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第4屆20國集團（G20）高峰會議，是一場複雜而規模巨大的國際經濟政策角力競賽。國際經濟會議從來就是國際經濟角力的競技場；但是，我們認為本屆G20的高峰會議具有幾個特色，而將成為經濟強權角力的里程碑。本屆高峰會議既有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之間的角力，又有發達國家彼此之間的矛盾，使得高峰會議顯得格外複雜。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所謂國際經濟會議，從來就只在歐美日本經濟強權內部進行，大部分亞洲國家，以及中南美洲和非洲國家都無緣參加，只有被宰割的命運。即使在二戰後美英資本主義國家為對抗共產主義的蔓延而建設的布列頓體系，基本上也是由美歐日等少數強權控制，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完全沒有發言權。這情形到了20世紀末東亞崛起，才開始有了轉機。1999年出現的20國集團，雖然是為了因應亞洲金融風暴，也反映東亞經濟崛起的現實。即使如此，新興國家要到兩年前的金融海嘯爆發，才開始受到國際既有經濟強權的重視。

既有的經濟強權對於東亞經濟崛起絕非坦然接受，而是重重阻擾打壓。中國近10、20年來備受指責，或稱侵犯人權，或稱民主不彰，或稱違反智慧財產權等等，不一而足，是歐美經濟強權重重阻擾的例證。然而，這重重阻擾並未能中斷新興國家的經濟成長。甚至，當源自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金融海嘯重創了世界經濟，卻只有新興國家迅速恢復，成了帶動世界經濟復甦的火車頭。在這個背景下，20國集團於2008年11月首次舉行國家元首高峰會議（之前只有20國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行長會議），新興國家的聲音開始受到重視。可以說，20國集團高峰會議是新興國家開始獲得發言權的里程碑。

前三屆高峰會都在金融海嘯驚濤駭浪中舉行，比較能夠同心協力。然而近半年來，各國逐漸從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於是，自私自利、爾虞我詐的資本主義本性就復出了。首先，美國為解決高失業率問題，強力要求中國的人民幣升值；藉指責中國政府操縱匯率，美國企圖迫使人民幣完全商品化，由市場調整價格（即匯率）。其次，美國也要求各國繼續保持財政刺激的政策，活絡消費市場，藉以增加美國商品出口，達到降低失業率的目的。但是，歐洲國家卻由於政府財政赤字過高引發債信危機，因而普遍採取控制預算的政策。美國與歐洲國家就在這個問題上槓上了。

於是，本屆20國集團高峰會議不但相互角力，而且也不限於既有強權與新興國家之間的對抗，而延伸到歐美國家之間的爭執。這顯示世界經濟秩序正面臨大改組的前夕。

左看：該說的還有很多

3月份時，美國有一則新聞意義重大，卻被多數媒體忽略。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國會的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表示，他承認自1981年以來美國高額補貼國內農產，並將這些農產大量出口的政策，破壞了如海地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能力，自己也參與其中的錯誤政策如今造成了嚴重後果。柯林頓此言無疑給左翼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提供了新的證言，連帶的也指向了美國透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機構的網絡，向發展中國家施壓的作為。

當然，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不振，不能全怪美國；這些國家本身的政治經濟結構也要負很大的責任。但即使在這一層面，美國依然負有責任。如果不是美國以強大的經濟甚至軍事力量支持，許多親美的專制腐敗政權根本無法成立。美國為了維持其全球霸權而進行的政治操作，是在農業經濟利益之上的更根本關鍵。

儘管柯林頓可能已經是美國第一位承認自己的政策造成他國貧困的前總統，值得嘉許，但該檢討的其實還有很多。

李亮／文字工作者

右看：誠實的政治風範

如果你聽慣了台灣政治人物的官話與蠢話，那麼這條漏網新聞將令你耳目一新。3月10日，一位美國卸任官員在國會出席外交委員會的一場聽證會時表示，美國近20年來積極向發展中國家輸出糧食的政策，原本以為可以讓這些國家獲得廉價的糧食來源，從而使農業資源更快地轉移到工業部門，更快地實現現代化，但結果卻造成了這些國家的農業破產，失去糧食自給的能力，形成像海地那樣的糧食短缺悲劇。

你讀者可能會好奇這位官員怎有如此難得的左派思想，但事實上，此言乃出自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口中。柯林頓明白承認這是個錯誤，且他自己負有直接責任。此一誠實思考、認真反思的風範，正是美式民主歷來強調誠實所培養出來的優點。

反觀台灣的政治人物，不僅絕少對此類重大政策議題進行反省，更別提認錯，其博得選民認同的手段不是真誠的理念，而是各式各樣的作秀，稱台灣的政壇為民主政治，恐怕是抬舉了。

王放／政治評論員

■王北固

美國次房貸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3年來的第3次G20高峰會，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第3次成為舉世矚目的「主角」、第3次與美國「合作」，以及人民幣開始與美元脫鉤並緩步升值；這些種種傳播焦點，掩蓋了這次加拿大多倫多峰會，真正的重大決定性的改變，是歐盟對美國爭議國際金融監管問題3年不得結果之後，終於分道揚鏕，不理會美國而將自行制定金融交易稅、俾進行金融監管，不理會美國而決定大幅減少公共福利支出。

歐美這兩個重大「分手」，主要關鍵背景，是這3年來全球經濟衰退所暴露的西方資本主義空前危機──舉債文明。最近半年來，由希臘與歐洲「豬群」國債務危機，所引發的歐元危機，一方面造成歐盟面對現實決心不再舉債，以遏止信用惡性膨脹，來挽救經濟危機，而大幅削減公共支出與福利，嚴重到了幾個歐盟強國延長退休年齡、以降低財政負擔。另一方面是歐元脆弱化、卻「反襯」出美元短期之內難以被取代，則美元藉大印鈔票（把幣值虛浮維續不斷轉嫁出去）而維持第3度的「振興方案」，還可以繼續玩下去。

歐美終於要「離異」的同時，是人民幣既要緩步升值、又要調整國內工資，其結果必將減少出口與貿易順差，而擴大國內消費市場與內需的種種──美國正準備順此勢大舉攻城掠地，而其媒體大力鼓吹中國「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

美國反對歐盟減少公共支出、反對金融交易稅、堅持繼續「振興方案」亦即繼續舉債、壓迫人民幣升值、鼓吹「中國世界市場」……種種姿態與導向，都是堅持美國式消費主義；也就是並不在意最近3年來，美式舉債消費，掘出一個地球大黑洞的惡果。因為只要美元強勢1天，便可1天把幣值虛浮轉嫁出去，越舉債越可轉嫁。

但是，這一切美式如意算盤與「白吃」全世界，有一個基本前提：以中國為首的第三世界尚未工業化，長期維持低工資，也就是在全球生產與消費兩大體系，同時被長期重剝削。而現在，中國工業化已到了臨界點，工資已經全面決定調增了。以最近10年中國進入世界體系並開始影響它、進而改變它而言，當中國結束低工資時代之後，西方長期剝削第三世界的消費文明結構也將結束。

（社會評論者）

■姚欣進

一個有相當水準的現代公民社會之政府，必須具備3個條件：廉潔不貪污、行政能力卓越、與民主。基本上，只要能穩健發展的社會，至少具備上述條件中的一項或兩項，但往往很難三者俱全。

例如，眾所週知的香港與新加坡政府，由於長期受西方現代文官體制、市場競爭價值薰陶，廉、能兩項均有，但卻非民主政權。以國家機器的執行效率來確保社會競爭力，雖可做到公共建設、公共投資的效益與一定程度的社福服務，但往往卻是以威權政治文化、宰制民眾自發生活世界的方式來完成。

長期來說，這種現代社會往往是由技術科技、技術官僚、菁英政治為主導，即使生活條件一流（新加坡與香港的人均所得分別是全球180國家、區域中的第23、29名），但長期缺乏民主與公共意識政治生活的民眾，還不足以稱之為現代意義的公民。

相對於這兩地，台灣政府卻展現出另一種型態的問題。台灣政府固然是在政黨政治之議會民主體制下運作，但政府（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政權）掌握民意的方式與層次，顯然離真正理性溝通、說服還有很大一段距離。基本上，這兩黨政府都是以選舉掛帥，其中差別在於：民進黨更多的是強勢炒作短線基本盤，而國民黨則想全部討好，更多的是隨波逐流。但不論是短線炒作或是隨波逐流，表現在重大公共建設上，往往就是猶疑不決與多方籠絡，乃至於毫無效率可言。

這最好的代表作，就是前些時被媒體揭露的公共建設荒唐記錄：一條53公里的機場捷運，居然要等25年、花1,277億元新台幣才能完工！在這漫長時日裡，我們政府歷經了15位閣揆、13位交通部長，相互推托、不斷研擬後，才有目前的行政傑作。而在今日，除了台灣之外，其餘三小龍、北京、上海不僅早有機場捷運，而且開始推出新配套建設了。

但這些選擇性的對比事實，並非反映民主政府沒有效率而威權政府有效率。例如，北歐社會福利國家的政府就以廉能而著稱，而且也都是有非常扎實公民文化的民主政治。

台灣政府在公共建設上所表現的無能與顢頇，其實是反映了台灣兩大政黨不是著眼於全民的普遍公共利益，而是斤斤計較於短期的民意反映。而這民意，其實也不是一般民眾的利益，而往往是當地既得利益者、特定產業者、地方樁腳等的利益，所以才會將原本可純粹從交通效益來客觀規劃的路線，搞成忽高忽低、繞道而行的奇特動線。

如此看來，台灣政府的民主與行政能力都是不及格啊！

（社會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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