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於對受害者施以援手，結果反被倒打一耙。其實，不只人生如此，國家的命運亦然。

才沒多久前，2008年中爆發的兩房金融風暴，歐、美跨國銀行一個個瀕臨倒閉危機，結果因為「太大，以致於不能倒」，各國政府傾其全力，甚至是無條件入市救援。當時買單的納稅人雖然明知吃虧，但也只能全面認賠，僅希望經濟能早日重回穩定軌道。

如今，那些「太大，以致於不能倒」的銀行已經安度難關，但卻開始扳起臉孔吹起國家的獵殺號角。希臘等國的主權信評危機，不只是單純的赤字問題，而是債權銀行憂心債權回收風險所發起的第一場戰役。

這場戰役的遊戲規則很簡單。當年被迫幫銀行買單的政府，現在必須開始為了償還銀行債務，想方設法、勒令人民縮衣節食。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已經紛紛通過財政緊縮法案，從公務員薪資到退休保障，都得設法瘦身削減，才能擠出更多的剩餘還給債權銀行。

悔不當初莫過於此。昔日若因銀行「太大，以致於不能倒」而讓救市獲得超級正當性；那麼，為何人民生計福利「太重要，以致於不能縮水」的道理就說不通，而必須被債權銀行當作刀俎魚肉？如果說2008年的救市紓困，可以集納稅人之力填補銀行的債務黑洞，那麼為何債權銀行就不能以同樣的邏輯，勾消國家所積欠的部分債務？

說穿了，這是活生生的階級問題，金融資本無論得意或失意，必如蛆般地吸吮人民。

更可疑的是，德國最終出手救援希臘，與其說是基於歐盟的休戚與共，倒不如視為著眼於銀行利益的拯救。由於希臘債務與歐洲，包括德國銀行的融資息息相關，故一旦希臘宣布破產，勢必損及德國銀行的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德國總理梅克爾可說是充分玩弄了兩面手法：一方面間接拿德國納稅人的錢來保障本國銀行利益；二方面則是藉著德國人民的怨氣，強化希臘遵守財政緊縮的承諾。其結果是，債權銀行仍穩坐贏家，德、希兩國人民則是互不對盤，卻依然雙雙淪為輸家。

希臘危機及其因應作為，隨後英國又跟進選出保守黨的卡麥隆首相，似已說明了全球政治風向行將大變。但這究竟是1980年代打著削減政府赤字的柴契爾—雷根新自由主義革命再次復甦？還是歷史教訓終將讓人在最後關頭做出明智的判斷與抉擇？這將是本世紀第一個10年的超級試煉。

左看：花蓮真的適合人居？

近日媒體大幅報導最宜人居的都市排名，花蓮位居榜首，在快樂感受的指數也漲幅最高。我們想問，花蓮真的是最宜人居、最快樂的縣市嗎？如果不是，要如何才能快樂？

據統計，花蓮在23縣市的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排名上，花蓮倒數第4。經濟衰退率、實質失業率與痛苦指數、離婚率等負面指數，多年來都是在第一、二名間徘徊。

或許有人質疑：花蓮的就業困境不能當作最主要的快樂指標。若我們仍參考同樣是以自然資源起家的「最快樂窮國：不丹」相對比，會發現當地免費的醫療、教育，是貧困人民快樂與否的關鍵。

反觀花蓮的教育：偏遠小校瀕臨廢校，往往在原住民部落的偏鄉補助下才勉強維繫。至於花蓮的醫療，雖然花蓮市有門諾、慈濟、花蓮三大醫院，平均每位醫生照顧的病人少，照理來說醫療品質佳；但醫師均集中在花蓮市，至於廣大的花蓮縣中南區的醫院資源卻嚴重不足，甚至產生一句順口溜：「病人直的進去、橫的出來。」

雖然目前政府舉辦徵才博覽會來增加就業，但僧多粥少。若要真讓花蓮快樂的方法，則需從根本做起，即學習不丹善用慢活經濟的策略，一邊補貼地方教育、醫療及大眾運輸，另方面發展出兼顧生態、與生活收入的「綠領」新經濟。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有土地才快樂

過去4日，聯合報提出一系列的「縣市施政與城市意象大調查」，調查赫然發現，原居偏鄉的花蓮不但是全台最適宜居住的縣市，高達9成的民眾認為居住生活環境最優：此外，其快樂指數上也增加最多，許多人認為「住在花蓮最快樂」！相對的，是基隆市、台北市和雲林縣，因為交通、房價、污染等多樣因素，使得不到7成的民眾認為適合人居。

我們看到，幾乎各縣市政府皆已「天然資源」來作為本錢，有天然資源的離島、偏鄉，人們因為相對擁有低房價，所以特別快樂。反之，住在都市的人們，因為經濟壓力、子女擠明星學校的壓力，所以非常不悅。

過去，許多唯物主義者會笑稱這些居住偏鄉地區的人們「是否是無知的窮開心？」，探問：「究竟快樂是什麼？」相對的，唯心主義者會不斷的讚頌這種偏遠、放逐的生活，鼓勵大家向偏遠地區看齊、自我放逐。

無論是唯物或唯心，我們都看到一個共同點，在今日的台灣，經濟壓力愈來愈成為不開心的根源；相對的，東部或離島人們的快樂，或許來自一畝田，當失業時，大地母親留給他們維生瑰寶樸實而有用。馬政府是否應重新思考：如何避免農地被破壞，讓無業返鄉的人們，得以重新拾起鋤頭、躬耕自食？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倪世傑（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希臘債務的窟窿讓整個歐元區陷入愁雲慘霧。首先是歐元大跌已經超過15％，直接影響歐元的購買力，其中尤其不利於歐洲第一出口大國德國的經濟表現，德國的出口商品或許會獲利於貶值的歐元，增加出口競爭力，但沈重的進口原物料價格將對德國民眾生活帶來壓力，更麻煩的是德國持有希臘大量國債，如果希臘在兩週前決定放棄繼續留在歐元區，可以想見希臘賣給德國大銀行大約3百億歐元的國債，收回來的機率就相當渺茫了。這也是德國首相梅克爾為何急於在聯邦議會提出貸款希臘的方案，但民眾似乎並不領情。

德國民眾的反對理由相當簡單，指責希臘政府長期借貸寅吃卯糧不說，長期收到歐盟的補助卻毫無長進，就連兩地勞工退休年齡與勞動條件都拿來做比較，因為德國在社民—綠黨聯合執政期間通過的哈茨方案中，不斷的減少失業者的社會福利，以及延長勞工得以領取養老金的退休年齡，相對之下希臘勞工卻往往在55歲即得以退休。這些批評都帶有一些族群歧視的味道，只差沒公開大聲說：「你們這些希臘人都是一群騙子跟懶漢。」這也是德國民眾對梅克爾的希臘援助方案大幅反彈的原因。

希臘危機充分暴露了著重財政紀律精神的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是多麼的不切實際，但德國財長蕭伯樂（Wolfgang Schaeuble）與梅克爾都覺得做得還不夠，因為財政紀律優先的精神並未落實，所以才會出現希臘危機。但現在看來問題遠遠超出財政學的範圍。未來，倘使歐元區大國齊力對付希臘，希臘民眾將不僅難以維持過去的生活水平，甚至會因為欠債還錢而落到相當悲慘的境地。德國民眾大可以說活該，但德國人別忘了，當年希特勒上台的背景，不就是被凡爾賽合約下的戰爭外債壓迫到不行的結果？難道德國希望看到另一個希特勒在希臘重現？更別忘了，希臘還位於主宰20世紀人類歷史發展的巴爾幹火藥庫區域，再燒一次，是不簡單，但從未來希臘的命運來看，似乎也不會太困難。

■洪致翔（文教工作者）

在〈現行科學教育的潛在副作用〉一文中，筆者曾提及：科學思維／態度的培養，必須以其對現象的廣泛觀察、強烈的好奇心為基礎，進而針對觀察所得，探索其內在聯繫或差異的形成原因，不斷總結、再驗證，才有可能將科學方法內化為習慣的一部分；並粗略陳述教科書編寫與教師講授方式對學生科學思維發展的負面影響。然而即使學生遇到了有心將「培養科學思維／態度」設置為教學重點、大膽嘗試揚棄現有教科書甚至課綱的教師，其科學思維／態度的發展之路仍將面臨許多障礙。

障礙之一來自於過低的師生比，亦即大班制。由於以「培養科學思維／態度」作為主要教學目標，初期教師勢必需要運用遠多於現行模式的時間，盡可能地建立利於學生進行各種互動討論、提出問題、根據現階段觀察所得相互延伸提問、相互強化初萌生的好奇心的學習氛圍。然而當教師必須負責橫跨數班、每班30人以上的教學工作時，教師能投注於此的時間即大幅減少，亦難以保證教師心力不會耗竭。

障礙之二則來自於對「成績」這項考核工具的依賴甚至偏執。前述各種培養科學思維／態度的必要歷程，諸如廣泛觀察、保持好奇、持續探索等，不僅難以化為標準化的分數或等第，甚至根本不適合作為標準化評分的標的——學生們對不同現象各自產生的觀察與好奇、或因同一現象而萌生不同角度的觀察與好奇，本來就沒有優劣分別可言。然而但現行教育制度不僅大量採用標準化的等第評分和紙筆測驗成績，以作為考核學習成效的主要方式（也幾乎是決定升學結果的唯一方式），甚至到了「得到成績，才算是獲得學習成果」的程度。因此，即便實施了每班20人以下的小班制，企圖透過教學實踐來變革現狀的教師，仍要面臨最強烈、最無可閃避的、來自校方與家長的質疑與挑戰。

換言之，最關鍵的障礙，還是在於「以培養科學思維／態度為重的教育方式」難以和現行升學主義體制相容；不僅是教科書與教師講授方式，而是整套升學主義體制都在對學生的科學思維／態度噴灑殺草劑。

由此，我們除了重新省思繼續擁護現行升學體制的必要性外，也應積極找尋現狀下可行的替代方案。例如起碼在大班制的現狀下提高師生比、推廣試行以評語（包括學生自評與教師回應）取代等第分數等等，才能為企圖變革現狀的教師或家長提供更具體、更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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