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看：還波帕人民一個公道

美國總統歐巴馬聲稱要為墨西哥灣居民向英國石油公司BP討回公道，卻有一封發自「印度波帕毒氣犧牲組織」的「討債信」揭露美國政府的偽善。

信件先是肯定歐巴馬譴責BP造成墨西哥灣大污染接，著提醒道：美國自己的跨國公司「碳化物聯合公司」1984年造成波帕毒氣外洩事件，導致2萬5千名印度民眾死亡、50萬人受傷，事後公司執行長瓦倫安得森被遣送回美，6名印度官員被判刑2年，但很快保釋，迄今跨國企業或美國官方未曾對此事負責或道歉。因此，「印度波帕毒氣犧牲組織」要求接手碳化物聯合公司的道化學公司應善盡企業責任，有義務清理遺留在現場的龐大毒物，也要求歐巴馬與印度政府合作，善盡道義。

「生態債務」意指全球資源的不可回復，是因發達國家消耗大量資源，導致環境無法再生、大地難以生養之窘境。美國歷史學家津恩（Howard Zinn）認為，美國歷史是一連串「適者生存」的歷史，印地安人被殺、黑人被奴役和殖民地的哀嚎等等都是血痕淚跡。歐巴馬意圖為國民討債時，美國在其他地區的生態債務，也理應全力清償！

鍾秀梅／大學教師

右看：再生能源的契機

英國石油公司BP在美國墨西哥灣闖出「漏油」大禍之後，美國總統歐巴馬宣示發展再生能源的決心。在此重要時刻不僅強化其政策的重要性，也為歐巴馬帶來政治轉機，可謂「危中之機」。

如果大家記憶猶新，該不會忘記歐巴馬在其就職演說中，強調要讓美國扮演著減緩氣候暖化的先鋒，因此發展再生能源出口為其策略；除了增加就業機會，也為外國市場打通路。因此《美國經濟復甦與再投資法案》對於再生能源的預算，投資超過8百億美元，用於城市與鄉村的再生能源設備與技術的投入、補助低收入戶改善生活環境和汽車系統適用再生能源方案等。

美國的危中之機，當然也是台灣的機會。馬總統於前年宣示《再生能源法案》，其內容除了減碳、綠色造林、太陽光電與LED等六大重點產業的發展，似乎看不到對市場的貢獻，到底這項政策可以帶來多少就業機會？台灣的再生能源經濟，可否仿效美國成為「出口」的可能性？ 還是台灣的再生能源的生產，只能是像富士康的「血汗」代工廠，生產便宜太陽能電板，卻無法掌控其技術？

胡在北／企業人員

■王北固（社會評論者）

3週前中美戰略與經貿對話北京熱潮的同時，是南韓天安艦事件疑雲的急劇惡化，美國發動媒體攻勢，在國際上迫中國採取譴責北韓立場，並與南韓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中國總理溫家寶急訪南韓、日本解套之後，拒絕美國國防部長訪華，並且抗議美與南韓韓軍事演習，中美軍事交流急陷入低潮；接著是6月9日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在華盛頓演講，再度迫北京對天安艦事件採取傾美立場，而北京軍方出現強烈批美的聲音。

這個僵局之中，是中日南韓濟州島會議後3天，鳩山閃電辭日本首相職，而執政的民主黨推出菅直人繼任。菅上台與美國總統歐巴馬熱線通話，被媒體形容為「草根性通話」，避用兩人皆有「左」背景的說詞；而新日相順應美國要求不立即訪華，使之前鳩山政府的親中疏美路線正式結束，有助美日緊張以及東北亞僵局的雙重緩和。

穆倫演講後兩天，菅直人發表上任後首次演講，強調在日美盟友基礎上加強對亞洲國家的關係，明指對中國的戰略互惠與對南韓的「未來」夥伴關係，並重申要對俄簽二戰後和平條約而結束領土之爭，最後輕鬆地以爭取婦女票源，來凸顯他原出身日本社會黨的左翼背景。

菅演講的用意相當高妙：先強調日美盟友基礎而同時兼顧對華戰略互惠，修正了之前鳩山的親華疏美，但距離原先自民黨的親美疏華仍十分遙遠；對南韓的「未來」關係，擺明了眼前並不深涉天安艦事件爭執；對俄立場是老生常談而日本已長談了幾10年；臨尾不忘提醒他左翼出身這一點，很可以玩味尋思一番。

鳩山下台時拖著小澤一郎同時辭民主黨幹事長，目的在避開金脈案輿論之靶的負擔，並促進黨內團結，這是媒體公開的解釋。媒體避談的，才是鳩山挪移乾坤手腕。

此前民主黨的「小、鳩」體制，以二人原出身自民黨重要菁英而言，仍是中間微偏右性質，這是自1993年小澤發動分裂自民黨以來一貫路線，而以在野勢力逐步聯合社會黨，形同以右「消化」左。而現在小澤退菅進，實際上是民主黨轉為中間微偏左了，未來若形成主流，自民黨就真的一去不返了。

美國扳倒「小、鳩」的「激戰」，實質所獲有限，卡在日本強大穩重的左翼力量隱形成長，則美國「依日」而圍朝鮮半島的戰略，把握也有限。

■姚欣進（社運評論者）

10餘年來，隨著台灣經濟不振以及過去多年來積累的各種利益矛盾、錯誤政策（如教改、環保政策）的執行惡果，以及主流政黨與利益分配機制無能、無法妥善處理，都造成台灣社會各領域裡，各方利益當事人以及民眾持續自發性或有計畫地，進行不同程度、方式的多元議題抗爭。

然而多年過去了，自解嚴以來掌握國家機器的政黨輪替了兩次，不容諱言，台灣社運力量卻是依然微小、散沙一片，量的擴增、質的提升都未見起色。更嚴酷的事實是，歷經多年來社運抗爭，許多領域的抗爭力量不是早已面臨原地踏步、墨守成規的地步，就是處於青黃不接、隔代斷層的傳承危機之中。

筆者所熟悉的一些社運朋友，已從當年稚氣未脫的大學生，到耗了好幾年延畢於研究所或轉戰不同職場、卻仍未忘情於議題抗爭的30餘歲「老生」了。另一方面，近日卻不斷遇見新起一代年輕朋友，依然如當年一代真誠關切、熱情參與新的議題抗爭，只是特定議題或場景雖有變異（由當年的貢寮反核到今日的反蘇花高），但抗爭資源依然薄弱，方法依然如手工業式簡陋，迴響依然不足，抗爭成果與投入的人力成本依然不成比例。

然而，這些現實資源貧乏、運動力量的不足，絕非是命定式注定民間自發、自主力量就不能實質發展，甚至脫胎換骨。

關鍵在於兩方面。其一為有效地管理、掌控運動資源。即，將任何能掌握到的資源、條件發揮最大效益，甚至如槓桿原理般轉化為不成比例的效益；以及如何將目前隱而未顯的不利條件轉化為有利條件，借力使力、串連多元資源為最大綜效等等。

其二為，精確地掌握當前社會矛盾關鍵，並能前瞻性地提出長遠發展路線，與可欲、可行的理想願景。

前者乃為社運團體內部如何組織運作的挑戰，後者乃為整體社運方向發展的基本路線問題。兩者相依相成，缺一不可。也就是說，一方面在深刻而長遠運動路線的方向領導下來實踐發展，另一方面，社運團體自身不斷做好內部的知識管理（傳承運動經驗與教訓）、行政管理（將運動資源做最佳效益化的運作），與人力培訓（包括運動者對自身運動角色的自覺生涯規劃等）。

台灣社運力量唯有在這兩方面來努力耕耘，否則原本資源、條件就嚴重不足的現象，內部力量渙散、抗爭工作不扎實的多年瓶頸，就注定將繼續重演。

台灣社運界別無選擇，唯有及時開始實踐這兩方面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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