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為了藍綠爭權奪利而吸引多數民眾注意，國際上卻醞釀一場遠比五都選舉重要的爭執，這就是即將舉行的聯合國氣候改變坎昆大會。11月29日到12月10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將在墨西哥坎昆進行重要的國際會議。這是去年12月哥本哈根會議之後，關於氣候變遷最重要的國際會議。由於去年哥本哈根會議並未達成預期協議，而氣候暖化嚴重性不容忽視，因此人們理所當然期盼坎昆會議能夠彌補未竟之業。然而，上次哥本哈根會議之所以未能達成共識，正表示這場事關人類命運的重要事件存在嚴重意見分歧。哥本哈根解決不了的課題，在坎昆能夠出現奇蹟嗎？這是全世界人士密切注意的大問題。

去年哥本哈根會議原要延續2012年即將到期的京都議定書的協定。環保人士普遍認為，京都議定書的決議強度還不足以避免地球過度暖化；但是，就連這個強度不足的議定書都得不到美國這個溫室氣體主要排放大國同意，更不用說落實。

不僅如此，京都議定書要求工業發達國家（也就是溫室氣體累積排放最多的國家）承擔起歷史責任，除了要大幅度減少排放量，還需要從資金與技術方面協助發展中國家降低工業化中所帶來的大量排放。不加區別地要求所有國家以今天的排放程度作基準逐年降低排放量，這種做法不僅忽略歷史責任，同時也阻礙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的努力，結果只有擴大全球性的貧富落差。但是這個比較公平的原則，在哥本哈根會議被歐美國家大打折扣，成為哥本哈根會議達不到協議的主要原因。

歐美國家企圖降低原先的承諾，顯然受到金融海嘯影響。哥本哈根會議召開時，正是金融海嘯爆發一年左右，這些國家經濟受創不輕。不僅如此，金融海嘯改變世紀經濟版圖，第三世界新興國家迅速崛起，歐美備感威脅，其中特別是中國的進一步崛起以及美國擔心霸權受到挑戰最為凸顯。這些因素在去年哥本哈根會議中已經成為爭議的潛在因素，到了今年，這個矛盾更進一步發展。美國從不斷逼迫人民幣升值、利用天安艦事件做文章、強化美日安保、把釣魚台列入安保範圍，一直到目前正在進行的大規模美韓聯合軍演，這一系列動作，很顯然都是針對中國。

美國往往是從一己之利益來處理國際事務。當年美國政府為討好資本家，拒絕在京都議定書簽字，正說明美國缺乏國際責任感的作風。這種作風如果沒有受到約制，正在舉行的坎昆會議不可能有什麼重大成果。

左看：中間選民最現實每經歷過一次選舉，國、民兩黨的得票率或有消長，不變的是兩黨政治的形勢更加確立。於是，「中間選民」的支持往往被視為左右五五波選情的關鍵，是藍綠兩黨拚命擦脂抹粉想吸引的對象，也是由社會運動轉型的小型政黨之希望所繫。然而，究竟「中間選民」長什麼模樣呢？

所謂「中間選民」，其特質幾乎可以和中產階級畫上等號，唯一的附加條件是「沒有固定的政黨傾向」。他們被認為是具有知識水準的，因此能做出獨立判斷，不被兩黨的基本教義訴求綁架；他們被讚美是有理性的，不被選舉的激情沖昏頭；他們的需求是務實的，所以能跳脫意識型態的思考。理想的現代公民似乎就該符合這些條件，但「中間選民」的「中間」性格，也正是進步的阻礙。

「中間選民」因為沒有特定立場，對政治或不冷不熱，或搖擺不定；和兩黨都保持可冷眼嘲諷的距離，以顯示自己不同於搖旗盲從的中下階層群眾。他們以現實利益為主要考量，只在乎政黨給的「牛肉」，缺少參與政治的自主性。有心改革現有政治生態的政黨，不應以吸引此「中間選民」的選票為滿足，對其進行政治的再教育才能造成更長遠、深刻的影響。

洪艾維／文字工作者

右看：走出自己的中間路線五都選舉結果揭曉，民進黨一如預期的風光保住南部版圖，雖沒有搶下都會型的北北中任何一都，但總得票數超過國民黨40萬票，被認為是光榮的失敗，許多評論家也肯定此次民進黨的中間路線奏效。事實上，政黨的中間路線只是討好選民的策略，做為負責的公民，應該要走出自己的「中間路線」。

許多人（也許就是你）會自許為「中間選民」，對親友間因支持特定政黨而翻臉頗不以為然；抑或，用「選人不選黨」做為投票的原則，彰顯自己中立，沒有色彩的立場。不選邊站，在非藍即綠的政治氛圍中當然是難得的堅持，但每逢選舉，你手中的這一票怎麼投有很大的差別。究竟要為了實質效益考量投給比較不爛的蘋果，或是乾脆放棄式的不投票，又或者用廢票表達不太受重視的抗議？無論何種選擇，都流露出做為中間選民的無奈和無力。

光用4年投一次的選票，真的很難改變讓你不滿的現況：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的疲累；貸款沒繳完車子就被偷的恐懼；家有年邁父母卻無法分身照顧的掛慮……。除非你願意開始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和你的親友討論人民的、而非政黨的政治，民主才有了實質的意義。

王左一／政治評論家

■邱士杰

在釣魚台問題沸沸揚揚之際，一水之隔的沖繩／琉球，卻因一系列學術講演與研討會的舉辦，而成為近期台灣關心東亞民眾「連帶」問題者的焦點。在筆者所能夠參加的場次裡，有些問題激起了我的思考。

主要是沖繩的獨立問題。在歷史上，沖繩首先是一個以琉球為名的獨立國家，後因日本的併吞「同化」以及戰後美日兩國的操縱，而屢屢無法實現獨立（最多只能做到以「沖繩返還」日本的方式脫離美國軍事佔領）。從此次活動所邀請的沖繩學者的說法來看，「獨立」本身已經成為當地的前「琉球」人民所無力設想的方案，甚至是地方競選時的票房毒藥；其次，雖然「獨立」是權力，但若獨立可能造成區域內不穩，則獨立也未必是選項。

如果抽象地看待「獨立」這件事，則該學者對於沖繩獨立的一番見解也許可以──如講演所確實提及的──直接套用在台灣問題之上。但若具體地看待「獨立」在沖繩與台灣的實際狀況，就會發現分離主義在這兩個地方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由於沖繩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台灣──如作家陳映真所屢屢強調的──並沒有這樣的經歷。因此，沖繩的獨立意味著把實際存在的歷史作為通向未來的基礎。但對台灣來說，實際存在的歷史卻是兩岸的民族統一，而不是台灣的分離主義。因此真正能與沖繩獨立問題相類比的，恰恰只能是兩岸的民族再統一問題（或者：超克「冷戰／內戰」結構造成的兩岸分斷）。反過來說，能夠與沖繩的「不獨立」相類比的，則正是台灣的分離主義，因為兩者在此時此刻都呈現為某種「維持現狀」論。

無疑，對於目前大多數的台灣民眾來說，過往實際存在的民族統一經驗已經完全不能使民族再統一問題納入自己視線之內；過往有無「獨立」經驗也完全不妨礙當前民眾對於分離主義的認同。但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維持現狀」論是否終究只是一種保守論述的變體？若將「沖繩獨立」代換為「社會主義」或其他進步價值，是否也要以同樣的邏輯說：如果社會主義會造成這樣那樣的不穩，就未必要追求社會主義？

雖然馬克思曾把他所奮鬥的目標歸結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並反對將之視為「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但過去曾經存在的進步價值或歷史事實卻仍可能強烈規範著現實通向未來的進程。面對沖繩獨立問題，或許這是可供參考的思路。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姚欣進

在一個較現代化的民主社會裡，一個成功的政黨之所以能贏得政權與長期穩定執政，必須具備3個基本要素：能迎合民意需求、有前瞻性的政策方向；明快而堅定的決斷力與有效地執行力；政治領袖的群眾魅力或非常良好的溝通說服力。這三者表面上看來，似乎政黨的政策方向是最重要的，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過去傳統左翼所謂的「有什麼壓迫就有什麼反抗」，這乃是在一個較初級社會中非常粗糙、簡化的線性反映論。即，社會壓迫者（如封建社會地主或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老闆）與政治掌權者乃是合而為一，這種社會與政治壓迫直接關係，乃是一看即知。所以，民眾在社會中所積累的憤怒可以直接爆發在政治行動上。然而，在20世紀末期開始，如新自由主義的兩位政治代表人物，1980年代美國總統雷根與英國首相佘契爾，就是最好的例證。他們所執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根本違反大多數民眾現實利益，然而憑藉著他們特殊領袖魅力、果斷決斷力與執行力，卻是近30年來最受歡迎的領袖之一。

這是因為，在現代社會裡，民眾政治經驗乃是各種複雜資訊、各方因素（包括族群、宗教、文化氛圍或既定偏見等）交錯影響下的結果，而不再是直接聯繫、等同於經濟現實的因素。因此，一個厲害的政客，就可在這政治領域中有極多的操弄空間。例如，佘契爾夫人當時以重振英國帝國光榮的民族情感對阿根廷發動戰爭，以自立更生、家庭價值等觀念來贏取民眾的支持，而轉換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真實了解。以此來看，這次民進黨之所以能站穩基本盤而且有突破前進的契機，不是沒有基礎的。重點在於：民進黨的各方政治人物之草根性、親和魅力，即使颱風在家睡覺都可高票連任，就可見一斑了。

另一方面，國民黨始終搞不明白，他們的兩岸經濟一體化政策帶來了台灣經濟成長，但為何始終不能得到民眾的衷心認同與熱情支持。原因在於兩方面。其一，這就是本文所論的政策與民眾政治經驗之間的落差或斷層。在國民黨僵硬的官僚文化下的政治人物，幾乎沒有一人能具備真正的親和力，更別說是溝通說服了。缺乏了人與人之間最直接的互動情感，政策只是僵硬的方案而已。其二，更重要的是，兩岸經濟一體化政策只能造福掌控資本利潤的既得利益者，大多數民眾生活處境與此資本增殖是沒有多大直接關連的。餅固然是做大了，但能分到這大餅還是那極少數菁英。這又如何讓民眾支持這政權呢？

（社會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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