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證券市場發生原因不明的大震盪，道瓊指數瞬間下跌近千點。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跌幅如此巨大，破了世界證券交易史紀錄。據傳，這個空前快速的股市跌落，是由於操作錯誤或電腦程式設計不當所致，因而普遍被認為是意外事件。但是，並非所有人都相信這是意外事件，例如，美國總統歐巴馬就擔心是否是一種新型的恐怖主義犯案方法，因而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我們也不認為這純屬意外事件。我們並沒有獲得什麼內幕消息，確知屬於陰謀分子的破壞。我們認為，在後金融海嘯時代，國際金融震盪空前激烈，股市的大起大落將頻繁發生。即使這次華爾街股市大跌源自人為疏失，或陰謀分子的破壞，華爾街或美國政府制定了可以有效防範這些人為疏失或蓄意破壞的措施，這種大起大落還是可能發生的。換言之，股市的內在邏輯將會造成金融的激烈震盪，無需技術失誤或陰謀破壞。

金融的大震盪，就如氣候的大起大落。過去一年來，世界經歷了氣候的暴冷暴熱，暴旱暴澇。科學家已經發現，溫室效應不但造成全球平均氣溫上升，而且導致氣候極端化，熱的固然更熱，冷的也會更冷。這是因為大氣中的熱能增加，自然的漲落就會更激烈，表現出來，就是冷熱極端化。同理，國際金融大氣倘若含的通貨量太多，一樣會產生大幅度的金融漲落，表現出來，就是有些地方遊資太多，因此造成泡沫現象，如近半年來亞洲國家的房地產市場，有些地方十分窮困，或發生財務危機，如近幾個月的希臘。

氣象的極端化，一個重要的根源是，近半世紀以來，溫室氣體排放過量；類似地，世界經濟變動極端化，重要根源來自銀根過分寬鬆，各國通貨發行過量。溫室氣體的過度排放是工業革命後，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過度生產所致；而通貨發行過量，則是為了克服金融海嘯，各國政府力求以發行國債，刺激投資等方式為之。兩者都是人為過度的干預，終於造成大震盪、大波動的後果。

兩者雖然機制類似，也同樣會造成嚴重後果；但是也有相異的地方。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全球暖化畢竟是物理現象，人為干預（排放過多的溫室氣體）需要經由自然規律的運作；金融海嘯還涉及人的利益，貪婪，其運作的機制難以預料。由此觀之，金融的震盪更難預防，危害也可能更嚴重。

左看：法西斯、史達林紅場同歡

5月9日，北約軍隊有史以來首度踏上紅場，與俄羅斯軍隊一起慶祝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紀念日。東西集團軍事力量在後冷戰時期和解，蘇聯解體後多年來的非正式與正式場合，兩方陣營仍互打心理戰，如今俄羅斯總統主動邀請NATO聯合閱兵是好的方向。好處在兩邊陣營的執政者將較少有藉口耗費大筆軍事預算、支持軍工產業集團。但明眼人都看到，對抗納粹的勝利紀念意義，隨著俄羅斯國內的法西斯運動持續上漲而變色。

希特勒納粹黨的興起有兩層意義，一是軍國主義式的國家動員，二是種族主義的社會歧視與隔離。當年史達林等蘇聯領導人，將對抗納粹定位為社會主義祖國保衛戰，也就是兩個國家體系的對抗，又為了減少希特勒威脅，才與西方陣營合作。於是從1941年蘇聯同盟國陣營開始，反法西斯種族主義歧視與隔離的社會進步觀念就趨於末位。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烏克蘭境內都開始出現新法西斯運動，社會政治學分析發現這股運動仍然繼續成長。近年來4、5月間，俄羅斯境內各大城市都有趁著勞動節或是勝利紀念日的法西斯集會遊行。當「俄羅斯是白種人唯一的俄羅斯」這口號日漸蔓延，東西軍事合作看來絢麗，卻從未意圖消滅社會種族主義的溫床。

康世昊／博士後研究

右看：後冷戰的戰爭紀念和解

俄羅斯9日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紀念二次世界大戰戰勝納粹德國65週年閱兵典禮，這是蘇聯瓦解後規模最大的戰勝紀念閱兵，十萬餘部隊參加，除俄軍外，冷戰時敵對的美、英、法等北約部隊，也首次踏上紅場參加分列式。俄國邀請北約軍隊紅場閱兵，表示歐洲整合的實質內容更為豐富。再者，歐洲與美國甚至中國等各國領袖也受到邀請，當年俄羅斯最大敵人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也正式出席。套句BBC在莫斯科的記者所說，這一具有象徵意義的做法，顯示冷戰時期的敵對情緒已經被淡化。

俄羅斯總統麥維德夫以行動，促成政治學上所說的「實質合作」的機會，放棄地緣政治學說這一俄羅斯國際關係學的主流理論。他的動作和發表演講宣示：「我們應當記住，戰爭不是瞬間爆發的。如果在邪惡面前退卻，不去理會它，那它就會不斷積蓄力量。」某種程度上，這次65週年的慶祝式，讓俄羅斯找回在國際政治上的重要角色。

俄羅斯領袖或許是領悟到，必須積極出擊，連結東西合作戰勝共同敵人的歷史記憶，創立合作空間的新基礎。畢竟在後冷戰時期，政治學大師杭亭頓所預測的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對抗已確立，受近來炸彈案所擾的俄羅斯再次選擇了西方來應付共同敵人。

黃大廈／媒體工作者

■姚欣進（社會評論者）

台灣民生困苦的普遍現象，已到了無從掩飾、無法迴避的現實。一些最淺近的數據，就可舉證這是毫不誇張的判斷。

據統計，目前台灣社會所得最低的5分之1家庭、286萬人，連續7年儲蓄為負數，連平日的基本生活開銷都已入不敷出。第二低的所得組、436萬人，儲蓄率亦僅7.13％，只堪勉強維持基本生活而已。上述最低兩等分之家庭收入者總人數達7百萬人，約佔台灣總人口的30％，也就是說，幾乎將近每3個台灣人就有一位是貧困與次貧困者！

針對這現象，當下的解決之道應是如何呢？

有些關懷這些民生困苦現象論者認為，基本上，這應由自主性社福團體之民間公益服務來解決，而非仰賴大有為的政府以社會福利國家之方式來運作。理由是：民間社福團體的公益服務是志願投入，有其無私愛心來承擔工作重擔，不計報酬、超時工作、真正關懷受服務的貧困案主。這在工作效率、成本效益上，都遠高於政府僵化的官僚體制、顢頇行政。其次，一旦我們將民生困苦的問題交由國家機器來經營管理，則不僅喪失了公民社會自主力量的發展，更進一步造成國家機器獨大、威權管理的惡果。

筆者認為，這看法似是而非，雖有部分正確，但整體方向不符現實、也是不可行的。

首先， 台灣幾乎所有社福團體的經費來源，最大比例是向政府爭取服務案之收取勞務服務費（按服務案件量來計酬），平均約佔50％至70％；其次是社會捐獻，平均約佔20％至30％；其三是政府專案補助，佔一成多；其四才是社福團體的公益買賣收入，約佔不到一成。換言之，一旦脫離了政府提供的資源，台灣幾乎沒有一家社福團體可以自主存活，更別說是提供社福服務了。

其次，社福團體的服務工作，基本上，都只是局部性、治標性、防堵性的社會工作，而非針對社會結構性、整體性、根本性的病徵來根治的。事實上，不僅是最弱勢的貧困民眾需要社福，一般中下階級以下的民眾，都需要一般性的社會福利，包括生態環境公共化、醫療健保公共化、教育公共化、媒體公共化、大眾運輸公共化等。這些普遍性與根本性的公共利益，有哪一項不是一般民眾所迫切需求？基本需求，難道可以透過社福團體的服務工作來普遍滿足？

民間自主性的社福服務當然是必要的，但它只能在整體性的社福政策、社福國家運作下才能發揮功效。兩者之間有主次之別。

■王北固（社會評論者）

希臘債務危機3、4個月以來，先引發歐盟內「豬群」國危債跟進，再造成歐元區與歐盟貨幣危勢、接著引爆美國高盛投資公司詐欺內幕，而現在已蔓延成全球性的債信危機與股市恐慌。

歐盟經貿龍頭德國再三攔阻之後，終於在最近因希臘願接受柏林要求減少公共支出的條件，而應允放貸援救雅典。歐盟貨幣的神經中樞歐洲央行，前天決定成立6百億歐元的緊急基金，以此為基礎並延伸到其他援貸金融力量，一面救希臘，一面防止歐元區債信危機擴大，一面築股市防火牆。

以德國經貿金融力量的雄厚與態度立場力持審慎，只要西方金融災難火苗源頭的美國，不再爆出如高盛案這樣出人意表的驚悚劇，大約可以挽救歐盟與希臘的危機，而不必如兩個月前德國有些在野聲音，要求把希臘逐出歐元區之外。

現在暫事喘息時，可以冷靜梳理一下渾水亂麻。希臘勾住歐盟頸項不放，終於迫使柏林點頭伸援手救爛攤，理由有兩方面。第一是如上文所述，希臘債務已形成整個歐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現狀的準骨牌情況，隨時可能一推二倒繼之三四五六，最後全面崩潰；歐盟不像美國以美元套牢全世界與華府「共進退、同生死」，歐元若崩潰，在回頭拖累美國之前，可能歐洲自身先糜爛，所以柏林盱衡再三之後，仍不得不同舟共濟。

德國救希臘，其實是要救歐元區「豬群」國，以及穩住希臘的重要鄰邦巴爾幹諸小國；前者之中有歐盟50年前原始創立國義大利，後者會影響前華沙公約國（波、捷、匈、雙斯洛……）對歐盟的向心力，也就是後冷戰20年德國辛苦經營出的、經貿金融重組大歐洲的「軟霸權」。

第二是希臘這個十分奇怪的「夾縫」國家，經濟上夾在資本、社會兩主義縫裡大半個世紀，文化上夾在東正教、斯拉夫文化與西方文藝復興源頭縫裡6百年，政治與軍事上受英挾持、抗土耳其、心戀俄羅斯老大哥、又在美式北約之下討生活的複式夾縫至今。

其中一個早已為世人遺忘的關鍵是：二戰後侵希臘的納粹敗退後，民主選舉本來已產生共黨政府，1946年是英國以三師兵力強行逐走，重新「建立民主」之後不久再納入北約，用來防俄。英、美、俄三強逐鹿雅典，西方資本主義當然要為窮困希臘埋單，結果卻是美、英白撈軍事戰略利益，而德國至今仍不得不當冤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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