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塑公司於6月25日舉辦股東大會，環保團體以小股東身分出席，在議場上取得多次發言機會，控訴台塑到處排污散毒，嚴重危害台灣的生存環境。環保鬥士這次對台塑的突襲相當成功，不僅展現動員的能力和靈活度，十分難得地將熾熱的環保議題帶進股東會議，並獲得媒體的大量報導，有助於提高整體公民的環保意識。

這次「地球公民協會」與「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等環保團體對台塑股東會的突襲，其實有一個更深層的意義，那就是揭露「環保」與「民主」之間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在民主的機制中彰顯環境生態的議題。

雖然自1970年代生態議題就已進入到政治的領域，但是，就實務而言，我們所熟悉的代議民主體制與生態的關懷其實並不相容。首先，在代議民主體制之下，我們的民意代表在選票的考量之下，必須回應選民的需求，也就是說，選民的意志是民代行為最終的仲裁者。於是，每一位選民的「自發意識」，包括社會安全、幸福感、經濟上的滿足……都必須被照顧到。然則，很不幸的，環境的議題很難進入到選民的「自發意識」當中。選民也許會關心每天的天氣、出門需不需要帶傘、適不適合出遊，但是他們不會注意到地球平均溫度的變遷，更不擔心全球能源的日趨稀少。環境生態的議題，太抽象又太遙遠，很難進入到選舉的操作範疇，在代議民主體制中自然發生不了太大的作用。

其次，還有代議民主體制「目的論」的問題。自從18世紀代議民主政府誕生以來，一般都認為，政治的目的就在於保障個人的權利，政府的目的就在於促進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推動市場自由化，排除貿易的障礙。這種個人主義至上以及經濟導向的代議民主，適合經濟增長和消費社會的信念，卻很難將「公益」導向的生態環境議題視為政治標的。

當人類生存的環境的威脅越來越微逼近，當地球生態的災難迫在眉睫，我們豈能不注意到代議民主體制的侷限？尤其是，當今許多環境保育的問題涉及到河流、海洋、氣候……很容易就跨越國際，既有民族國家的界線恐怕都已不再適用。人類生態的危機，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啟動對於民主體制的想像，譬如，必須有一部新的憲法，讓環境保育議題入憲，成為新的政治標的；譬如，需要在政府中成立類似「未來研究院」的機構，讓科學家和哲學家得以凌駕於政客之上，綢繆公民未來的生存環境；又譬如，我們可能需要一個全新結構的參議院，有權力否決政府或議會危害生態的立法和預算……綜而言之，要生態保育，首先要思考如何改變既定的政治體制！

左看：經濟樂觀 政治悲觀

兩岸終於正式簽署了ECFA。從兩岸資本主義的利益來說，台灣經濟似將會有相當大的利益。例如，許多傳統產業可在大幅降低關稅下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生產、銷售。其次，兩岸各方關係也會因為這實際經貿利益的落實，而隨之大幅改善，例如兩岸官員間的互信、穿梭兩岸台商、陸商等生意往來等，這都有助於兩岸未來處理最棘手的政治關係。

然而，經濟現實從來就不是孤立發展的，它的起因、過程與結果必然是全面地影響整體社會的動向。

以此來看，兩岸簽署ECFA後，兩岸關係可說就進入了後ECFA時代，台灣必須開始深入的面對、思考：兩岸經貿既然將不斷深刻地一體化發展，而經貿乃是台灣經濟的根本利益來源，那台灣未來的政治命運豈不是也深深地聯繫於兩岸關係上？而若這經貿關係是由中國大陸為主導，那兩岸關係豈不是也被中國大陸來主導操控？這樣說來，台灣未來長遠的政治命運，豈不是自今日起就深陷於中國大陸的全局掌控之中？台灣將以什麼策略、條件來掌握自己的命運呢？

這些更根本的問題，顯然不是主流媒體所推估樂觀經濟數據能夠解釋的。

許若仁／社會評論者

右看：自由貿易的美景

昨日兩岸正式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大陸對台降稅的早收清單達539項，價值138億美元；台灣對中國降低關稅的項目276項，總值29億美元。以帳面數據來看，台灣被大陸讓利有109億美元之多。

據報導，這次兩岸簽署ECFA所涉及的「規模之大、讓利之多、協商之速，在國際間也相當少見」，而且在協商過程中，兩岸官員更充分體會彼此善意，建立相互的信賴感，這都有助於今後兩岸建立扎實而全面的友好互動關係。

簽署ECFA後，台灣不僅能重新多年來被排斥在外的東亞區域經濟圈，而且能在這兩岸互信的基礎上，開始積極展開與其他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FTA）。據最新消息說，針對台灣以獨立經貿地區角色來與全球各地協商自由貿易，大陸官員也樂觀其成。

換言之，這次ECFA更深遠的意義，在於讓台灣重新確立經濟自由化、全球貿易化的腳步，不僅是中國大陸、東亞，甚至是全球都將是台灣資本自由出入的市場。十餘年來，台灣自對中國大陸採取戒急用忍政策而被排拒在全球自由市場之外的厄運，在今日總算開始擺脫了。

陳安君／大學教師

■羅德水

高雄師範大學日前召開校務會議，通過在《學生獎懲規則》中增訂「未經學校同意，而利用學校名義從事請願、集會、遊行者，應記予大過處分」的規定，引起各方議論。據學生表示，學校之所以提案限制學生權利，係因在校方以「校內申訴管道暢通」為由否定了學生的遊行申請之後，學生仍繼續遊行的結果。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實在很難想像，在台灣解嚴已經20餘年的今天，竟然還有大學如此箝制師生的基本權利。

大學自治不是校園戒嚴的護身符。集會遊行本來就是受憲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學校所有章則都不應牴觸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當集會遊行法屢屢被進步社團批評為違憲惡法時，高師大校方竟然想出在《學生獎懲規則》中嚇阻學生集會遊行的招數，嚴重悖離社會進步價值。

學生宿舍要如何管理，確屬校園內部事項，並非不能理性討論，校方擔心取消門禁後可能引起正反不同意見紛擾的用心，相信外界也不難理解。重點是，追求真理、批判精神、關心公共事務，不僅是大學的重要精神，更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內涵。以本案為例，我們以為，高師大學生完全有能力經由公共討論，提出各方可以接受的宿舍管理自治方案，然而，面對學生發起遊行要求「催生民主友善的大學校園」，高師大校方不僅無力順勢引導學生參與討論，甚至反過來以由上而下的威權管制進一步扼殺校園民主，實在是對大學自治與校園民主的褻瀆。

到底誰影響了誰的校譽？高師大校方之所以限制學生基本權利，主要是擔心學生影響所謂的校譽，殊不知，比起學生發起的遊行，高師大校長戴嘉南在校務會議上種種言論，諸如「舉凡學生會、學生代表大會、系學會及高師大任何系所，皆不得以高師大的名義如『高師大某單位』、『高師大某身分』從事對外活動，包含連署聲援、遊行等」，甚至「老師對外發言也需要送公文簽准，只要發言內是好的都可以通過，但影響校譽就不行」，更起了讓高師大的反動形象迅速深入人心的關鍵作用。究竟誰才是影響高師大校譽的罪魁禍首，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大學如果不能引領社會進步倒也罷了，總不能自甘墮落成自外於社會的封建堡壘。哪裡還需要什麼大學評鑑？高師大的校園戒嚴已經為台灣高教寫下墓誌銘。

（教師）

■徐世輝

台灣的博碩士學位供過於求的議題，已經被討論了相當長的時間，教育亂象的起源似乎都往高等教育內部的組織、文化等議題集中，從學生求知心態、教師的研究能力，到教育政策都被討論過。

唯獨產業界，在這樣的討論中幾乎都被放過，很少人去檢討產業界其實並不會運用高等人力，而只是單純的從業界的角度，一會兒抱怨學生能力不足，一下子又抱怨高等教育與現實脫節。

最近關於「本地博士過剩」的討論，也是如此。最需要被檢討的是台灣產業界在近年的升級速度、幅度不足，業界在研發、創新的需求不高，以至於學校訓練出來的博碩士，進到職場時，完全派不上用場。業界需要的是專門負責執行的人，業界不需要博士，然而，學校提供的高等人才，則是以獨立解決問題的訓練為主，兩方的供需無法配合。結果就是，博士在業界無法找到戰場，最後只能再回到校園擔任教職。

基本的原因在於，台灣的產業界還是以製造、代工為主，業界喊了多年的「要朝向研發、品牌發展」，終究只是個理想。這一點，從相關科系博士在業界的狀態，以及比較台灣產業界和國外對手的差異，就可以看出來了。台灣產業界對於博士的需求，基本上與國外根本不同步，目前為止，僅有半導體、光電、工業設計等部門，是堪稱學以致用的領域。除此之外，當今國外熱門的產業，例如軟體、行銷、金融，本地的發展幾乎與國外處於不同步的狀態。

學校在培養高等教育人才時，是以國外的狀態為標準，然而，本地業界卻沒有這類人才的容身的空間。最明顯的就是，台灣在引進許多產業的新觀念、新技術時，並沒有太多的時間落差，但是，業界真正接受新的作法，卻要耗費相當多的時間，甚至，有些國外的作法，從沒有在台灣被討論過。

例如，將近20年前，大量的物理、數學人才進入金融業界，甚至參與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設計、交易，然而，相關概念在台灣宛如空中樓閣，只能在一些科普書籍中看到；國外的經濟學博士會直接參與法律訴訟、政策的規劃，但是台灣的經濟博士在業界存活的空間幾乎是零；西方的人文類科專業會在行銷領域被重用，本地業界談到行銷，卻好像是在談論「高明的騙術」。

業界的說法是把矛頭指向「能力不足」、「敬業精神不夠」，儼然是把責任歸屬推到學校、學生身上。但是，這樣的討論其實是「假議題」。關於教育，產業界還沒有準備好要正視自己的責任。

（企畫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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