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足賽戰火正熾、盧彥勳打入溫布敦四強締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台灣無論是像足球那樣只能望之興嘆，或是像盧彥勳、王建民之類讓我們找到「台灣之光」，幾乎多數人都會把矛頭指向：體育政策究竟在哪裡？

平心而論，台灣確實沒有體育政策可言。台灣的資源有限，而且升學主義掛帥，這使得台灣想要在各個體育競技項目「遍地開花」幾乎是緣木求魚，也不實際；遑論運動選手在台灣的待遇保障向來被人詬病。

因此，體育小國的戰略思考理應「求精」，找出台灣在國際體壇競爭的利基，然後集中資源挹注、重點扶植。實際上，除非美、中等大國，否則我們也很難看到有國家能夠做到「遍地開花」，因為這既不經濟、也無效率，更重要的是，即便政府願意不計成本、四處灑錢也未必辦得到。大國都如此，台灣焉能例外？

台灣由於長期缺乏明確、合理的體育政策，故難免流於「應景說」與「結果論」。

「應景說」就像上一屆世足賽，前總統陳水扁宣示要把小孩送到巴西受訓，未來將讓台灣向世足賽進軍。這種「應景說」只有體育支票，毫無內容與可行性，其結果便是4年過後，台灣仍只能當全球數十億觀眾的一員。嘆息聲，4年一次，循環不已。

至於「結果論」則是王建民、盧彥勳等例。這是屬於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典型。由於傑出、難得，所以媒體大肆報導不足為奇，立委拿來質詢官員也可以預期，但就像盧彥勳被人質疑官方毫無作為、要求政府提供協助為例，雖然聽似合情、合理，但坦白講，因人設事，完全以「結果論」來配置體育資源，難道不是衝動思維？我們有無評估過，真的可以複製第二、第三個王建民、盧彥勳？

總之，台灣千瘡百孔的體育環境，暴露的是主事者缺乏長期的規劃與思維，以致於看不到核心戰略與可用資源，而這也正是「應景說」與「結果論」之所以大行其道的原因。不得不提醒，讓「應景說」與「結果論」支配體育的結果，不但可能讓台灣的體育實力原地踏步，也是一種徹底的投機思維。

左看：部落客推薦的動機

消基會抨擊部落客以寫推薦文的方式「假體驗之名，行推薦之實」，要求部落客應該仿美國納入「薦證式廣告」的行為規範，連帶負起推薦商品的責任；並舉自由市場至上的美國為例，其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於2009年修法，認定部落客推薦即為「薦證式廣告」，若是收取酬勞則視為產品宣傳，應清楚告知作者與廣告商的關係，否則最高可罰1.1億美金。

然而，重罰真的能杜絕薦證式廣告嗎？為何許多部落客甘冒失去個人信譽的風險，仍要做「薦證式廣告」？其動機為何？

答案很簡單：一來是為了追求利潤極大化，廠商的廣告促銷佔商品成本相對高比例，所以無所不用其極的透過薦證式廣告等置入性行銷手法。

另方面是知名部落客的版勢必要更新率高以吸引人氣，而需花大量時間經營，但在資本主義下，有幾個人能不上班而專心經營部落格？這客觀的經濟壓力逼出了部落客與廠商合作的動機。

事實上，從保護我們消費者自身的立場，大家都期待廣告應以商品資訊告知為主，而該商品的使用價值，應由公共論壇之理性討論、評鑑來運作。要達到此目標，則需透過社會公共資本來僱用熟諳產業、有深厚人文素養與品味的達人來做，並受公民論壇的批評監督。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消費者應睜大眼

民間機構消基會大動作抨擊，部落客對廠商提供、贊助的產品進行「薦證式廣告」，有不實廣告之嫌；此外，消基會也公佈其調查15件電視購物廣告中，有87％是採用薦證式的宣傳手法；然而，上自政府的公平會、下到各地衛生單位，對此皆莫可奈何、開罰的比例寥寥可數，使消費者權利受損。消基會因此要求公平會應該積極的對於電視購物台、名人推薦等廣告，進行開罰。

我們要問，究竟什麼是「薦證式廣告」？究竟政府是否應透過開罰來介入商業行為，尤其當先前包括陳美鳳等藝人，均僅是代言卻變成代罪羔羊，相對的，公平會對廠商卻莫可奈何？難道，同樣的狀況，卻也發生在今日部落客等小市民身上？

首先，薦證式廣告顧名思義，是「收取酬勞，並透過親身證實後給予推薦」；或許有些不肖部落客或者藝人，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軟，但不可以一概全，忽視了可能有推薦人是真的使用後認為好用，所以才推薦。

其次，在自由市場上，每個人都是具有理性判斷的個體，所以一方面，消費者自身也需負起一定之判斷責任，而不能在人云亦云之後，又怪罪政府未對消費者自行保護。

另方面，公平會不應過度介入，最多僅能原則性的規範需標示此為「薦證式廣告」。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時常能在辦公室裡聽見教師們的喟嘆：「唉……我已經不敢奢求成績了，只希望學生能乖一點。」是啊！雖然人人在意分數，但多元適性的口號堵住了很多人的嘴，無從宣洩的鬱悶，只好開始計較學生的「乖巧」與否，看似不再固執。但誰不知道，一個真正「乖巧」的學生，同時也能為教師帶來好看的成績？說穿了，「乖巧」是一張更細密的網，不只能達到教師期望的成績要求，同時成為迫使學生服從管教於無形的手段。

家長的企盼、校方的壓力，或是教師自己的聲名成就也好，不管基於什麼動機，都要能有效管理、方便管理。因此，學校不得不變成工廠，教師們的重要任務則是將「乖巧」這個標籤成功地貼在每個學生產品上。只是「乖巧」，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正面詞彙，讓學生有問題不敢提出質疑，喪失了對太多重要問題的探索精神，如此一來不只框限了學生的創造力、掩飾了教師的無能。

然則何謂「乖巧」？上課不隨意發言或走動、要專心聽課、作業按時繳交、對師長畢恭畢敬不得忤逆……看似是為了維護「秩序」，更重要意義在於：學生的一切行為都要遵循老師或家長的主觀意志。意即任何施加於學生身上的決定與限制，都是無需討論、不證自明的！試問，這與封建時代唯天子之命是從有何分別？本質上，「乖巧」與「服從」等字眼，正是威權專制的意識形態展現，扼殺了民主的萌芽。

在學校裡，老師教著重複而有限的知識，因為重複所以熟練，因為有限所以成為權威；我們也不諱言，正因為老師的熟練和權威，多數的學生惰於、畏於、免於思考。究竟我們所成就的是什麼樣的隊伍呢？是缺乏創造能力，也無法自主思考，無法開創自己的未來的一群！但是我們很難看清楚這一點，因為乖巧聽話是最色彩絢麗的包裝紙，也莫怪乎師長們只要聽到「乖巧」二字，就會同時發出會心的一笑。

唯有揭開乖巧聽話這張色彩絢麗的包裝紙，我們才能看清真相：沒有一個時代的推進，不是通過改變、革命而來，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掌握了改變的力量，要能自覺使用這股力量，才能開展民主的未來。

（文教工作者）

日本與德國兩支前「軸心國」球隊，這一次闖進世界盃16強賽，除日本已於PK戰中因自己不爭氣而無緣晉級8強戰以外，德國將繼續出戰阿根廷，爭取最後4強的資格，以求突破2006年德國世界盃第3名的成績，更進一步。

但由於過去的歷史，揮舞著德國金紅黑三色國旗，則每每是德國社會中的禁忌，不禁讓人直接對應到70年前納粹軍國主義。然而，值此世界盃足球大戰正酣的時刻，在柏林市新科隆區（Neukolln），一位開設電子商品店的黎巴嫩裔移民巴薩爾（Ibrahim Bassal），卻在其營業樓層高高掛起了高22公尺、寬5公尺的巨幅德國國旗。

柏林本身是德國境內唯一的多民族城市，市民登記的國籍數高達160餘國，而新科隆區本身又是屬於移民的區域，35％的住民來自於外國。

巴薩爾的巨幅國旗，挑動了柏林市內不同政治傾向民眾的情緒，其中左翼民眾反應尤其強烈。德國左翼將國旗視為日耳曼國族主義的借屍還魂，因此發動了取下這面旗幟的行動；到今天，這已是第三面了，共耗費巴薩爾1千5百歐元（約合新台幣5萬8,500元）。

究竟，巴薩爾想要表達什麼？首先，他不是一個日耳曼人，而是一個從中東來德國討生活的移民，他只是單純的想要表達對德國的熱愛。但是他一直想不透的是，為何反對他的人，總是德國人？新納粹討厭移民，指責他們搶走了德國人工作的機會，因此充滿濃厚的仇外情緒；左翼對移民比較友善，但是卻受不了他們採用象徵性的符號──德國國旗──表達對德國的熱愛，然而用國旗表達對國家的熱愛，在其他國家卻是稀鬆平常的事，卻因為二戰的歷史，在德國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霾。

德國隊23名球員當中，有11名來自於移民家庭，幾乎占了球隊的半數，如果他們都能夠在球場上一致為德國的榮譽效力，左翼也不妨放開心胸，迎接不同文化背景與社會價值觀，在當下的柏林，繼續激盪出對全球化地景與行動未來的想像。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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