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後金融海嘯的國際經濟

兩年前爆發的金融海嘯，對國際經濟勢力的格局產生怎樣的變化？剛剛舉行過的第5屆G20（20國集團）首爾高峰會議的鬥爭披露不少資訊。

G20峰會的誕生本身就說明這種變化的事實。這個峰會只有兩年歷史，完全為因應金融海嘯而出現。在這之前只有G7（7國集團）的高峰會議，由7個生產毛額最高的資本主義國家組成：西歐4國（西德、英、法、義），北美2國（美、加）以及亞洲的日本。弱小國家固然沒分，就是當時生產毛額高居世界前列的蘇聯也不在受邀之列。因此它的宗旨很清楚：由少數經濟強權操控資本主義世界的重大經濟問題，本質上是不民主的。民主的作法應該是對於涉及多國或全球經濟事務的問題，由所有受影響的國家共同討論決議，而不應由少數幾個經濟強權說了算，就如政治領域的重大決策應該一人一票共同決定，而非由少數社會菁英說了算。

甚至就連G7集團也是在1970年代美元危機背景下召集形成的，之前的重要國際經濟議題都是美國片面拍板。1971年美國片面撕毀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規定：35美元可以向美國政府兌換一英兩黃金，就是最有名的例證。然而，正是這個事件表明美國的經濟實力已經大不如前，無力單獨應付當時的美元危機，7國集團於焉成立。即便如此，也只是分一小部分權力給少數經濟強權，多數經濟弱小國家依然沒有發言權。就有如商業界獨家壟斷變成少數幾家寡頭壟斷，多數的生產者或消費者還是沒有置喙的餘地。

歷史往往重複發生。40年前的美元危機促成7國集團的產生；兩年前從美國爆發的金融海嘯催生了20國集團。就如當年美國被迫（形勢上）釋放一部分權力而形成7國集團，最近，七國集團（事實上已經擴充為8國集團，增加了俄羅斯）也被迫擴大為20國集團。這說明美國稱霸世界經濟的實力已經日益衰落。

寡頭壟斷的局面逐漸衰落。從歷史發展不難看到這個趨勢。但是，人們也不能過分樂觀。畢竟這還是寡頭壟斷，真正的國際經濟民主還談不上。事實上，西方經濟強權的最後底線仍然在於維繫寡頭壟斷，不管是7個國家的寡頭還是20個國家。由於西方經濟強權實力還是佔有絕對優勢，多數入榜的國家可能只是陪公子讀書，國際經濟民主的實現還有漫長的道路。

不過也有樂觀的徵兆。除了美國在首爾會議受到多國批評，歐巴馬所兜售的主張遭到多數國家反對；更重要是幾個新興國家表現得相當團結一致，著眼於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與經濟民主權利。後金融海嘯的國際經濟格局顯然不同了。

左看：政客有什麼了不起

如果把鄭弘儀當成廣義的「政客」，對這次的粗話風波，實毋須吹鬍子瞪眼、繼續打我文明你野蠻的語言混戰，應該暫時抽離選邊對立的情緒，思考政客失言（或失德）惹起的滿城風雨究竟反映對「政治人物」什麼樣的迷思。

「對不起，我對社會做了不好的示範」是政客道歉的標準用語，不論是搞外遇的吳育昇，或亂說話的鄭弘儀。言語間透露的姿態彷彿他們平日行為讓眾人奉若表率，因一時不察犯了過錯，謙卑自省的請求原諒。但，試問我們什麼時候期待政客作為社會的良好示範了？不要A錢；不要豪宅住不夠還蓋違建；不要去送黑道老大出殯；不要自己養情婦卻不准成人百姓花錢嫖妓；不要披著公共利益的皮，遮掩滿肚子既得油水……台灣民眾對政客的道德標準其實「低」到跟一般人差不多。所以，弘儀兄啊，為了一句凡夫俗子如你掛在嘴邊的口頭禪開記者會道歉，真是難為你了。

求羶腥若渴的媒體，把鄭弘儀的粗話用消音畫面一再重播，許多文明之士擔憂此舉將造成不良風氣，「教壞囝仔大小」。確實，如果你的小孩想模仿政客，真該好好教一教。請告訴他：政客罵粗話沒什麼了不起，不是因為罵粗話沒什麼了不起，是因為政客沒什麼了不起。

洪艾維／文字工作者

右看：比罵髒話更危險的事

罵一句三字經不消一秒鐘，被炒成新聞事件卻可以延燒一個星期還沒完。無疑地，把這把火越養越大的是每逢選舉更形激化的藍綠對立氣氛，連「一句髒話」都可以「各自表述」，藍與綠之間似乎無事不可對立。然而，值得擔心的不只是這種搶選票的形式民主，以民族主義之名號召的民粹主義動員將是更大的危險。

還原鄭弘儀演說現場：地點在台中，但並非如媒體所言是蘇嘉全的場子，主辦單位是獨派大老辜寬敏的「搶救台灣行動聯盟」。約20分鐘的演講，第7分18秒時飆出的「幹×娘」讓現場出現一波高潮，再來罵馬英九「龜兒子」是另一波，容易讓人以為群眾在主動呼應這幾句幹譙的話。

參加過類似政治集會的人都知道，氣氛的營造是靠人工多於自發。背景音樂加上高音汽笛，以及台灣政客很愛用的「對不對」、「好不好」都有煽動觀眾情緒的效果。其次，鄭弘儀用台灣學生窮到要貸款，以及計程車司機和早餐店老闆只賺兩萬多，對比於中國研究生每月可領3萬，刻意操弄台灣中下階層和中國學生利益衝突的假象，激起仇中的情緒，使得接下來的「國罵」順口成章／髒。

對，「日子苦都是大陸人（猶太人）害的」，這句話是不是在哪裡聽過？

王左一／政治評論家

■姚欣進

上個月，筆者曾在此指出，左翼青年的職場生涯規劃，關鍵在於：如何掌握各種機會「鍛鍊自己、發展自己多元的技能、專長與人生智慧。有了這豐厚的內在資源，任何人都不怕找不到更好的職場發展生涯」！這看來似乎過於樂觀的論斷，卻不是沒有根據。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條件，在於：在當前客觀社會環境裡，有那些新興的現象、機會或資源能讓左翼青年有長期性的學習成長、發揮才幹、追求理想呢？

要掌握這答案的第一步，端視於你從什麼角度、心態來看待這問題。表面上看來，工作當然不好找，而且這是長期趨勢，沒有樂觀的理由。但問題是，這是主流社會之既定產業分工、市場經濟格局下的現象。

失業率普遍提高、工作普遍不穩定、勞動條件越來越嚴苛、勞動者收入越來越少等等固然反映了鉅大的社經危機，但這是資本與人力投入不平衡的危機，並不意味著社會普遍性的需求就會自動消失（如醫療與教育需求）。更何況，越是資本不到位或資本一昧追求利潤而帶來對社會生活造成普遍性的災難時（如生態破壞），社會生活需要重新修復、社會基本需求的渴望就越發迫切需要更多人力資源投入。

也就是說，資本由於利潤掛帥的考量而裁減人力、停止投資，卻同時帶來更多的社會需求！而這些社會需求是客觀而急迫的。越是市場機制失調的時刻，這社會就越殷切需要社會救助、公益服務。

這說明了為何近年台灣NGO、各類公益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是資本漠視、政府無力全額負擔的社會基本需求，民間力量不得不自我承擔。這些團體出現，客觀上就代表了社會上有越來越多機會，開放給左翼青年投入服務弱勢者。

其次，這些工作機會，主要意義在於讓左翼青年鍛鍊專業能力，而且這專業能力是未來推動左翼運動事業的必要條件。例如，許多公益團體業務包括專案規劃與執行，涉及如何與政府部門打交道、如何協調團體內部人力資源配置與人際關係的良好溝通，也涉及到如何管控財務與風險。當然，若這服務專案有深刻的社會教育意義，則議題倡導更是專業要求之一。

可想而知，左翼青年若能在這種全方位的工作面向鍛鍊中成長，所能具備的專業能力將會是造就未來理想公民社會的最佳資源之一。總結來說，台灣公益、社福團體，乃是左翼青年職場選擇的必要選項之一。至於這領域中的種種問題與障礙，我們將於下篇文章討論。

（社會評論者）

■邱士杰

如果我們到今日韓國首爾東部的「平和市場」走訪，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銀白色半身像，刻畫著一名消瘦而略帶青澀的成衣業工人。他的名字叫做全泰壹（1948～1970）。1970年11月13日，年僅22歲的全泰壹在平和市場內以汽油引火自焚不治。這名在朴正熙軍事獨裁政權下自焚的青年工人，普遍被視為名聞世界的韓國現代工運之原點。

全泰壹自焚在韓國勞動條件極端惡劣的時代。1965年，全泰壹進入以成衣製造為主的平和市場工作，勞動條件極差。當地近2萬年輕女工（14至20歲）工作在通風不良、工時超長（14小時）、工資卻極端低下的環境。為同這種惡劣環境鬥爭，擔負裁縫輔助工作的全泰壹開始自學《勤勞基準法》，並於1970年9月組織「三棟懇親會」，向資方要求改善勞動條件。

由於抗爭屢遭欺騙與打壓，同年11月13日午後，就在12名工人與警察在平和市場前對峙之時，全泰壹突然引火自焚。烈火中，他不斷高喊「我們不是機器！」「遵守《勤勞基準法》！」「週日是休息日！」火滅之後，還有意識的他喃喃念著「別讓我的死成為徒勞」。在醫院病危之前，他則向母親李小仙說：「請幫我把沒能完成的事情做下去。」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全泰壹的訴求僅僅停留在要求資方與政府遵守《勤勞基準法》而已，未必是特別「自為」的階級訴求。然而全泰壹卻以其死喚起韓國工運超越「自在」而奮起。李小仙繼承全泰壹遺志，作為「所有勞動者的母親」而頑強不屈地鬥爭，就是韓國工運崛起的縮影。

由於全泰壹的死，許多脫離工人的知識份子受此激勵而走上「潛伏」於工廠的運動道路，甚至不斷以著同樣的「死」，力求喚醒民眾。作家黃皙●（日英）的小說《故園》曾生動刻畫了一名「潛伏」女知青在抗爭中自焚的場景：

「當時正趕上下班的時間，工人們從工廠裡湧出來，塞滿了整條道路。那個時候，妳看起來像是什麼樣子呢？大概不是像朵花，而是像妳撒下的傳單一樣吧。像燃燒著的物體似的，伴隨著『啪嗒』的聲響，妳落到了地上。」「雖然我們都是做女兒的，但當時如果我在場，我會像母親那樣，用我的手去撫摸妳，儘管妳燒焦的頭髮會『簌簌』地碎落、妳的手指會像燒焦的枯樹枝一樣。」

值此十月革命日（11月7日）的季節裡，挑戰全球勞動者的APEC與G20卻在日韓兩國召開。在全泰壹犧牲後40周年的今天，我們要爭取更多勞動者的生存。紀念全泰壹的意義，正在於此。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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