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美國期中選舉，與即將舉行的台灣五都選舉，使選舉再度成為台灣社會注意力的焦點。選舉常常被理解為民主的實踐，甚至被認為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化程度的尺度。特別在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資本主義陣營往往把這個對抗宣傳為民主與獨裁的選擇；而民主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是否實行直接選舉。

在這樣的論述下，舉辦選舉以通往民主，成為台灣社會政治信仰的最大共識，國民黨統治者固然如此宣傳，就是反對者也以爭民主為主要訴求。戰後台灣民間的反抗運動，從228到高雄事件，都是如此。當年許信良選桃園縣長，爆發了中壢事件，事後許信良的兩員助選大將出版《選舉萬歲》，書名充分反映選舉在台灣社會政治思潮中的份量。

然而，選舉等於民主嗎？經過數十年實踐，台灣民眾已經體會選舉的複雜性，選舉熱度已經冷卻下來，投票率下降，許多選民已經不再期待選舉可以解決政治或社會問題。這說明，選舉也許是反抗運動的有效策略，卻未必真正能夠達到理想的民主社會。要追求真正的民主，人們必須超越僅僅依靠選舉的辦法。

原則上，選舉只是通往民主社會的手段，希望經由這種手段，把國家的權力與社會資源的分配託付給適當的人；並經由這樣的託付，維繫社會的進步、安定與公正。被託付者一方面要有代表性與合法性，能夠反映選民的要求；另方面，子曰「選賢與能」，明白表示被託付者應有品質要求。以這些來檢視選舉所託付的當選人，不難發現達品質不良的例子比比皆是，可見目前的選舉手段達不到應有的目的。

選舉產生不了適當的受託付人，賢與能者也未必獲得選民的青睞。以最近美國期中選舉為例，民主黨大敗，論者多認為是總統歐巴馬的施政得不到選民認同，特別是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健康保險政策的改革。其中健保改革一項，歐巴馬的出發點是要照顧多數民眾的健保需要，這應該是比較好的政策，卻得不到多數選民認同。這說明為了勝選，以及為了某些財團的利益，一個對弱勢者有利的改革，可以被宣傳成不得民心的政策。因此，目前的選舉制度，本質上就常背離選賢與能的目標。

造成背離的重要原因是大眾媒體的誤導，更嚴重的是，這種誤導是結構性因素使然。私有化的媒體往往屈從於受廣告收入，廣告大戶顯然對媒體報導方向具有潛在的影響力。從這些考慮，人們不難發現，選舉具有濃厚的階級性。追求比較徹底的民主，一定要超越目前的選舉制度。

左看：階級運動學 繼在京奧負傷的蘇麗文，「黑襪事件」再塑造一位悲劇英雄楊淑君。蘇的堅持奮戰被視為正港台灣精神，楊蒙受不白之冤就等於是台灣的恥辱。王建民、郭泓志在美國職棒表現亮眼，也每每被冠以「台灣之光」。如果運動員是如此光榮的職業，敢問答應提供經費蓋訓練中心的郭董，你的妞妞、小虎子，長大去當運動員好不好？

不必為難郭董了，相信多數台灣父母都不作如此想，只要有能力，都寧願送孩子去補英語數學。讀小學時，會請公假去參加體育比賽的，都是老師眼中的頑皮學生，絕對不是成績好又有禮貌的班長；聯考前第一個會被取消的課都是體育課。運動選手受到打壓和歧視，不是等到穿上中華隊制服出賽國際場合才開始，台灣教育的菁英導向、學歷至上，早把他們當成二等學生看待。即便一路堅持下去，終於在重要比賽得到金牌，許多運動員父母對記者發表的感想往往是：「請政府幫忙安排工作。」

運動不只是政治的，還是階級的。蘇、楊、王、郭，沒有一個出身豪門或都會區，台灣職棒球員有相對高的原住民比例，這些是巧合，還是另一種形式的階級複製?

運動員是一項追求夢想的職業，台灣社會不該讓這個夢想如此廉價。

洪艾維／文字工作者

右看：失控的台灣人 失控，有時很好笑，有時很可悲。一名4歲大陸女童因為在綜藝節目設計的情境中情緒崩潰，逗得大人觀眾們哈哈大笑，一夕爆紅，人稱「失控妹」。在廣州亞運賽場上，跆拳道國手楊淑君因配備不符規定被韓裔裁判取消資格的事件，如今演變成全民仇韓運動，這也是一種失控，而且發生在理當成熟的大人身上。兩則事件獨立發生沒有關連，卻都是類似的情感結構在運作──放大弱小者的被害恐懼。

小女孩失控的爆點，在於相信扮演壞人的演員會害她；除了無助地哭鬧，不知道能怎麼辦，因為她只有4歲，是絕對的弱者，也因為只有4歲，她無法判斷情境真假。楊淑君事件第一時間傳回台灣，媒體不管多少人第一次聽到電子襪，就用了「惡整」、「被做掉」的字眼遽下評斷。所有超過4歲的大人立刻聯想到台灣過去在國際場合受到的種種委屈，新仇舊恨湧上心頭，但是能怎麼辦？

找某個對象出氣，不管理由有多牽強。這次是韓國人，於是砸雞蛋、丟泡菜、燒國旗……種種撒野幼稚的舉動開始出現。運動雖不可避免的與政治有關，小國如台灣，把比賽的成敗和國家認同掛在一起實屬其情可憫，但是拜託，能不能不要用4歲小孩的手段？

王左一／政治評論家

■姚欣進

這次五都選舉沈悶無味之至，不僅老面孔、老調充斥，而且連戲碼都開始陳腐起來。主流政治的舞台一旦開始老套起來，通常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

其一，主流政治集團能有效地掌控時局、民眾默認相對的安康局面，就沒有多少政治激情來對立、尋覓另一個可能性。以美國總統大選為例，1996年的民主黨柯林頓對抗共和黨資深參議員道爾，就是如此。當時美國資訊與網絡科技欣欣向榮，經濟呈上升發展趨勢，社會抗爭力量在政治領域裡相對沉寂。

其二，則是歷史大潮流轉變之前的過渡階段。這往往是主流集團沒有一個政黨能真正體現時代新興發展力量。一方面，主流大黨早已沒有可打動人心的願景或魅力領袖，不斷消耗過去的歷史資源，主流政黨之間相互處於對峙但沒有一方能主導全局的僵局。另一方面，社會抗爭力道還處於摸索發展時期，甚至還不足以發出有力的抗爭聲音。這僵局表面下的沈悶，雖顯示了大多數民眾的無奈茫然，但更多的是，民眾社會心理層面的普遍消沈與徬徨。這正是五都選舉期間社會冷漠、麻木所反映的現實。

台灣有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在主流政黨之外，發展出新的、可觀的政治力量嗎？答案在於：具體的可能條件或的障礙是什麼？

台灣新生力量若要轉化為一定程度的政治力量，基本條件有二。首先，必須在經濟制度上展現出另一條可行、應行的政策與制度。例如，如果反對一昧的開發而破壞環境生態，是否有具體的替代方案？這方案不僅須提供經濟利益，而且更能兼顧環保等進步價值。這些理想方案，不能僅只是原則、概念，須有配套計畫、可討論甚至可驗證的數據資料分析，甚至最好還有微型、小規模的具體範例來印證。

其次，新生力量必須在社經政策上展現更深刻、更合理的價值觀。這不是浮泛的人云亦云人道主義、社會關懷等等，而是具體生活實踐所激盪人心深處的共鳴。簡單說，新生力量若要在政治上完成領導，就必須首先在道德上成為表率。

這樣說來，這種高標準豈非脫離現實而實際上不可行，所以，新生政治力量不太可能在台灣社會出現？以當下來說，的確不太可能，但若據此而悲觀，說台灣一定不可能有新生力量出現，就是對歷史無知了。人類歷史上每一個疑危之秋，莫不有一批批仁人志士以超卓的勇氣、令人嘆服的智慧與驚人的實踐挽狂瀾而既倒。孫中山多次起義、毛澤東的長征之旅，莫不見證這歷史規律。否定這歷史的必然，就是承認台灣社會的無望。

（社會評論者）

■邱士杰

在台灣島內因為亞運跆拳道事件而莫名激起反韓浪潮時，韓國國內卻正經歷著一場讓資方損失空前、迄今已損失達1千億韓圜的大罷工（據說是韓國史上造成最大損失的罷工）。相較於台灣遭到渲染的反韓情緒，這次的勞動爭議應該更值得我們關注。

為爭取讓非正規職勞動轉為正規職，本月15日，位於韓國蔚山地區的現代汽車工廠，爆發由非正規職工人主導的工廠占領鬥爭。當天凌晨5點半，現代汽車的「非正規支會」嘗試突擊進入工廠。工會不但遭到警察以催淚彈攻擊，還遭到公司雇用的警衛以滅火器及鐵塊襲擊。

當日午後13點，該廠的第一、第二工廠開始突擊罷工，分別造成全部生產線以及部分生產線停擺。21點之後，陸續幾波的工會會員繼續進攻工廠，最後實現近8百人的工廠佔領行動。在接下來的抗爭中，蔚山、牙山、全州3個現代汽車非正規支會投票取得罷工權，並實現了同盟罷工，正規職工會也展開了連帶鬥爭。到21日為止，抗爭仍在進行，資方的損失也持續擴大著。

這場鬥爭起因於資方意圖透過外包企業的歇業去延續不法派遣問題。10月14日，蔚山工廠外包的兩個企業宣布將在11月14日歇業。雖然其中一個企業宣布撤回歇業，但另外一個企業卻強行歇業，而且現代汽車將該項業務轉包給另外一個企業。然而這個接受承包的企業，卻以「工人退出工會」以及「締結勤勞契約」，做為繼續雇用遭歇業企業員工（特別是工會會員）的條件，因此便激起了現代汽車非正規職工會的抗爭。

因此，整件事情從表面上是外包企業的歇業問題，但就實質而言，卻是現代汽車資方意圖透過外包企業歇業來突破非正規職的僱用問題。而勞方所要爭取的，就是實現從非正規雇用轉為現代汽車資方的直接雇用。實際上，韓國最高法院在此之前便已判決：依據韓國的派遣法，連續工作兩年以上的工人就應該直接視為現代汽車直接雇用的工人。

在民主勞總工人大會的動員晚會上，現代汽車非正規支會的會員發表了這樣激昂的宣言：「我們想要同變革韓國工人運動歷史的鬥爭聯繫起來，我們要成為這一聯繫的火種！」雖然韓國工運的歷史無疑首先是屬於韓國人民的，但這一歷史的寶貴經驗，也無疑屬於全世界進步運動、屬於全世界人民，屬於今天乃至明天的台灣。這應該是我們面對台灣民眾莫名的反韓風潮時所要有的基本立場或信念。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立報歡迎您投稿與指教。詳情請參投稿與聯絡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