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會在國際公關形象造勢與帶動中式經貿潮流之外，時代背景上與中國最近幾年的社會轉型，有相當的互動。而社會轉型這件事，基本上是個「雙性」現象：新生事物有好的、進步的，也有不好的、迷失的；所有的主政者與主流菁英，都希望發揚好的、進步的一面，防範或消弭不好的、迷失的一面。

問題在於，轉型產生的新生事務，大部分是原本社會並無經驗（包括主流菁英的判斷與選擇在內）的無根性浮動物，它的好與不好，一時很難分辨認清，進步之中常夾雜著迷失。在社會實際情況而言，轉型、進步、新生事物，將對於原本舊有結構進行改造或解構，基本上必然會發生不穩定的變化。而這個不穩定也有好的與不好的兩方面：以新易舊、以進步取代保守封建當然是好的，而迷失與判斷謬誤就是不好的。

上海世博會之前的兩、三個月內，中國發生兩起成年兇手在小學、幼稚園行兇連續殺害殺傷十數學童的「怪」案，世博開幕不到10天的母親節，又發生中年男性持刀殺老母、親人、鄰居的兇案。前兩案都引不起主流菁英的注意，媒體評論界只有微弱的聲音，說是轉型社會中有些困難者對社會仇視心理的惡性發洩，卻沒有勇氣說出「仇視」源自經貿成長帶來的貧富不均。第三起案件發生後，終於有些微弱的聲音，說是錯誤迷失的模仿行兇犯罪。

這個「模仿論」有一個側面證明：母親節濺血事件前3天，中國北部的一場房地產說明發表會演講，遭當場聽眾對主講人擲鞋。

這個比較鮮明、直接與「典型」式的發洩不平，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模仿兩年前的美國前總統小布希在伊拉克演講遭執鞋事件──此事後來在全球被模仿了好幾回，有一次是相當「幽默」的倫敦街頭擲鞋成海。

擲鞋模仿的「非」暴力未濺血抗議方式，可以使大家暫時不用驚駭，冷靜地思考一下，模仿的來龍去脈。這隻鞋子可能提供了三起模仿血案的答案。

美國社會的槍械管制問題與持槍濫射無辜，自雷根時代以來已經爭論了近30年，其中的一大隱性轉變，是被射殺的無辜者，漸漸轉向校園學生或公司同事。前者與目前全球性的大學生躁鬱症潮流有複雜關係，此事尚未見全球思想主流注意；後者與最近幾年美國經濟危機失業潮有關。

持槍濫射無辜，本來是美國白人「獨有」現象，最近幾年模仿性的蔓延向兩個方向：一是向亞歐資本主義富裕進步社會，如德國、荷蘭；二是美、加社會與大學校園，出現亞裔行兇，先是韓裔，繼而有數起中國留美學生。

美、加亞裔與華裔模仿白人殺無辜者，透過媒體的報導與移民潮小道消息的傳遞渲染，並夾帶著「行兇者被官方判為精神病患」的說法，進入中國之後，造成有些憤恨不平者心存僥倖、而模仿行兇濫殺無辜。

世博會的光耀、進步、歡騰、富足、公關之餘，主流菁英應該低頭看看、想想：人民現在正向什麼新鮮事務「學習」。

左看：不是代溝，是階級鴻溝

報載部分電子業廠商抱怨現在的年輕人能力差，工作態度不好，只想要「錢多事少離家近」不肯打拚，都是被慣壞的寶寶，並批評教育沒有把學生教好。廠商此類言論迴避了廠商自身的薪資待遇以及職業訓練問題，固然不值一駁，但這種言論之所以經久不衰、一再反覆出現，則反映了某些根深柢固的結構因素。

這種常見的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草莓族」等等議論，通常以代際矛盾展現出來，動輒以過去的種種表現來和現在作對比。另一方面，代際矛盾也體現在發言者自居師長地位，故而動輒抬出教育說事。但仔細檢視，其對比標準往往高度選擇性又高度模糊，比如此報導中提及的赴大陸駐廠一項，2、30年前科技公司派赴大陸常駐工廠的例子本就不多，如何對比？扯上教育也是不倫不類，再以報導中的外語能力一項為例，今天學生的平均外語能力未必很好，但要說比2、30年前差，則恐怕是無稽之談。

歸根到底，這類言論反映的不是代溝，而是階級鴻溝，從一心搾取最大利潤的資方角度出發，員工自然永遠不夠耐操好用、不夠刻苦耐勞、永遠能力有待加強。

李亮／文字工作者

右看：教育無辜，創新為王

抱怨年輕人不肯吃苦耐勞，大概是古往今來所有長輩的天性。日前報載科技大廠老闆在座談會上紛紛抱怨時下年輕人專業能力不怎麼樣，外語能力更糟，老闆們更直指學校教育沒有培養學生足夠的能力，空有學歷。然而，此番言論立刻引來許多批評，直指這些企業薪資不足以吸引人才，卻反過來要求政府補貼、學校加強訓練，要員工賣命，才應該自我檢討。這些言論重要的不是誰是誰非，而在於其中透露了產業時代的客觀變遷。

過去在簡單加工出口工業盛行的年代，工作內容相對簡單，員工需要的技術層級較低。這種工作確實比較要求穩定、肯吃苦以適應生產線的需要，同時學校培養出基本能力之後，近入職場皆能很快上手。但今天的產業早已轉型，高科技產業的工作需要更靈活、複雜的技術，與學校教育的落差自然加大。同時，整個社會也不再是唯製造業導向，而是充滿多元的機會。

事實上，過去那種靠代工、cost down的傳統製造業營運思維已逐漸行不通了，要邁向微笑曲線的兩端，新一代年輕人正可以發揮其創新能力，也可以給已經老化的廠商新的刺激。

王放／政治評論員

節譯■葉興台

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世界各國的菁英階級已成為眾矢之的。來自美國城市郊區的茶葉黨正對紐約、華盛頓和好萊塢所謂的自由派菁英斥責和怒吼。歐洲的民粹煽動家，如荷蘭的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怒責菁英階級姑息穆斯林。在泰國，來自東北部偏遠地區的紅衫軍，也對軍方、曼谷的社會和政治菁英斥責和怒吼。

民主的第一原則，在於政府施政必須基於人民的同意，即便政府並不是獲得過半民意投票的政黨所組成。世界各地對民選政府的怒吼，反映民意越來越不受到重視，民主國家有越來越多民眾認為，沒有人代表自己的利益，他們感到不安和憤怒，因而譴責菁英階級。

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地處處可見，但理由因各國而異，美國的民粹運動就不同於泰國。在美國的民粹運動中，文化和種族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攜帶槍枝的風氣，以及對選出一個受過哈佛教育、說話像法學教授的黑人總統感到不舒服。

在泰國，紅衫軍的怒吼，起因於偏遠地區民眾意識到獲得大企業、軍方和泰國國王支持的統治階級，忽視他們的權益，泰國前總理塔信似乎與眾不同，他用自己的財富協助偏遠地區發展，偏遠地區民眾感念他慷慨的贈與，讓他成功連任總理。

專制、粗魯和自大，塔信可說是泰國版的貝魯斯柯尼（義大利總理），2006年一場獲得泰國中產階級支持的未流血軍事政變，導致他被迫下台，這群中產階級身穿代表泰國王室的黃衫，而還滯留在曼谷的紅衫軍，則是為塔信所進行的復仇。

在歐洲，歐盟逐漸擴大的權力、未受控制的移民和經濟全球化，正在挑戰國族認同、各國政府作為代表和共享民族文化的感受，痛斥多元文化主義，並警告西方國家可能伊斯蘭化的民粹煽動家，也在利用可能失去國族認同這種恐懼感。

全球化正在創造富有和新貧階級的感受，為當前不分國界的民粹運動火上加油，在此同時，促成全球化的新科技，被民粹運動人士用來動員群眾。

美國茶葉黨的女英雄莎拉‧帕琳，與其說是電視和廣播的產物，不如說是微網誌（twitter）和部落圈（blogosphere）創造出的產物。事實上，公共辯論由主流媒體轉戰到網路，協助打破傳統菁英──報紙編輯、政治專欄作家、學者、政治人物──的權威，在網路空間，任何人都可以發言，這無疑更加民主，卻讓人民更難從真理中過濾出廢話，或從傳統的政治辯論中過濾出煽動。

不管在歐洲、亞州或美國，民粹運動的論調在於菁英階級的權力太大，支配小老百姓，小老百姓的聲音被自由派、多元文化主義者和城市佬的聲音淹沒。這是一種常見的民粹妄想，在美國是由廣播脫口秀主持人所鼓吹，在歐洲則是由基爾特‧威爾德斯這類的人所鼓吹。

就某種程度而言，這些菁英階級只能怪自己。歐洲的移民政策始終是一團混亂，不滿者很快就被視為種族主義者。而在支持迫使塔信下台的軍事政變後，曼谷的黃衫軍幾乎沒有立場譴責紅衫軍用同樣的非民主方式來逼迫現任政府下台。美國自由派也經常對嘲笑鄉下人的品味和習慣感到愧疚。

然而，還有另一種方式來觀察全球興起的民粹運動。傳統菁英階級的真正問題也許不在權力太大，而是太少。對政治菁英的缺乏信任，與懷疑民選政府沒有多少權力有關。人們懷疑，真正的權力存在於其他地方──華爾街、非民選的歐盟官僚體系、皇家泰國陸軍和泰國王室。

在不確定的年代，人民最渴望的是魅力領袖強有力的領導，承諾為人民做牛做馬，掃蕩貪污，支持小老百姓對抗自私的政客，以及對抗有不同習慣和宗教的外國人所造成的威脅。不確定的年代不利於民主，因為民主政府的施政可能越來越不重視民意。

為了重獲尊重，民選政治人物必須展現更多權力。美國總統歐巴馬呼籲加強管制金融市場，這點絕對沒錯。在歐洲，歐盟必須更加民主化，否則各國政府必須減少派駐在布魯塞爾的代表。

泰國可能面臨更嚴峻的問題。仰賴塔信這種富豪並非提升民主的最好方式，仰賴軍事政變或王室介入當然也不是。多數泰國人認同軍方，但討論王室卻被視為違法。如果連討論都不行，民主注定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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