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學者，不上電視」是日前中研院院士胡佛對政論節目亂象的針貶。此言既出，共鳴附和者有之；反彈抵制者亦有之，頗值得再論。

原則上，「一流」的政論節目未必不可得，而且元素也不複雜，只要它相對如實反映社會現況。例如，邀請政治人物、利害關係人與會，為的是突出各種特定立場與利益，藉其詰問與交鋒，把各種爭點透過螢幕示眾，以符合社會多元衝突的現實。至於這些爭點可以如何調和、對話，甚至設法超越，傳統上則由「學者」司其所職。這也是為什麼一般的政論節目中，學者很少缺席的原因。

這麼抬舉學者的「上位」身份，頗讓人覺得不是滋味。但實情是，這個「上位」身份的合理性，來自於學者具備的另一項「特權」，而且我們也都支持這樣的信念：思想自由。亦即，任何的學術研究必須自由、開放，不受任何外力干預，即便學者所言不符政治權威所喜、不受商業利益所睞，亦不能就範迎合。

悲劇是，我們的政論節目已經徹底黨派化，以致於政治教育的功能空空如也，僅剩宣傳洗腦，而收看節目的觀眾也不是政治社群，倒似每天定時進行心靈治療的團體。其結果是，政論節目理應反映的社會多元現實，淪為同質性意見的相互取暖、相濡以沫。而這個荒謬現象，卻又被「收視率」所合理化。

政論節目的體質如此，來賓自然也難逃宿命，除非選擇退場。因此結果不難想像：學者露臉於這樣的政論節目，非因個人意見之獨特，而是剛好相反，若非意見之平庸、片面，能與政黨機器的宣傳取得一致，那麼絕無可能博得「收視率」，遑論被稱之為「名嘴」。這正是我們所面對的「學者與電視複合體」。

就現況來看，胡佛說「一流學者」不上節目是對的；畢竟什麼池子養什麼魚，現階段我們找不到「一流」的政論節目。但也不該混為一談的是，「一流學者不上節目」並不是規範性的鐵律，我們仍期待學者的公共實踐及參與，而媒體仍是公共參與的重要管道，畢竟退縮雖然能夠自保清白，但無助於任何改變。

左看：忽哭忽笑 廣州亞運楊淑君一事，讓原本苦於五都大選膠著無可大肆炒作新聞的台灣媒體，這個當下紛紛抬起鏡頭，報導起國仇家恨。這也讓敏感的政治人物面對民情洶湧，當仁不讓的大肆宣揚愛國心，長期有台灣情結的綠營人士毫不保留針對中國或馬政府大聲譴責，善於掌握網路民意的政治新生代，對南韓也氣勢騰騰。

論起如此運動賽事上的國仇家恨，屢見不鮮，尤以對上南韓時分外眼紅。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台灣的人格分裂。一邊在韓國娛樂事業大軍--韓劇、少女時代與super junior--下難以自處，在經濟現實上又與南韓亦敵亦友。但翻看南北韓歷史，與台灣素無瓜葛，雖有兄弟邦之稱，但實無太多相交，倒也莫名其妙累積如此民粹情結。

但探其先例，台灣對南韓的民粹情結往往來去如風，而商業上的宰制卻日益加深，電子業大戰明戰暗合，娛樂業暈頭轉向。如此拉扯之下，台灣媒體樂於附和國仇家恨的劇碼十足怪哉，深究其裡，台灣既不知如何自處，陷在不清不明的中國台灣情結，而南韓也只是轉了轉樣貌，一樣不知所宗，忽哭忽笑，對於張口閉口國際化的半邊陲國家，實得慎思。

林子暉／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有禮有度 11月17日中華跆拳代表隊楊淑君在第一局原以9比0的優勢遙遙領先對手，但卻在比賽結束前遭韓裔菲籍主審判定裝備不符合大會規定，裁定失格。不僅選手本人難以接受，在比賽現場痛哭失聲，消息傳回國內，一時之間報章媒體、各界輿論群情激憤，對於裁定過程的瑕疵同聲撻伐。無獨有偶，此次韓裔主審的敏感背景，與世界跆拳道組織多為南韓主導，牽扯上台灣民眾長期對南韓的愛恨情仇。

在重大國際賽事上，如棒球、跆拳道等等實力相近的比賽項目，往往一舉一動都很容易牽動台灣觀賽群眾的情緒。南韓在主力運動項目上企圖心旺盛全力求勝，如在2006年足球世界盃聲名狼藉，讓台灣民眾對南韓懷疑更具合理。

細究其因，台灣跟南韓國情相近，很容易衍生假想敵之感，除運動賽事上，在經濟上以多有競爭，因此這個情結到是結中有結，難解的很。但就兩國互動日益熱絡，而每年貿易額也突破百億，應務實經營民間橋樑，加深文化互動，尤以運動上可多加交誼，讓這年年上演的台韓恩仇記可以早日喜見落幕。

林泰佐／社會評論家

■倪世傑

2007年大選之後，德國綠黨在全國的得票率甚至低於左翼黨，從執政聯盟中的小伙伴迅速下沈為德國「第五」大黨，很多評論者都認為遭遇選舉重大挫敗將難以再起，但明鏡雜誌電子版的民調卻發現，德國綠黨的聲勢一直看漲，從2009年12月的13%一路攀升到今年10月的25%，政治前景依舊相當光明。

起死回生，德國綠黨是怎麼辦到的？畢竟，在1998-2005這7年與社民黨合組聯合政府期間，綠黨也必須一併負起某些政策的政治責任，像是降低失業金的哈茲第四號法案、支持美國出兵阿富汗等難以想像綠黨會支持的政策，而當時綠黨的權力核心—黨魁兼副相、外長的費雪，在2007年後揮揮手改當企業顧問，絕口不再提起綠黨，顯見費雪參政期間努力驅逐黨內左翼與和平主義者的確有跡可尋。是的，看似殘破不堪的綠黨，又在在野的階段找回了自己的風格—反對者。

當梅克爾首相延長核電廠服役年限後，綠黨又重新登上反核的舞台，當司徒加特市政府準備耗費鉅資將鐵路地下化後，綠黨也站在第一線反對這一項大而不當的開發計畫。是的，綠黨又找回1980年代對抗基民黨柯爾總理的草根精神，帶領追隨者對抗政治建制。

好不弔詭的是，綠黨並未完全在野。在許多城市中，綠黨仍與當前在中央執政的基民黨、自民黨組成執政聯盟，且綠黨30年來的耕耘，已經成為後物質主義世界中的價值捍衛者，現在在德國誰膽敢反對再生能源與溫室氣體減量？誰又敢殘酷對待動物？綠黨不斷吸收新的選民基礎，即便在政治光譜中仍就是中間偏左的政黨，但因為其捍衛公民自由與平等權利、以及主張環境保育的價值觀，吸引到更多富有民眾的支持。

「找回失落的價值」是德國綠黨「改右回左」的信號，還是為求下次贏得更多國會席次的逢場作戲？恐怕還是老話一句：等待時間來證明。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洪致翔

現今中小學校園中，「師生衝突」早已不是新鮮事。其中，因學生過度自我中心或言行嚴重偏差而導致的衝突固然不罕見，另一方面，因教師誤解學生或對學生問題一時處理失當而引爆的衝突，亦非特例。如果處理得當，從發生衝突的原點找出事實癥結並循此解決問題，並不至於嚴重影響師生關係，其過程甚至可能有助於師生相互理解、建立互信基礎。然而在處理衝突的過程中，若只忙著緩和衝突，即便衝突暫時緩解，卻可能同時埋下更長遠的隱憂。

筆者曾聽過這樣一個案例：某教師欲播放簡報與影片時，發現教室內的教學用電腦發生故障。教師認為故障是因為某學生使用不當所致；該生則提出反駁，並當眾批評該教師太過武斷。雙方衝突於是越演越烈。隨後，介入處理的主任在穩定該生情緒後，開始與該生展開對談。

「你知道為什麼老師會對電腦故障的事情生氣嗎？」

「因為老師要用電腦上課。」

「是啊！老師看到自己要用的工具臨時故障了，情緒激動也是人之常情吧？而且，如果老師一點都不緊張，直接把這堂課改成小考，你會比較喜歡這樣的結果嗎？」

「不喜歡。」

「這就對了嘛！那你自己說，你剛剛的表現尊重了老師的辛苦嗎？」

「沒有。」

「所以，你要懂得體諒老師的心情，老師也是為了讓上課內容有趣一點，才會對電腦故障的事特別在意啊！」

「可是，剛剛他不但沒證據就罵人，而且還動手打我……」

「我知道你很委屈，這點我會再和你們老師溝通，你先回去上課吧。」

在這個案例中，主任乍看之下不但保障了教師的敬業形象，同時也成功解除學生的不滿。但是，卻忽略了引起這場衝突問題的最初原因——教室裡的電腦究竟因何而故障？倘若真是該學生人為因素所致，不僅應要求該生負起修復責任，更須向教師道歉；反之，若確實並非因該生而故障，教師亦必須承擔「過於武斷」這項批評。然而，這位主任的處理方式卻和「電腦為何故障」幾乎完全沾不上邊，僅僅是引導學生肯定教師的教學態度，並對未審先判一事施以緩兵之計而已。表面上雖然恢復平靜、和諧收場，但真相並沒有水落石出，師生雙方也無法從中學到「按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未來一旦再遇到類似情況，相同的衝突恐怕還會再次上演，甚至引來家長或媒體的追殺圍剿。

面對師生衝突，緩和雙方情緒當然是必要的處理過程，但於此同時若迴避追究事實、不檢視引發衝突的癥結，眼前的「安定和諧」恐怕只會在未來引發更劇烈的衝突。

（文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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