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名嘴鄭弘儀的粗口風波發生至今將近半個月，不但未見緩和，且有越演越烈之勢。綠營的選舉造勢活動，「國罵三字經」成為台下群眾彼此之間的問候語，至於台上演說者也競相推陳出新，祭出各種坊間粗口，台上台下交相罵，一時蔚為奇觀。

即使粗口與髒話屬於一種語言暴力，但若單純從社會「主流價值觀」審度，以雅俗之分來界定它的性質，從而視之為「粗」、「髒」，視之為劣等文化現象，持這種觀點者，須小心淪為另一種文化暴力。畢竟，語言與文化皆屬社會體系的一環，它們看似中性，其實暗含統治者的規訓，反映特定社會中統治與被統治的權力從屬關係，這種權力從屬，不只是政治上誰執政、誰在野的問題，還是經濟上、文化上誰擁有霸權、誰任其宰割的問題。

舉例而言，台灣勞工人數達9百萬人，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許多企業強制實施停薪假，政府、朝野兩黨、以及輿論界罕見批評之語，勞工求助無門，引發一波小工潮，但整體的社會主流氛圍竟是對勞工不利的。停薪假之舉，對資方而言只是減少投資損失，對勞方而言卻是生計的剝奪，前者只關乎利潤多寡，後者卻攸關基本生存，孰輕孰重，連三歲稚童都能分辨，但在所謂社會「主流意識」下，共體時艱成了主流的價值觀。

但說穿了，在所謂主流價值或主流意識的天平上，勞工權益永遠是可以隨意替換的那顆砝碼，朝野兩黨和絕大部分的輿論媒體都是幫兇，他們和資本集團共同形成一個看似中道、理性的共犯統治結構，至於廣大勞工的基本權益則遭集體閹割，相對於主流價值觀的貌似中道、理性，勞工無從傳達的心聲，則是一種求告無門的集體失聲。

再以近來的社會住宅爭議為例，反對者多半將社會住宅視為影響市容的溫床，未經思辨就任意將髒亂和貧窮畫上等號，致經濟上的被剝削者進一步成為文化上的被污名者。反對者不問貧窮的社會根源，也無視於自身的偏見，他們即使採取了再怎麼看似理性文雅的論述，其實也都算是一種語言暴力。亦即，雅俗之分，理性與非理性之別，未必能拿來作為語言暴力的判準，只因所謂的文雅或理性，有時往往蘊含了權力者旨在實現其統治意志的價值觀。

無論何種粗口或髒話，都意在渲洩某種情緒，有時是道理說不清，有時是懶得解釋，有時是情緒先行，有時是刻意羞辱，但無論何種狀況，都必然反映出發言者的意識、前意識、或潛意識中的某種情結。綠營的傳統支持者，不乏中下階層與工農階級群眾，長期處於弱勢困境，經濟上被剝削，文化上被污名，概屬集體失聲的群體，對他們而言，街坊間的俚俗粗口，有時恰是一種最簡單的方式，藉以直觀地渲洩出內心的不滿。

之所以說是一種直觀的渲洩，是因為他們未必理解自己身處的社會實境，以及階級剝削背後的政經結構，他們也未必理解自己支持的政黨實為剝削階級的代理人。以阿扁涉貪遭判刑定讞為例，這些工農群眾認為阿扁無罪、認為這是政治迫害的，恐怕為數可觀，相形之下，能藉此認清政黨階級屬性的群眾，則少之又少。

在政黨的意識形態牽引下，階級矛盾轉化為族群矛盾及兩岸矛盾，悲苦的勞農身分轉化為悲情的台灣人，於是，群眾們看似單純而直觀的粗口，非但失去了它籲求改變受剝削處境的素樸原意，甚且背道而馳地折射出統治階級與其代理人的意志。粗口、罵得爽，竟是幫剝削集團抬轎，卻忘了自己，這也是一種集體失憶。

若說，實質的民主是奠基於受壓迫階級與弱勢社會集團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覺醒與反抗，那麼，當前綠營呈現的集體粗口現象，真正可悲的不是雅俗問題，而是背後潛藏的矛盾轉移和集體失憶。以此而論，台灣的實質民主之路，還很遙遠。

左看：哈利波特統一中國 對岸媒體公布《2010中國作家富豪榜》，赫然發現英國的羅琳憑其《哈利波特》系列的驚人銷量，版稅收入遠超過任何中國作家，同時，其他外國暢銷作家在中國也都有相當亮眼的成績，其中也不乏米蘭昆德拉這樣的嚴肅文學作家。對照台灣，其實也可以發現類似的情況；長期以來，台灣書市過半以上都是翻譯書，本土作家的弱勢與大陸相比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一現象的荒謬之處在於，兩岸開放交流多年，反映在一般圖書市場上，儘管有李敖等特例，但兩岸文化的交流仍未有多大進展，台灣民眾讀過的大陸作家作品屈指可數，倒是兩岸同樣處於文化商品的淨進口國地位，都早已共同接受了由先進國家生產出來的作品，成為兩岸書市最大的共同語言。

另一可議之處則是，文化、知識被作為商品販賣早非新聞，但如對岸媒體那樣大張旗鼓地以富豪論作家，本身已明顯違背了文化知識的生產邏輯。在這個行業裡，再簡單不過的一個道理是：賺錢固然重要，但沒有任何一部一流作品可以在缺乏真誠理念、只顧寫字換錢的前提下生產出來。

李亮／文字工作者

右看：言論不自由，沒有好創作 對岸媒體發佈《2010年中國作家富豪榜》，位列榜首的楊紅櫻是兒少書籍作家，第二名的郭敬明的讀者群是十幾至二十歲的青少年，第三名的鄭淵潔則被譽為「童話大王」，前三名作家的讀者群年齡均低，似乎反映中國成年人讀書習慣不佳，平均每人一年讀不到兩本書。

然而，這次排行榜也把外國作家在中國的銷售情況也製作排行，赫然發現前幾名的外國作家作品的銷量皆超過大部分中國作家，尤其以撰寫《哈利波特》系列的英國作家羅琳所得之版稅為最高，遠超過中國任一作家。此一事實恰恰反證出，中國讀者品味並未落後於國際，而是市場上沒有夠多的好作品，尤其是中國作家在兒少領域之外就拿不出什麼好作品。

形成這種創造力落後的原因固有多端，其中之一正是傳統的菁英心理作祟。中國士大夫向來瞧不起「小說」，有能力者競相投入更加「高級」的領域，比如郎咸平、李敖之類的宏大議論。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中國無所不在的言論控制，不僅設下重重政治與思想禁區，就連兒少書籍也不准有太多社會黑暗面的描寫，將作者的創作自由扼殺殆盡。

王放／政治評論員

節譯■葉興台

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參與上週在南韓首都首爾20國集團（G20）高峰會的各國領袖都很清楚，全球經濟面臨危險的亂流，他們也知道彼此的合作是最好的防禦，但這場高峰會幾乎一事無成。

各國領袖知道如何把他們的從容不迫裝作是進步，他們同意試著減少歧見，但他們的任務是避免出現敵意的貿易競爭，這是一場金融會議，就各種層面而言，這場高峰會已經失敗，隨之而來的風險相當巨大。

這場高峰會最嚴重的不和存在於於美國和中國，尤其是美國指控中國操縱匯率，雙方都希望其出口產品在海外市場更便宜，擔心外國競爭對本國製造業就業機會的衝擊，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已成為兩大經濟強權戰略對峙的代理人，20國高峰會雖然承諾要避免匯率競貶，這個承諾卻相當脆弱。

在全球危機爆發之前，世界似乎因為有史以來最深的經濟整合，而處在良善的循環中，導致更有效的資本流動、廉價貨物、易於取得的信貸和更好的生活水準。

全球化的利益並未平均地由全球共享，其所包含的結構不穩定，因為這場信用緊縮而殘酷地曝光，但如果整合過程出現逆轉，繁榮年代的經濟不公平就不可能消除，反而會惡化。

由於世界領袖的合作，2008年全球躲過了金融崩盤，但這場迫切危機所激發的團隊精神已經蕩然無存，20國集團的領袖通常會屈服於憤怒和無判斷力國內民眾的要求，較無動機促進全球互相依賴。

20國集團若不選擇合作，就可能淪於保護主義，關閉自由貿易體系，儘管自由貿易體系有很多缺點，仍是提供無數窮人經濟基會的最好方式。

貿易保護的殘酷可在西非國家馬利得到印證。馬利的一篇報導描述棉農的慘狀，他們的生計竟然得仰賴一個因美國政府補貼而徹底扭曲的市場。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國，該國之所以能維持這個地位，主要因為提供近3千5百名棉農數百億美元補貼。相反的，馬利有1萬6千名棉農，該國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半數的收入來自於棉花出口，但美國的補貼政策打壓棉價，更讓馬利這種出口小國難以打進國際市場。

這顯然是全球交易體系的弊病。在歷經多年的爭論後，2004年世界貿易組織支持棉花生產大國巴西對美國的一項控告，美國每年得賠償巴西1.47億美元；但西非國家不像巴西，貧窮的棉農沒有透過世貿組織控告美國的本錢。

這種不公平早在這場危機之前就存在於全球貿易關係中，但這正是已開發國家決策人士不能再忽視的原因。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一直是富國的消費者，他們享受廉價產品源源不斷地流入，難怪他們的領袖熱情地支持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

但自由貿易規模的執行一直反覆無常，有時徹底地偽善。棉花市場的不公平就是一例。非洲生產堅果的農夫，也因美國的補貼而被排除在國際市場之外；歐盟的農業政策，根本是為了排除開發中國家的出口業者，而設立的一個制度性共謀。

西方積極鼓吹自由貿易，卻選擇性地執行自由貿易規則，這種落差已為新興國家所注意。隨著經濟權力的平衡轉向若干新興國家，西方消費者又負債累累，美國和英國的經濟成長必須仰賴製造業和出口業的復甦，他們希望中國和印度消費者開始購買美國和英國的產品，回報西方國家經由信用擴張來購買亞洲產品。

按20國集團高峰會的定義，所謂矯正失衡，就是要求貿易盈餘的國家多消費、赤字國家多儲蓄，具體作法即說服中國停止對產業補貼。如果歐洲和美國願意減少補貼，中國會更樂於配合。如果西方國家想頌揚照規則來的交易體系的價值，他們就得遵守遊戲規模。

在此同時，政治現實正把中國推到相反方向。中國不急著冒數千萬勞工失業的危險，來幫助美國的製造業。美國民眾也不準備考慮該國貿易政策對馬利棉農的衝擊。歐洲領袖仍急著消滅銀行和主權債務危機所引發的民怨，有關農業補貼的改革根本不在考量之列。

以上種種顯示，全球化本身已陷入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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