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0-10-14─立報─言論廣場─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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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0-1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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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期目錄 ★ ★ |
| 社論：可持續的勞動 |
近日來高中職建教生被壓榨、剝削事件頻傳，在餐飲、製造、美容美髮等業界，問題尤為嚴重。教育部和勞委會所屬單位雖然宣稱要展開稽查，但是，在建教法規闕如以及企業和學校相互遮掩、互取所需的社會現實之下，想必是雷聲大，雨點小，學生註定要在產、官、學穩定大結構中繼續提供青春的軀體和廉價的勞力。 比較可議的是，學生們這麼年輕就陷落賤賣體力、零售生命的市場，要如何讓他們在未來對「勞動」價值有正確的認識？勞動究竟是青春的切割零售，還是豐富自我、實現自我的過程？勞動究竟是強勢者壓迫弱勢者的苦役，或是個人能力的展現和社會認同的建構？ 在人類歷史上，勞動的意義或價值隨著時代不同而變遷；同樣的，對個人而言，恐怕也會隨著各別經驗的發展而有所變異。在古希臘時代，能夠從勞動解放出來是一種特權，因為有奴隸承擔各種工作，才能讓哲學家去思考各種人生問題，因此，勞動與不勞動，基本上就是階級的分野。到了基督教時期，勞動被視為是上帝神聖事業在俗世的延伸，勞動是治療閒散疏懶和肉體墮落的藥方。 到了啟蒙時代，勞動又被視為人類掌控大自然和科學的歷程，是個人自我實踐能力的表徵。進入工業文明之後，馬克思一方面評斷勞動是一種權力關係，是資本家對工人剩餘價值的剝削和榨取；但是，他又同時認為只有經由勞動才能創造出價值。到了英國的亞當‧斯密，乾脆認定勞動就是國家財富最基本的來源。及至台灣所熟悉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那就更不用說了，勞動就是清教徒所信奉的倫理，是資本主義富饒社會的根源…… 那麼，我們今日所處的是什麼樣的時代？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勞動的意義和價值？今年以來，從大陸富士康年輕勞工的連環自殺到台灣建教生飽受剝削的事實，對於勞動的價值，我們還能夠有何期許？勞動者一方面需面對勞動法規鬆綁和失業率日增的恐懼，另一方面又在私有化風潮和市場競爭壓力之下，必須越來越加忍受工作強度增加對軀體和心理所造成的雙重傷害。不堪忍受的人，可能就此被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喪失社會身分，喪失生活依據，甚至喪失自我認同，喪失生命意義，最後淪於自囚或是自我流放。 於今，如果我們認識到對大自然的剝削榨取必須有所節制，「可持續發展」是維繫人類世界的必要論述，那麼，是否也該重新檢視勞動的模式，重新建構一種「可持續的勞動」，減少對勞動者的剝削，讓勞動不至於毀損受薪者的軀體和心理。要重建勞動價值，這至少是一個認知的基礎！ |
| （回目錄） |
| 左右看：和平獎與中共政改 |
左看：前途無望 中國大陸的民主人士劉曉波，獲頒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意義非常重大而且有多重性質。 首先，諾貝爾和平獎向來就有濃厚的西方意識形態。一方面，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審委員們對於人權、宗教慈善特別注重，也往往有這類名符其實的人物得獎。另一方面，任何的權利抗爭，甚至是宗教慈善活動，都脫離不了現實的政治牽絆。因此，和平獎的評審委員們往往因其自身的政治傾向而會特別頒發和平獎。 這次也毫不例外。在宣布劉曉波得獎的評審委員們新聞稿裡，特別指出「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與日俱增的國際地位，必須伴隨著與時俱進的責任」。換言之，和平獎頒給了才被中共當局判處11年徒刑的劉曉波，就是要求中共必須遵循普世價值的人權與民主，不能再繼續如此壓制人權。 其次，這和平獎也同時是最客觀的測試中共當局是否真的要政改？政改不是中共黨領袖說了算，而是要真的走向政黨政治。而民主、人權乃是真正政改的先決條件。 以此來看，中共當局還在繼續頑固地敵視此事件的國際壓力（即使是出自於政經利益），那中共政改的前途就不言可喻了。許若仁／社會評論者 右看：測試政改 在這幾個月裡，素有民間聲望的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國內外各種特定場合不斷高調宣稱，中國必須走向政改，否則「死路一條」。沒想到，言猶在耳，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卻頒給了長期持異議之聲的民主人士劉曉波。劉曉波自20年前參與六四運動以來，就一直被中共當局以各種方式監控、軟禁，更於1990年代末期被判處「勞動教養」3年。 去年底，由於積極串連中國3百多位簽署人權宣言性質的《零八宣言》，並得到西方文化學術界的廣泛支持，居然被中共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1年徒刑，而在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 但凡走過台灣民主轉型過程的讀者，看到上述劉曉波的遭遇，當會立即看出劉曉波的訴求與被中共的殘酷打壓，何其類似於當年國民黨一黨專政時的美麗島事件。對於台灣當前根本是稀鬆平常的人權要求、政治異議，居然會被冠上顛覆國家的大罪名，兩岸相對照來看，這真是時代的倒錯。 但劉曉波得獎之後，更凸顯出中共當局是否有誠意政改。若中共當局連劉曉波這種基本人權的呼籲都無法容忍，那所謂政黨政治、法治等等，就根本不可能了。陳安君／大學教師 |
| （回目錄） |
| 咄咄集：豈容地方教育走向幫派化 |
■吳忠泰 台北縣中小學校長協會以及家長團體，日前以聯合聲明批判教師會。理由是教師會寄了一些教育訴求給新北市的議員候選人，就被羅織一些罪名。這件事我們看到教育團體間的霸凌和偽善。 民主政治的可愛，是因為人人可以發聲，這次參與聯合聲明的家長協會，8月份不就和蔡英文進行座談嗎？難道我們也要說家長協會在綁假蔡英文嗎？校長協會也在9月12日和朱立倫見面，難道也是在綁架朱立倫嗎？（本人持有相關文件）而最可議的當然是縣長本人，多次嗆聲「誰不支持英語活化就別想選了」，拿一個硬著頭皮提早實施、被部長說是踩課綱紅線的強迫加課，逼自己政黨候選人吞下去，這難道不更像綁架下一任首長？為何這些團體都視而不見呢？ 國中小校長遴選委員會主委是副縣長，副縣長因故去職，弄到利益關係人校長們被複式動員到教育局長的出身地去歡送；這次校長們見朱立倫，也是選在局長出身地的義學國中，這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呢？師鐸獎的校長名額也巧合的集中在校長團體的幹部裡，難道把組織當成成就他人的公器這麼困難嗎？ 一個公共政策如果成熟完善，就不用從延任縣長到各團體動員力保，一個本就要隨首長去留的教育首長，也無需擔心接任者是誰。教師組織向來尊重堅持教育專業的文官，也從來不去主張用票選方式產生局長，畢竟施政成敗是市長的責任。現在幾個平日和教育局同聲出氣的團體，忘了公民社會人人得以發聲，忘了自己老早就和候選人坐下來談的事實，持續集體追殺教師組織。這是不是幫派化？這是不是霸凌？ 新北市即將誕生，新北市的教育還要停留在團體間的暴力嗎？回到團體間的溝通與對話這麼困難嗎？多元社會中最忌諱偏聽，教師組織完全不可能主宰教育的意見，但從台北縣這次實施英語加課的操作，從瘋狂媒體行銷到拒絕辯論到取消受雇者的會務假，這種獨斷式的施政風格一定要被社會修正。要恢復北縣教育的光榮，就從反對教育幫派化，反抗追殺教師聲音開始。（全國教師會秘書長） |
| （回目錄） |
| 井邊之蛙：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焦慮 |
■徐世輝 諾貝爾和平獎名單在上週公布後，各方的反應頗值得玩味。表面上看來，這個獎項引發的爭議、討論，是民主人權議題；實際上，民主人權是假，內在的政治焦慮大爆發才是真。西方國家對於中國議題的焦慮、中國對於自身國際形象的焦慮，透過這個獎項展露無疑。 對於諾貝爾獎委員會、西方國家而言，這個獎項的針對性太強，幾乎不存在想像的空間。這不是諾貝爾相關獎項的政治風格。1959年物理獎的李政道、楊振寧，搭配中國大躍進的全球震撼，外加吳健雄作為傑出中國女性學者的若隱若現，才是諾貝爾獎在操作政治隱喻時，所想要傳達的風格：訊息清晰卻又不容易被貼標籤。 但是，近幾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包括高爾、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IPCC）的全球暖化議題，以及去年的歐巴馬，卻顯示完全不一樣的風格：政治指涉異常清晰，政治意圖直來直往、毫不遮掩；「和平」的意義，被侷限在狹義的政治運作，類似陳樹菊這樣的「小人物一步一腳印來改變人心」的想像，幾乎消失殆盡。今年的和平獎則是繼續把這個空間壓縮得更小。 今年的和平獎，徹底展現西方國家的焦慮。西方社會，對於中國即將從青少年階段，茁壯成為青壯年期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似乎還沒有找到對話的位置、對話的方式；中國則還沒有找到自我的定位。在自我身分的認知、倫理關係都不穩定的情況下，人權、政治改革議題，就成為雙方對應關係調整的象徵。 以往，日本、亞洲四小龍被視為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在民主、經濟模式上的模範；就像是部隊中的老兵，既是新兵的榜樣，也是長官向下屬傳遞指令、經驗的中介。當新兵成為老兵，或自覺自己不再是菜鳥時，倫理關係的調整往往成為各方齟齬的導火線。 從人民幣匯率、中國在非洲大筆投資、大陸礁層畫界的相關討論中，就可以看到，西方國家與中國，都像伊索預言裡的「北風、太陽與路人」：北風越是盡力吹送，路人越是把大衣裹得緊緊的。雙方都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對方，然後，都自認為對方誤解了自己。 從這個脈絡來看，台灣長期以來所擔任的，處於西方與中國之間的緩衝角色，將會暫時隱身消退，而這個角色的轉變，正是台灣在得獎名單公布後，各種檯面運作的深層焦慮來源。台灣忙不迭的呼籲對岸要進行改革，就像是學長獲知長官即將直接與學弟溝通時，不斷努力維持「資深人士」的架勢。 其實，整個情況還蠻像另一種版本的《新兵日記》。（策劃人員） |
| （回目錄） |
| 爭不過司法 平埔遺址搬家 |
【記者呂苡榕台北報導】北投凱達格蘭族遺址「保德宮」與十信工商發生地產權糾紛，法院判決保德宮敗訴，13日強制拆遷。里長鄭國華與數位民眾希望讓廟方有時間找地方安置神像後再拆遷，雙方一度僵持不下，發生肢體衝突。 ■北投凱達格蘭族遺址「保德宮」因地產權糾紛敗訴，13日強制拆遷。信眾不願離去，警察只好強制拉離現場。包括平埔族民供拜的土地公石雕像等神像被迫遷出保德宮。（圖文／郭晉瑋）經過一番協調，保德宮所供奉之石刻土地公、番仔王爺等神像、祭具等文化景觀標的物先移至他處，土地產權持有者十信工商願意提供20萬搬遷補償。平埔族精神信仰幾百年前，平埔族凱達格蘭族人遷移至大屯山腳下，因為見到此地煙霧繚繞，充滿神祕氣息，人們給了它一個特殊的名字「Patauw」，意思是「女巫」，相傳此處有女巫居住；「凱達格蘭北投社」也成了聚落的名字。為了保存凱達格蘭遺址，台北市文化局指定多項文化景觀，包括保德宮、番仔厝、番仔溝及長老教會北投教堂。保德宮供奉的主神是「池府王爺」，別名「番仔王爺」。專門研究民俗宗教的台北大學碩士林芬郁表示，180年前，以沈香雕刻的池府王爺漂流到北投社的頂社，平埔族人便開始祭拜。日治時期，頂社要改建為馬場，族人遷移至番仔厝一帶（大業路與豐年路交叉口附近），後來庄民集資興建廟宇，名為保德宮。之後經歷捷運淡水線興建再度遷移，又經過幾次變動，才遷至大業路517巷內的現址，與土地公共同供奉。建築不列文化標的由於這塊土地是十信工商的所有地，雙方為了產權問題鬧上法院。台北市文化局第二科科長鄧文宗表示，早在2004年法院便已判決廟方敗訴，必須拆屋還地。文化局認定廟宇建築本身沒有歷史價值，只將神像、祭祀用具等訂為文化景觀標的物。文化局曾為此事協商多次，雙方沒有共識，市府無法介入私人產權問題，文化局打算幫忙尋覓地點、易地重建。鄧文宗說，本來打算讓廟宇遷往馬路旁的綠地，但因為是公園用地不能隨便蓋建築，若廟方未來有需求，文化局會積極協助。13日的拆遷工程，文化也到場協助搬遷神像工作。廟方校方土地紛爭當地居民回憶，本來廟宇靠近大馬路，因為當時十信工商負責人蔡氏家族要求他們遷往巷內，廟宇才遷到目前所在地。居民周江雪表示，大家都是種田人，不懂事，所以當時沒向蔡家要求文書證明，導致今天的土地產權糾紛。雖然居民曾表達願意租用或購買，但十信工商堅持不肯。居民無奈表示，當初只有口頭承諾，偏偏人也過世了，無法證明，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廟方的確站不住腳。拆遷引發肢體衝突里長希望十信工商方面給廟方多一點時間安排神像去處再拆遷。雙方堅持不下，一度發生肢體衝突，最後在十信代理律師與里長溝通後，決定先將神像移到隔壁，廟宇部分進行拆除，十信工商願意提供20萬的搬遷補償，讓廟方妥善安放神像。文化局為何僅認為神像等物有保存價值？鄧文宗表示，祭拜儀式與祭拜物品相關，但外圍的房舍並非重點，因此沒有保存價值。平埔遺址不受重視保德宮的流離見證了平埔族的遷移，也是凱達格蘭北投社曾經存在的痕跡，池府王爺與土地公共同祭祀，是漢人與平埔族文化交流後的結果，一旦搬離，文化與地理的連結將斷裂。林芬郁反駁，廟宇不在了，祭祀儀式如何進行、祭祀工具又要放在哪裡？文化局的文資委員中，不少人認定保德宮底下藏有「田心子」遺址，屬於十三行文化晚期，文化局應該積極探查研究，而非坐視不管。面對拆除的廟宇，林芬郁感傷地說，文化遺址的價值不只20萬，目前台北市已經沒有平埔族的遺址了，相關單位卻不願好好保存，原民會並不承認平埔族，導致這些遺址不受重視，這不只是土地產權問題，更是國家政策對待文化遺址與原住民的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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