura Thysoon），就曾贊成「升值說」，他們甚至認為開發中國家的低價商品，搶走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克魯曼等人則反對「用匯率解決貿易問題」，克魯曼甚至論證，然後調侃佘羅的「大一經濟學不及格」。

這背後牽動的，當然不是經濟理論，而是政治。

因為，1990年代的匯率爭議，來自於80年代的「用匯率解決金融問題」。當年，伏克爾（Volcker）擔任聯準會主席時，為了解決70年代的經濟危機，連續將利率提高近20％，藉由美國國內的高利率，吸引國際資金流入。這個作法的後果是拉升美元，然後讓美國可以用便宜的價格，買到開發中國家所代工的商品，附帶結果卻是貿易赤字增加，並且延緩70年代經濟危機的復甦。

到了80年代中後期，高利率政策所造成的通膨狀況開始惡化，美國政府開始醞釀另一波的調整。當時，需要解決的是金融問題，可用的民氣則是製造業對於美元升值的反彈。在政治策略上，原本應該有些許矛盾的製造、金融產業，被「其他國家貨幣應該升值」的論述，巧妙的結成同盟。

這個策略的影響，其實頗有「以鄰為壑」的意味。80年代以前的美國與日本的經濟結盟，有一部分就是日本將貿易盈餘轉換成其他貨幣、國外資產、美國公債，一方面避免日圓升值，另一方面，則是配合美國的金融政策。然後，廣場協定，以及隨著而來的日元升值，卻打破了這種結盟關係，連帶讓日本經濟在90年代後一蹶不振至今。

如果從國際的角度來看，今日的中國，與80年代的日本頗有些類似。兩國都是持有美國公債國家排名第一、第二。從政策的角度而言，美國希望人民幣緩步升值，以減緩當年「日本效應」的重現，中方則是根本反對這個策略的思維。

（企畫人員）

歡迎對立報的任何批評指教。請由立報首頁點選「討論區」，或點選 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