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報載，正在研擬《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的銓敘部，欲將「遲到早退」納入罰則規範。

反對者認為，現行的「公務人員服務法」老早就有這樣的規定，何需畫蛇添足？雖然言之成理，但陳腔濫調會說第二次、第三次，總有原因。實際上，還是有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公務員在內，對於將「遲到早退」納入考績罰則，樂見其成。

長期以來，公務員幾乎是缺乏任事積極性的代名詞，倘若連基本的上下班都會摸魚幹私事，難道不該施以懲處？甚至某些公務員也未必反對這樣的「改革」。實際上，台灣的公務員未必個個工作輕鬆，但癥結在於勞逸不均，「基層吃緊、高層緊吃」情形時有所聞。倘若能夠扭轉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挑出老鼠屎，不失可行良策。

但請注意「不得遲到早退」納入《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所擴散出來的言外之意。所謂《基準法》只是最低的強制性規範，就像勞基法的種種規定一樣，符合標準是理所當然，在一個正常的環境下沒有任何雇主會因為符合勞基法而大肆張揚或被表揚，因為那是「義務」，除非在這個底線之上還能作得更多、更好。否則，60分及格只是起碼的門檻。

質言之，將公務員不得遲到早退納入《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按理不應該成為議題，除非公務體系的螺絲已經鬆到無以復加，並且還自我感覺良好。若然，則真正該改革的，絕不只是遲到早退如此這般的小問題。

或許有人會認為那是一種對公務員的長期刻板印象，實際情況並沒有那麼糟糕。但問題在於，即便是刻板印象，恐怕都有自我實現的可能。例如，台灣多年來最火紅的工作職缺便是報考公務員，報考人數之多、錄取率之低已經到了紅海殺戮之境。試問，全世界哪有這樣的盛況？台灣真有那麼多老老少少拚了命要把一生奉獻給國家、為人民服務嗎？若否，則其他多數的報考者又是所圖為何？

現代社會因為分工益精，使得文官體系的膨脹難以避免。因此，公務員愈來愈多倒不是問題，因為那是反映社會的需要。此外，所謂「小政府」也未必是良策，因為人更少不但辦不了事、辦不好事，同時業務外包也製造了更多問題，甚至產生了更多的「隱藏性公務員」，並導致了同工不同酬、不同保障等不公。

文官體系改革，重點不在瘦身，而是擇優汰劣，或許等到有一天，考公務員不再是一窩蜂的熱潮時，就是台灣公務體系體質精進的證明了。

左看：炒土地的火車頭

因花東經濟環境惡化，長期以來「高失業、高離婚、高失學、低交通便利」是花東人亟欲擺脫的惡夢，然而這次兩黨所提的東部發展條例卻包含糖衣與毒藥兩部分。糖衣包括取消營業稅率，以緩和高物價並照顧一般民眾消費利益。並給予「花東居民50％的飛機與鐵公路票價補貼」、「補助國民教育學生的書籍費及雜費」來降低生活壓力。

在此同時，卻將可能圖利財團的政策埋藏法案內：未來，公有土地租賃出售、地目變更，可不受土地法、國有財產法與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的限制。更詐的是，前述糖衣政策的經費已將由此土地收益以基金方式支出，使好壞兩政策包裹一起炒，逼著飢腸轆轆的民眾只好吞下去。

事實上，花蓮產業新希望應是朝向有機、精緻觀光，但當海岸被財團壟斷、良田、綠林皆化為房地產，那麼花蓮還有什麼特殊條件發展高品質的慢活觀光？而花蓮人殷殷企盼的經濟是否終成幻影？

更糟的是，此法的影響不僅只於東部，其乃繼產創條例、農再條例之後，又一炒作公有土地的惡例。此例一開，包括離島在內的各種偏遠地區，皆可以其特殊性為由，訂定排除國有財產法、土地法的開發草案，此乃貨真價實的惡法火車頭。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有總比沒有好

在即將展開的立法院臨時會中，有個易被忽視卻影響深遠的「東部發展條例」。

此法草案爭議最大的部分是對公有土地變更的鬆綁，未來「公有土地者，目的事業主關機關得辦法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此外國民黨版甚至排除了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對租賃期限權限的限制；甚至有新版本強調大型開發案不需經由環評會議，可由地方政府逕行通過。由此看出在處理土地問題上，的確可能有地方擴權、以公產圖利財團之嫌。

雖然此法的土地開發條例有諸多弊端，但話說回來多數地方民眾仍引頸期盼此法通過，其動機正是因經濟衰敗導致高失業率，及其衍生的社會問題，是東部民眾心中永遠的痛。所以，當兩黨提出仿造產創條例的降營所稅的創意，應用於東發條例而免徵營業稅時，大家當然會期待更低的生活費；另方面，此法案也提出「補助國民義務教育學生的書籍費及雜費」又或者「給予花東居民50％的飛機、鐵公路補貼」，更令在地人感到窩心。

所以，那怕人人都知曉這叫政策買票、或者西部民眾公幹其未設排富條款，這些批評對於長期有被拋棄感的花東人民來說，都感到一絲絲暖意。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倪世傑（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現年74歲的國際足球總會（FIFA）會長布萊特（Sepp Blatter），終於實現逾30年的夢想，讓世足賽首度移師非洲舉行。截至目前為止，除了法國捲鋪蓋回家最令人驚歎不已以外，這次南非世界盃的焦點，無疑就是那一支長達一公尺的塑膠喇叭：可以達到140分貝的「巫巫茲拉」（vuvuzela）。

巫巫茲拉讓許多歐洲球員與觀眾大喊吃不消，葡萄牙隊的C羅（Cristiano Ronaldo）就表示「這讓各隊選手都很難專心打球」。然而，有著濃厚歐洲根源的FIFA會長布萊特卻獨排眾議：「非洲和南非的足球就是這麼一回事，噪音、激動、跳舞、叫嚷、樂趣。」巫巫茲拉就此過關，從南非對墨西哥的第一場比賽開始，如蜂群般的低音號聲就在你我的耳邊響起，餘音三日繞樑不絕。

布萊特對巫巫茲拉的定調，讓許多左派與後殖民傾向的評論者大感振奮。對左派而言，巫巫茲拉無異是南非低下階層所發出的噪音，這個噪音，無非展現了濃厚的非洲認同，而後殖民主義者更是緊抓著這一點，歐洲球迷沒有資格對南非足球的儀式與傳統指指點點。如果說巫巫茲拉是南非足球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跟英國球迷在足球場會大合唱《天佑女皇》（God Save the Queen，英國國歌），日本棒球迷在球場中以管樂吹奏振奮士氣，美國籃球迷在主場以「defense-defense」（防守）的吼叫聲為主場球隊助威一般，都是一個國家球賽的傳統，來自歐洲的的球員與球迷，應該放棄歐洲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別再以高等民族自居，狂妄地對其他風土民情品頭論足。

但是聲響從來就不是如此中性。聲響當中，尤其是「噪音」，卻往往是由有權力的群體所發出，美國作家凱澤（Garret Keizer）不忘提醒我們：在工廠中工作8小時的勞工承受的噪音，遠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又是誰讓這些工人在巨大的噪音下工作呢？又為何非裔與西裔的民眾一再反映居住環境中惱人的噪音呢？又是誰讓他們幾乎只能住在充滿噪音的環境？

如從凱澤的觀點出發，左派與後殖民派所捍衛的不過是表象，這一次世足賽掌握權力的是南非球迷，只有他們，才得以憑藉人數上的優勢，決定在球場上要發出什麼的聲音。但這些論述其實都躲不過馬克思的洞見：這場爭論中的贏家不是你們當中任何一人，而是此刻數錢數到手軟的巫巫茲拉生產、銷售商啊！

■洪致翔（文教工作者）

對一般教師或家長而言，「學生根據教科書或參考書的內容主動發問」通常都是件令人高興的事。因為即便純粹只是考前抱佛腳，這樣的行為也多半能讓師長或多或少產生「主動學習、積極好問」的印象。但是當孩子在考前複習的情境下提問，提出的問題卻又連教師或家長都忍不住萌生「為何而學」的質疑時，抉擇就複雜得多了。

「哪些昆蟲屬於完全變態、哪些昆蟲屬於不完全變態」即是一例。這類題目早已是國小自然科的公認必考題，無論在習作、參考書、測驗卷中都會頻繁出現，若不要求學生背誦相關資料，勢必難以順利取得分數。但另一方面，這項「知識」除了背起來用於考試答題外，在生活實踐上幾乎別無意義——就防治蟲害、醫藥研發、乃至於利用昆蟲促進農業生產等各方面而言，「昆蟲所屬的發育歷程類別」皆非所需的核心知識。至於愛好觀察昆蟲或有志保育特定昆蟲的學生，其好奇心與實踐動力既不來自於背誦各種昆蟲的發育型態，這項背誦也不會使好奇心與實踐動力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即使某位同學將來以「昆蟲的變態發育與內分泌」之類的題目作為研究主軸，「某昆蟲屬於完全變態、某昆蟲屬於不完全變態」也不會是需要常駐腦中的資訊。

儘管我們可以按照資料，直接列舉哪些昆蟲屬於哪一類變態發育，甚至可以附帶補充相關的記憶訣竅，讓學生輕鬆應付考試，然而這麼做，也就幾乎等於宣布「只要把時間心力用來學習教師講授或補充的內容就好」；也等於承認「學習的最大目的就是為了通過考試」、承認「師長的職責就是直接對學生提供答案」。況且，若直接提供答案並要求背誦，就必須承受學生失去學習動力與興趣、甚至從此將考試視為「學習的終點」的風險。

因此，我們需要更積極地探索「告訴學生答案並要求背誦」以外的其他選項，例如鼓勵學生透過各種管道查資料、藉此學習篩選資料並進行歸納，甚至在較充足的條件下，讓學生認識到「教師無法、也不該為任何問題提供標準解答」、引導學生反思學習該項知識的意義與目的等等。因為如果缺乏足夠、可行的替代選項，一旦師生家長共同面臨考試壓力，就很難不被「別管那麼多，先背起來應付考試再說」的慣性思維拉著走。

同時，我們也該針對「何謂知識」、「何種知識該被編入教科書」等問題重啟討論。否則，這類幾乎只能在考場發揮作用的「豆知識」仍將存在於教材與試題、繼續讓更多師生家長誤認為「學習就是一連串無趣的、專為通過考試而作的前置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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