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淑君事件延燒，台灣民眾從對南韓裁判的憤怒透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包括拒吃泡菜、拒看韓劇、拒絕購買韓國產品……。這種透過消費的選擇進行抗爭或報復的行為，雖然只在網路流傳，看不出具體的組織動員，卻已引起首爾青瓦台當局的緊張，因為抵制韓貨一旦形成風潮，就已不單純是誤判與否或顏面得失的問題，而是可能對國家經貿利益造成難以估計的傷害。

這種消費者的力量，看似無形，卻是有力，雖然在台灣實際的案例不多，卻值得我們特別關注。因為在當代商品社會，「消費」是每一個國民最日常也最平凡的行為。如果消費本身成為一種積極、主動、有意識的組織行為，成為市井小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小革命」，其顛覆的力量實不可小覷。

透過消費進行「杯葛」，歷史上有不少令人震撼的案例。首先，美國的獨立革命，就是從杯葛英國進口新大陸的茶葉開始的。而在英國方面，反對奴隸制度的公民就曾經在18世紀末期，大事鼓吹拒絕來自安地斯群島的蔗糖，因為那裡的莊園豪門使用奴隸耕作。到了20世紀，甘地發動印度人民杯葛大英帝國的商品；金恩博士杯葛市公車以彰顯膚色歧視問題；1970年代，為了抗議種族隔離政策，全球進步團體發動杯葛南非商品，以表示對曼德拉的聲援；2005年開始，各國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也以撤銷對以色列的投資、抵制以色列商品做為手段。

「杯葛」來自boycott，這原是19世紀愛爾蘭一位大地主的名字，他因為苛虐佃農，其農產銷售遭到良善市民的封堵。於今，以拒絕購買來對某不良企業或國家進行制裁，已成為消費者介入事件、表達態度的重要手段。然則，消費者運動真要變成人民的日常小革命，除了負面的「boycott」之外，還可以有正面的手段，那就是「buycott」，這是國際消費者運動新近創造出來的一個字眼，姑且譯為「義買」。

如果「杯葛」是拒絕不道德的商品，那麼「義買」就是對某些產品的主動選擇和加持，譬如來自尊重生態或公平貿易的產品，不管是基於道德的、環境的或是政治的理由，他們以購買作為行動的支持。這些運用「杯葛」或「義買」介入公共事務的公民，不接受政黨的召喚，而是基於個人的責任意識和對他人的信心。他們相信自己的消費介入可以影響他人，團結他人，進而發揮集體的影響力。

當然，這次因楊淑君事件而偶發的杯葛消費，還看不到具體的集體能量。不過，我們至少知道，消費本身即可以是對公共事務的表態和介入，有時候，甚至是無堅不摧的武器。

左看：華麗下的蒼白 臉書全球使用人數即將突破5億人，儘管有隱私爭議，仍不影響臉書持續擴張對於人際溝通的影響力。臉書創立人馬克左克柏2010年身價高達69億美元，臉書網路傳奇不再只是新潮的社交網站，而是滲透到各個社會層面，從最新的選舉方式到發起輿論無不重視。相較於此，原主張臉書帶來人際疏離的論調不攻自破，更不乏琳瑯滿目的人際研究印證。

當無數人用簡單的滑鼠點選臉書的個人頁面時，都不自覺的接受看似多元卻絕對單一的互動價值制約。固然馬克左克柏初衷在於建立互動管道，但在驚人商業利潤的刺激下，原本簡單且開放的互動設計急速向量產商品的概念靠攏，互動模式不在於創意而在於討喜：只要能讓煩悶的上班族暫時忘卻工作迴圈，何慮開心農場偷菜背後的社會意涵；只要讓青年學子興奮於不斷躍出的對話方塊，又何憂溝通的零碎與片段。推特、噗浪到臉書，雖浮泛但卻容納於單一價值：市場。

隱私或無真實互動等問題都僅是原本溝通與話語權被市場宰制下所衍生，其中的個人與多元都無形地齊一，被市場鼓勵的自我曝露也不再真實。一切都開放，但絕不解放。

林子暉／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獨特的人際溝通 引路透社11月23日外電新聞，德克薩斯州大學研究指出臉書並不會造成人際關係疏離，反而會以獨特的方式促成不同年齡層溝通加溫。此實驗以9百名大學新鮮人及畢業生為對象，調查其使用臉書與他人互動模式。研究結果顯示臉書增加人際互動的頻率，卻不取代既有的朋友、家人互動關係。

臉書目前全球使用人數高達5億人，並且持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中，其即時的互動狀態更新不斷刺激下一次互動，而各式的心理測驗與小遊戲，不僅多元且模擬小型的社會網絡，如餐城等。而現下更結合其他主要的網路平台，如YouTube等，透過影音媒介讓更多溝通互動與資訊分享模式成為可能。

現下不僅一般個人而是連政治人物、社會倡議者與公益活動都得助於網路的便利性，產生相當可觀的社會效益。如今年10月台灣發起的白玫瑰運動，甚至是美國總統歐巴馬，誠如Google財務長皮切特（Patrick Pichette）所言，Google與是臉書不是競爭關係，而是共同開啟新的網路時代。在數位爆炸時代，不僅專制獨裁等封閉的政治意識形態難以再現，公民社會互動也能以此更開放，讓原本孤離的個人更充分的融入社會整體。

林泰佐／社會評論家

■倪世傑

英國青年人上街頭了，高達上萬人在倫敦街頭抗議，因為9月上台的保守黨—自民黨聯合政府準備調漲其大學學費學學費。

看似振奮的是，來了一萬多人。這些人的組成中，有些是在學學生，另外則是有一批從臉書上號召來更年輕的，但後者比前者更激進，他們更擔心當他們在未來幾年有機會念大學的時候，學費在這5年內會一直飆漲。對，5年，這是保守黨與自民黨洽談聯合政府時的協議，首相卡麥隆任內絕不主動解散國會。

但抗議還沒結束，兩邊已經互看不爽。大學生認為自己是和平的示威，並責怪後者點煙火意圖觸怒警方並搞破壞。也的確，後者大多數未滿18歲，最小的甚至只有12歲，但如說是湊熱鬧倒也言過其實，還記得2005年在巴黎市郊夜晚燃起的熊熊火焰？在這一代青年人的身上滿佈族裔與文化歧視、經濟危機下的階級不平等的印記，反抗的火苗早已在悶燒。

英國是個徹頭徹尾的階級社會，這30年以來不是從牛津、劍橋畢業的首相，僅布朗以及只有高中畢業的梅傑，中學畢業能夠以及會選擇進大學的，家庭的經社地位大多居於高級中產階級以上，這也是英國的大學生當前會選擇抗爭但基調是和平理性的主要原因。經濟危機固然加重了中產階級家庭的經濟負擔，但這一場抗爭如能達成至少不調漲的效果，中產階級家長的投入至關重要，而他們無論是家長還是學生在政治立場上甚至更偏向自由民主黨，而家長比學生在行動上更為保守，且自民黨大老、商務部大臣、過去對資本主義多所批評的凱布爾（Vince Cable）完全不為所動，保障大幅調漲學費不會跳票。

即便是工黨也很難逃脫這個高學費漩渦。即便在布萊爾任內英國教育經費翻了一翻，但第三條路的教育政策內涵就是將教育視為個人投資，遵循使用者付費原則，但當年的新工黨調漲政策畢竟是與學生會討論過後取得共識，算是具有民主基礎，新任黨魁米勒班很難逃脫這個歷史共業。

這一場抗爭，無法投注太多的期望。相較於1968年沸騰的5月，從教育體制延伸到後二戰時期資本主義的總清算，當前的運動更著重保衛個體權益，像是這一次英國的學費調漲風波，以及5年前法國的反首度就業法皆是如此，「反」與「後」皆難以具體提出積極肯認的「要」，這也是在1990年代中期後的後工業社會中所展開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在這一波經濟危機中渾然找不到抗議能量的主要原因。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洪致翔

彰化縣多所國中不久前曾因段考聯合委外命題引發爭議，縣教育處經數次會議後，決議各校段考皆須各自自行命題，並必須於段考結束後將考題內容公布於指定專屬網站，除了供他校學生下載練習外，同時試圖杜絕不嚴謹或抄襲參考書的試題。縣教育局此舉立意良善，但若未來能循此模式，在當前決議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實施範圍縮小為「以班級或任課教師為單位自行命題」，除了提高命題品質外，更可能引發其它正面效果。

同樣一份教材，會隨著不同教師的演繹方式以及課堂互動情況，產生無數延伸討論的方向。這些從教學現場發展出來的內容是難得的學習資源，但許多教師都曾有過類似的經驗：在課堂上補充與教科書內容不同的教學素材、將課堂討論話題延伸至教科書未曾觸及之處、或提出與教科書內容針鋒相對的觀點時，儘管可能比教科書內容更加深奧或嚴肅，但卻常能勾動學生欲罷不能的學習興趣與討論熱忱。但另外一種聲音卻會以充滿暗示、甚至略帶威脅的方式反問教師：「這些內容考試會考嗎？如果不考，何必花這麼多時間？」顯然，考試已從某些人心目中「推動學習的力量」轉化為學習的止步線。若每位教師都能有權依據教學內容與特色設計相應的試題，除了避免自澆冷水的窘境外，也意味著能夠更無後顧之憂地發展教學特色，甚至創造將「命題支配教學」逐步轉化為「教學支配命題」的契機。

另一方面，從排名次論高低的角度來看，「以班級或任課教師為單位自行命題」的制度似乎完全沒有公平性基礎可言。但所謂的「公平性」其實根本不曾存在於任何一場考試。因為每場考試中，姑且不論應考者的認知基礎與各方面立足條件各自不同，不同的命題者對於「哪些才是重要的、值得列入命題範圍的知識或資訊」的判斷也各有差異。在如此充滿差異的基礎上，硬是以某份題目作為標準來排定名次、區分優劣，其實毫無意義——如同在大學中，即使有不同教授開設的同名課程，但兩班學生的名次高低差異不具有任何意義。換言之，反而是在徹底扯下公平性這塊幌子後，考試才有機會重新回歸「幫助學習者測知自身學習成果與缺漏」的原始意義。而當考試的競爭成分不再成立，教師的教學自主空間亦將隨之擴張。

綜言之，彰縣教育處此番決議若能落實、深化並向其他縣市推廣，或許將能成為教師博取更大教學自主權的槓桿，而非只帶來表面所見的工作壓力。

（文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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