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英辯論之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一方面緊鑼密鼓推動「十年政綱」的研擬，另一方面又表示，願意在不預設政治前提之下，直接與中國溝通。顯然她已經意識到，民進黨若是還有奪回執政權的企圖心，那麼，對於崛起的中國不能視而不見、不能再短線操作仇中獨台的廉價語言，讓整個政黨陷入自囚和自我窄化的困境。民進黨要重新取得台灣人民的信任，首先必須要有時間感，能對台灣的未來發展提出自己的藍圖；其次，必須嚴肅面對兩岸交流日趨深化的事實，在指責國民黨傾中的同時，要有能力發展出自己的兩岸政策，據此與國民黨區隔。

蔡英文為了「十年政綱」，已辦過多場座談會，與台灣社會各界廣泛交換意見。觸及的內容包羅萬象，有國際情勢與全球戰略，有環境生態、人口問題，也有國際經貿、社會福利等。蔡英文若是能夠用同樣寬闊的視角對待兩岸議題，那麼，很自然就會與當前的執政黨區隔開來。因為，到目前為止，馬英九領軍的國民黨政權，他們眼中的兩岸關係，就是經貿關係，就是政商關係，這樣的侷限性，是很容易超越的。

另一方面，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就存在著非常強烈的「我」與「他者」的辨別。4百年前剛來到台灣時，「我」是漢人，「他者」是番。後來，來的人多了，爭地搶水，就有「漳泉械鬥」，漳州人和泉州人互為「我」和「他者」。客家人來了，又有「閩、客」之爭。1949年之後，又有「本省人」、「外省人」的區隔。在台灣，二分化的「我」和「他者」永遠是競爭的，是帶有敵意的，而為了「我」的團結，還必須刻意去誇大醜化「他者」。民進黨過去的兩岸論述，說穿了，就是在這種傳統的二分架構下形塑出來的。

兩岸之間，除了經貿，除了二分法的思維之外，恐怕還有許多待探索的領域一直被忽略。這些被忽略掉的部分，就像天文學所說的「暗物質」（dark matter)，雖然無法被偵測到，但並不表示不存在。在宇宙中，可以用光學或磁力學等方法偵測到物質，只不過占宇宙總體的4％，在其他部分，「暗物質」佔23％，「暗能量」佔73％。同樣的，在兩岸之間，能夠被認知到的問題，可能也只是一小部分，有太多屬於「暗物質」或「暗能量」，有待我們用其他方法探索。若是民進黨與中國的接觸能夠讓這些被忽略、被掩藏的部分揭露出來，反而可能促成兩岸關係更完備、更全方位的發展，也就是讓兩岸關係正常化更邁前一步。蔡英文是否能夠從「十年政綱」中發展出新的兩岸論述，就看她偵測這些「暗物質」的能力了。

左看

萬一台灣發生戰爭

在CNN專訪馬總統時，他說：絕不要求美國人民為台灣而戰！

這說法的確凸顯了長期以來台灣在國防上對美國的傾斜。但另方面卻未回答一根本性的問題：目前大陸仍有數百枚飛彈對準台灣，所以是最有可能與台灣發生戰爭的對象。對於如何根本性的避免這場可能的戰爭，馬總統僅提出倫敦經濟政策研究所的論文說：敵對的雙方要化解敵意，就要簽定自由貿易協定。

甚至，陳長文等主流學者亦附和：「密切的文化經濟交流，讓對岸覺得戰爭的成本大於戰爭的利益，就不會有發動戰爭的決定」。

他們的說法，似乎都暗示著只要經濟互動，即可避免戰禍；但他們卻同時忽略了最關鍵的現實是：追求兩岸和平、放棄武力對抗，不是台灣單方面的責任，更是「雙方」都必須做到的責任。

雖然，我們承認「經濟交流」可以增加大陸在發動戰爭的效益成本評估，但這僅是片面的看待問題；卻未能根本性的降低大陸發動戰爭的前提、也就是台灣民眾最關切的：台灣人民是否擁有對未來的民主自決權。

所以，倘若在大陸政府未能承諾「尊重台灣人民的民主自決」之前，馬總統就輕易放棄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對台灣的武力協防，則是一廂情願且危險的作法。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

美國會保衛台灣嗎？

馬總統接受CNN專訪時表示：「絕不要求美國人民為台灣而戰」引起震盪，輿論譁然，一來這表面上是表達和平、不願犧牲美國子弟，但另方面，卻代表對中國示好、與美劃清關係。

在此同時，美國在台協會也反擊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藉美保台」說，美方公開表示：「樂見兩岸簽署ECFA」。

綜上，我們似乎可研判，台灣在美國的版圖中，已非昔日圍堵赤色蔓延的海上長城。尤其，歷經陳水扁8年不斷依恃美國、挑釁中國的政策後，殘酷的事實是：美國已無意繼續玩此遊戲，台灣戰略位置不如往昔。

在此新美中台三角關係中，美國的利益卻不會減少，尤其美國看準台灣在拉法葉、幻象機採購後，與法國交易軍火的意願奏減，相對的，台灣未來的軍武採購需求，美方都將成為最大甚至唯一的軍武採購對象。亦即，對美而言：中國的生意照作、台灣的軍武照賣！

所以，在此新時代台灣自救的最佳方案，應如馬總統引證倫敦經濟政策研究所的論文：「敵對的雙方要化解敵意，就要簽定自由貿易協定。」亦即台灣要根本性的遠離戰爭，唯有參考聯合報的陳長文教授之意見：透過緊密的文化經濟交流，使大陸認為戰爭的成本遠大於戰爭的利益，就不會有發動戰爭的決定。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每當談及現今學校所實施的科學教育，尤其是在五四或愛因斯坦之類的科學家紀念日前後談論此話題時，總會聽到「台灣能培養出大量優秀的科技業人才，但為什麼鮮少培育出能在理論上發展出獨到創見的大科學家？」這類疑問。這個存在已久的現象當然無法以單一原因充分解釋，但要在當前學校實施的科學教育現狀中尋到蛛絲馬跡，卻並不難。

放眼坊間可見的科學相關書籍，無論科學家傳記、科普書籍或雜誌，無不強調：科學思維的培養以及理論發展、應用革新等，皆立基於對事物現象的觀察、對現象差異背後原因的不斷探索求證，以及對探索結果的總結思辯。但當前國民教育採用的自然科教材，其編寫思維卻恰與前述原則背道而馳——「由於（編輯者認為）某些科學原理是重要知識，因此將其編入教材，由教師講述與各種課堂活動來證實理論的正確性，藉此將科學知識導入學生腦中」。而對特殊現象的發掘、原因追溯與總結思辯等關鍵幾乎完全淪為「用來證實教材正確性」的、時間不足時可以省略的工具性手段。

這樣的編寫思維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前面的問題提供部分解釋，也給科學／科技發展外的其他領域帶來了許多隱微的負面影響。

其一，此編寫方式影響了絕大部分教師，讓教師們「自然而然」地採用「由學生配合教師（或教科書）設定之程序」的教學方式，藉教師的手否決學生對學習內容甚至教學方式的決定權。更具體地說，即便師生在課堂上的互動再怎麼多元活潑，最終還是得收束至教科書的架構乃至教學進度之下。

其二，一旦這種「先假設教科書為正確，再找方法證實其正確性」的思維內化為學生的習慣，則當學生之間發生衝突糾紛時，將使學生更難自力進行糾紛排解。無論對成人或兒童而言，凡是企圖排解糾紛，就勢必要先放下情緒、重述歷史過程、還原雙方動機原貌、對照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之間的差異、甚至釐清隱於雙方動機背後的價值預設。以此為基礎，才可能促成雙方互相同理、自我省察。而透過此種方法排解糾紛，正和「不斷透過現象追溯原因」的科學方法異曲同工；換言之，若是科學思維的萌芽發展被現行教學模式延緩、削弱，學生理性處事的能力亦會隨之受限。由此觀之，當我們發現某些人會在遭遇衝突糾紛時「先將自我設為正確一方，再設計說詞證實自己是對的」，也就不需要太過驚訝或感嘆人心不古了。

（下週續，文教工作者）

在ECFA辯論後的一週內，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對中國政策，做了黨史上繼13年前許信良前主席「強本西進」倡議功敗垂成之後的一次大翻轉，蔡的「不設前提與中共進行對話」，究竟是「民進黨向中國傾斜」的第一步，還是補足民進黨「台灣法理主權獨立下之世界政策」的最後一塊拼圖，至今雖猶未能解，然蔡英文的路線能否獲得綠營基層認同，卻仍在未定之天。

然而，綠營基層是否支持蔡對中國的「積極交往、大膽對話」，在當前中國崛起現實的重要性──如果還存在的話──其實愈來愈無足輕重。翻開史頁，從毛時代的「解放台灣」敵對，到鄧時代《告台灣同胞書》中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後雖在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1995到1996年間發生台海導彈測試，再到2005後再次強調「一中各表」及現在僅談「反對法理（de jure）台獨」，2009年台灣官方得以觀察員身分參加聯合國週邊組織世界衛生大會（WHA），馬政府則於同年中斷連續17年向聯合國叩關的入／返聯行動。雖說現仍有百千枚導彈瞄準台灣，但中國官方對台灣地位的認知，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已逐漸寬鬆，殆無疑問。

中國的崛起與對台政策的寬鬆化並非偶然。從中國的地理位置來看，其崛起不免要處理東南西北各方的關係，其中尤其是太平洋另一岸的美國，以及美國冷戰期間的盟國日、韓，尤其是後兩者，無論在商務關係與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性，都令中南海必須更加強感應這兩個受美國核傘保護、同時也是OECD成員國的工業民主國家感受，這也是中國官方必須塑造的形象：一個上升中的柔性霸權，強調經濟發展機會更甚於軍事威脅。

從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轟炸機炸毀、2001年南海中美戰機相撞事件導致一名飛行員死亡中展現的克制，以及2008年北京奧運、2010年上海世博表現的大國姿態，北京方面試圖塑造一個和平、發展、不稱霸的國際形象，而所謂的「台灣問題」，不過就是大國和平崛起戰略下中的一個秀場。

只能說，台灣意識的議題設定讓民進黨贏得了權力，但台灣意識此時卻又反過來造成正面因應「中國因素」的障礙，此時正考驗著民進黨如何在在野去扁化的歷史脈絡下，再界定其全球化時代下的國族主義論述，以及由此而來的經貿發展大戰略前景。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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