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媒體大量報導富士康事件，從第10跳、第11跳、第12跳，幾乎每一次的員工跳樓自殺案件，就是一次媒體高潮的營造。媒體對數字的興趣，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高亢過。每一次的報導，似乎都在預告下一次的高潮。但是，到目前為止，依然只有數字，沒有名字。每一個跳樓的員工，似乎都只有計量的意義，沒有血肉之軀。

如果是自殺事件，那麼每一次的悲劇都應做為個案，慎重處理。也就是說，每一位自殺者都應該可以從其留下的蜘絲馬跡，譬如日記、遺書、通訊、生前對話……探索其厭世的原因。他們有名字，有身世，有快樂，有悲苦，有情愛，有怨妒……再怎麼說，他們都不應該只是一個被用來累增的數字。但是，到目前為止，媒體週而復始的報導，除了數字，還是數字。

就像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那》這部小說中所說的：幸福的家庭一個模樣，不幸的家庭各有千秋。發生在富士康廠房的每一樁悲劇，其背後，當然都有一個個別的、不幸的故事。如果大老闆郭台銘真的重視員工的死活，那麼，他就應該要求對每一個案做細緻的調查和分析，從而找出悲劇的源頭，找出防堵的辦法。如果媒體真的重視這些連環自殺事件，那麼就應該認真追索每一樁不幸事件背後的故事，就應該對一個個獨立的生命有所陳述。但是，沒有！到目前為止，除了數字，還是數字。

也就是說，媒體對待報導的對象，和郭台銘對待員工，其實是同一個態度。對郭台銘而言，每一名員工，只不過就是他所擁有的80萬生產大軍的一個單位，只不過就是薪水帳冊上的一個記號，是勞動市場上的一個商品。郭台銘是擁有龐大資本的買方，量購勞工的生涯，買斷他們的青春。員工如同免洗餐具，用完即可拋棄。尤其是，富士康採用的是講究「科學分工」的泰勒生產模式，勞動者在精密規劃的生產線上被零碎切割，時間被嚴格控管。在產能、良率和利潤均大幅提高的同時，勞動者卻成為一具具血肉機械，沒有生涯，沒有未來，沒有生命的意義。

同樣的，媒體對待連環自殺事件，也只看到數字，看到「郭董」對累增數字的疲憊和困惱。他們的鏡頭和筆尖之下，沒有生命，沒有個體，沒有故事，沒有意義。勞動者在他們眼中和在資本家眼中一樣：貧賤而廉價。這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實就是媒體記者的連環跳：在時間的壓迫和媒體大亨的生產線控管之下，一個個爭相尋求自我了斷，了斷專業，了斷知識，了斷人的基本價值。

左看：記者需要工會

在媒體在報導富士康員工跳樓的新聞，多半將問題轉為個人化，如談死者之一為精神病患、其他皆因「私人原因」；或者炒作跳樓可獲理賠等議題，暗示跳樓者可解決家庭經濟困境。而面這類冷血報導，我們推斷應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台灣媒體老闆因畏懼郭台銘的壓力，或記者擔心被鴻海直接控告，所以被迫全盤接受鴻海公關室或者有利於鴻海的解釋。這反應著記者為了飯碗，所以不得不做違背己意的報導。

另種可能是記者本身，在面對各種勞資爭議時，習慣接受「企業」單方面的答案，以至於無從做到平衡報導，更遑論有反省力的檢視事實真相。即因已接受利潤至上的意識形態，故記者在認識、經驗上都毫無反省力。

要改變前者，需讓記者有集體的力量來支撐，使其得將所思所見，得以無所畏懼的將財團強權，以客觀、理性的方式向社會大眾報導。至於後者，則需深刻的在職再教育，同業間的相互學習。

要達到這兩項工作，台灣社會需要具有學習力的記者工會，因唯有工會的集體力量與公民的監督力量相結合，才能阻擋財團黑手影響客觀報導，並落實媒體作為第四權、保障大眾知的權力，同時，對報導真相記者的工作權才有最基本之保障。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台灣的媒體有良心嗎

觀察台、港、中三地媒體對於富士康的報導，會發現中國的記者較尖銳的質疑台商，而香港的媒體則強調跳樓的驚悚，台灣則是除了驚悚，更的死因歸因到死者身上。

我們可看到，台灣的記者，稍有平衡報導習慣的，是強調跳樓是「多因性」，參考大陸暢銷書《我在富士康的日子》，探討從自殺者的家庭、個人抗壓性，到富士康機構龐大無法照顧到每一人，最終轉向社會、勞動部門的失責。俗話說「人人有責任就人人沒責任」，結論暗示不能將所有責任都推到鴻海身上。

更糟的是極力為郭董卸責，甚至大談死者之一為精神病患、其他皆因「私人原因」，尤其令人髮指的是「一人跳、全家笑」的冷血標題。稍有人性者都難以苟同。甚或意有所指的說，其他廠也有類似情形，並非鴻海特別糟糕。

相對台灣的，是有媒體戒嚴的中國媒體，他們既同情工人，甚至進廠時也無所畏懼的直接挑戰郭台銘，他甚至被激怒反駁「我可以不開放你們進來採訪」！難道，台灣的媒體連大陸的記者都不如嗎？

正視媒體的角色，應找出主客觀的最終真相，同時針對其他公司可能的類似情形加以徹查。甚至，追究官方責任，讓勞工被逼跳樓的悲劇不再上演。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倪世傑（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兩韓情勢劍拔弩張，自從南韓政府上週公布天安艦沈沒報告以來，美國終於又找到了機會重回東北亞，已經很久未曾見到美國國務卿如此頻繁的在短時間內穿梭於首爾、北京與東京之間，希拉蕊‧柯林頓會如何評估她的東北亞之行？我們的確不知道，但可以推敲出來大概會是什麼。

先看看台北方面的發展。美國國會研究處亞洲安全事務專家簡淑賢（Shirley Kan）公開指稱台北的軍方與外交部門對北韓的態度過於軟弱，美國及日本都全面支持首爾的立場。沒錯，華盛頓現在要的是大國的表態，而台灣不過是其牛刀小試的修理對象罷了。

北韓週邊的大國，不多，只有兩個：俄羅斯與中國。先前才有一份流出的機密文件指出克林姆林宮的新外交思維是重新與美國與歐盟修好，並吸引外資進俄羅斯投資。但現在卻因北韓事件的確橫生了俄美歐關係友好化的變數。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李雅金弗羅洛夫（Igor Lyakin-Frolov）27日表示，除非能夠100％證明北韓是擊沈天安艦的真正元凶，否則俄國政府不會支持制裁北韓的任何決議案。

俄羅斯的確有其擔憂之處，一旦北韓傾覆，它將直接在朝鮮半島面對美國勢力，這同樣也是北京所不願見到的。如果胡錦濤能夠在這幾天安排一場首爾行，態度將不言而喻，但即便北京對平壤有諸多不滿，但他寧可因不表態而開罪青瓦台，也不願意破壞做為緩衝區的北韓所提供的戰略利益。對當前的北京而言，最擔心的主要是一旦北韓內部出現動亂，美韓聯軍一方面乘虛而入，另一方面大批難民跨越鴨綠江。這或許也是平壤所擔心的，一旦情勢不穩，民眾開始北撤突破北方邊境，這或許也是北韓突如其來的在中國邊境集合軍隊，但對象未必是人民解放軍，槍口指著的極有可能是自己人民。

這場仗打得起來嗎？美國寧願冒著與俄羅斯與中國交惡的風險不惜一切與北韓開戰？或許，最好的答案，就是北韓海軍的確沒有發射武器攻擊天安艦，但可以預料的是，至少直到6月2日南韓地方選舉投票之前，李明博都將繼續武裝起強硬的姿態，而長達數年之久謾罵式的外交攻防，或許會是兩韓緊張事件下唯一的出路。

■洪致翔（文教工作者）

自教師會針對北縣活化課程發動遊行後，雖然關於這項政策的爭議或討論並未因遊行結束而驟然降溫，但卻似乎步上廢除死刑爭議的後塵——許多相對具體的、較易通過客觀事實進一步檢視驗證的問題，例如「是否真會排擠外縣市師資」、「是否確實有助於提高學習效果」等等漸被淹沒；同時，互持異議的雙方情緒逐漸掩蓋論理、甚至演變為雙方互作道德指控的局面；其中，支持者指控教師會「逃避教學工作」、反對者指控主政者「犧牲學生童年換取政治前途」等說法尤其常見。

我們當然可以懷疑：北縣府的相關決策者與執行者們，可能對此政策的推行抱有某些無關公共利益的理由——或為名、或為利、或為自保、或為便宜行事。儘管這種懷疑在「查獲具體證據」的情況下，很可能產生阻擋政策推行的實效，但對於異議雙方的溝通幾乎不會產生任何正面效果。因為我們同時也可以想像得到，這些人之中也會存在著「由衷認為此政策真的對學生有益」的公僕，這種指控對他們而言不但毫無溝通說服之效，甚至會激怒、強化其原有主張。

同樣地，部分家長固然是基於解決課後照顧問題、甚至基於減輕補習費用負擔而選擇支持加課，但也必須承認，確實有另一群家長是因為真誠地認為、甚至直接在試辦過程中感受到對子女的學習產生正面效果而決定支持這項政策。而且，這兩種心態經常是在同一人身上相互交融、相互支持，所以，雙方都將心力集中於「找出異議者可能會有的道德缺陷且加以攻擊」，並不能改變眼前的僵局，只會招來更多的道德指控與嘲諷。

然而，若其中一方能主動、正面回應相異主張中「非私心」的部分，並付諸具體行動，打破僵局絕非難事。例如，教師會大可以進行內部號召，鼓勵會員從自己的任課班級出發，檢視、參考活化課程試辦過程中確實產生過的正面效果與成因，且嘗試透過自己的教學實踐發動小範圍的「教學活化改革」——例如將鼓勵自主學習、實踐與學習相結合、生活情境與學習相結合等各種與「活化」有關的教學原則引入自己的課堂。那麼，一旦這些由教師自身發起的改革實踐經由個案推廣成風、廣泛獲得超越縣府活化課程試辦的正面效果，屆時「活化」效果既已達成，原本依附於「活化」的「加課」當然就成為非必要之舉；而「教師逃避工作責任」之類的嘲諷，更不會再有立足之地。

總之，透過推動活化來解除加課的必要性，雖然不是最能立竿見影的方式，但長遠來看，或許會是更有效、更容易以事實服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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