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都大選終於落幕，整體而言，藍綠兩黨在五都仍呈三比二、北南各自執政的態勢。以近年來地方選舉的結果，從縣市選舉到直轄市選舉，濁水溪以南除了嘉義市之外，清一色都是綠色執政，且多是大獲全勝，兩黨在各地的得票率相差10％至20％不等，論者或根據這種現象，稱「國民黨跨不過濁水溪」，濁水溪於焉成為藍綠分治的地標，彷若台灣已成分裂之島。但，台灣真的分裂了嗎？

五都大選期間，某名嘴的粗口演變為綠營的集體粗口，連勝文遭槍擊事件在案發後第一時間遭綠媒曲解及淡化處理，兩個事件也引發持續的蓄意扭曲或謊言編造，呈現出「不問是非真相、只問政治立場」的取向。從選舉結果來看，在政黨與媒體的渲染下，風行草偃，絕大多數的民眾只相信他們想相信的，只選擇他們原已認同的，這的確呈現一種藍綠分裂狀態，它不只是投票行為的分裂，還是集體意識的分裂。

若進一步加以分析，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分裂」其實帶著意識形態的性質，亦即，兩造的群眾都服膺於特定的立場或價值觀，並依此各自發展出自認足以說之以理、動之以情的行動準據，行動者必然自認為是對的，藉此獲得行動的正當性基礎，並累積情感能量，進而影響他人。行動的過程，貌似「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即使這種「理性」與「感性」是奠基於反科學的基礎，但信者恒信，自許為所應為，對立的陣營，黨同伐異，從立場矛盾演變為敵我矛盾，是非擱兩邊，盲信擺中間。

1980年代以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歷經威權統治、解嚴、黨禁解除、報禁解除、媒體開放、凍省、總統直選，從政治領域到輿論領域，緊扣著「政治民主」軸線，以公民參政和言論自由為主要內涵。其中，公民參政以選舉和代議政治為主要形式，一切以政黨為依歸；言論自由則以新聞和媒體自由化為主要形式，一切以媒體為依歸。

但，跟這所謂「民主化」進程同時發生的，其實還有經濟的自由化，它瓦解諸多的公營事業體系，助長私人壟斷資本的發展，開放外國農工產品進口，也擠壓了農民與勞工的權益。經濟自由化，客觀造成階級矛盾、貧富懸殊、城鄉差距的惡化，其實是影響台灣最深最鉅的政策，且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任總統貫徹至今。總之，無分藍綠政權，都是該政策的篤信者及執行者，他們讓台灣的工農大眾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至於媒體，多半已在經濟自由化的浪潮中，淪為私人壟斷資本進行商業營利及思想同化的機器，所謂「政黨退出媒體」之議不但淪為口號，特定媒體甚且日益誇張、毫無遮攔地成為特定政黨及其意識形態的傳聲筒，形成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三位一體。

當前，台灣的政黨與媒體已在全社會範圍成為兩種最重要的霸權體系，政黨吸納選票，媒體涵養民氣，就在「政治民主」的軸線下，工農大眾每每在選舉過程成為被動員的對象，除了藍綠兩黨，竟別無選擇。所謂的台灣民主，這無疑是最大的反諷。

意識形態的力量，無疑正在撕裂台灣。它就像電影《駭客任務》中的「母體」，不斷製造出一個讓你信以為真的虛相，同時讓你忘了自己究竟是誰。沿著「政治民主」軸線發展出來的，只是一種「偽民主」，它只敢給你投票權，卻不敢告訴你社會實相，也不敢給你政治、經濟、文化上實質的「社會民主」。

以此而論，台灣真的分裂了嗎？那倒未必。分裂，僅是建構於虛相之上的歷史歧途，縱然坎坷曲折，迷霧深鎖，但我們深知，台灣真正的願景，只能構築於社會民主及其實相，山路雖遙遠，但只要目標清楚，總有攻頂的一天！

左看：徒法不足以自行 高科技產業超時工作早已不是新聞，日前因為南亞科技年輕工程師猝死，迫使勞委會做出回應，對國內30家電子製造廠商進行超時工作檢查，結果發現有高達8成的廠商違反工時規定，完全印證了民間的經驗感受，也再次凸顯出勞政單位平時監管不力的失職。

面對這樣的結果，勞委會表示會要求主管機關依法開罰，但區區6千至6萬的罰款，對這些資產以百億計的電子廠商而言，根本無關痛癢，又礙於法令規定無法公布名單，就連輿論壓力的制裁也不可得，凸顯出國家體制在勞動權利保護方面的鬆散與貧弱。

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便是這麼虛弱的保護，長期以來也得不到有效執行，更凸顯出民間的監督力量其實比起國家體制更加虛弱無力。解嚴以來一度勃興的工運力量近年走入低迷，許多產業區塊形同工運沙漠，工人的權利保護完全仰賴政府一紙公文以及勞工無奈的「用腳投票」，高科技產業正是如此，以致資方賺錢時工人超時加班，資方不賺錢時工人無薪休假。

台灣工人運動長期訴諸國家立法與執法，但在產業領域與資方的直接對抗，才能培育運動實力的真正基礎。

李亮／文字工作者

右看：法律應切合實際 由於南亞科技工程師猝死，引發國人關注科技業從業人員過勞議題，勞委會遂利用一個月時間抽查了國內30家高科技業者，首度針對工時的實況進行勞檢，抽查對象皆為具代表性的電子製造廠商，結果竟發現只有6家沒有違規情節，高達8成即24家廠商違規，違規事項總計62件。

根據勞委會說法，將要求主管單位開罰6千至6萬罰款，逾時不改將連續處罰。但法諺有云「法不罰眾」，當違規比例高達8成時，執法的成本必然非同一般，執法的效率亦將大打折扣，凸顯出這樣的勞動法令已經與當前的產業發展，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正常生態大幅脫節了。

目前的勞動法令在醞釀、立法的過程，主要針對的是傳統工業革命的大工廠、傳統製造業的工作型態。然而，像台灣高科技產業必須在極短時間內，以如此大的規模開發、產製出跨國客戶訂單所要求的特定產品，其中所要求的勞動彈性，早已突破傳統勞動法令立法者當初的想像。更別提各種新興的雇用型態如派遣制的盛行，同樣凸顯出法令與現實的扞格不入。

時代已經超前了法律，是法律應該要調整以切合實際的時候了。

王放／政治評論員

節譯■葉興台

南亞的媒體版圖豐富、多元且充滿對立，但獨立新聞記者面臨的風險是真實的，而且沒有緩和的跡象。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對在這個次大陸的記者而言，說今年是個難過的一年還稍嫌保守，在巴基斯坦，至少有12個媒體工作者死於恐怖攻擊。在印度，至少有一個記者維傑‧辛格（Vijay P. Singh）死於類似的攻擊。

斯里蘭卡為數不多的記者，也因勇於挑戰政府掃蕩坦米爾之虎的論述，而遭到殺害。斯里蘭卡《週日領袖」（Sunday Leader）編輯與調查記者拉桑夏‧維克芮馬土格（Lasantha Wickrematunge），因報導觸怒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去年1月上旬在光天化日下遭人射殺身亡。

這些案例都凸顯出這個次大陸的自相矛盾，那就是，即便日子不好過，對那些夠幸運和夠聰明到足以避開特定紅線的人而言，仍有極大的自由和特權。

這些紅線的技術和細節可能因國而異，但共同的要素就是，揭露國家安全體制的弱點。在作家兼運動人士印度作家阿倫達蒂‧羅伊（Arundhati Roy）批評印度鎮壓查漠和喀什米爾，宣稱這個難控制地區從未整合成印度的一部分後，她遭到顛覆罪起訴。

印度政府一直嚴格限制記者獨立報導印度持續鎮壓喀什米爾爭取獨立的抗議活動，在今年7和8月鎮壓的高峰期間，僅一小部分的當地記者拿到宵禁通行證，英國廣播公司一名烏都語（Urdu）記者在試圖領取宵禁通行證時，遭到印度警方毆打。

對巴基斯坦的記者而言，後果可能更悲慘。記者兼運動人士阿布杜‧哈亞坦（Abdul H. Hayatan）10月在俾路支省失蹤後，11月遺體被人發現，外界譴責是巴基斯坦安全部隊所為。巴基斯坦政府和幾個叛亂集團在俾路支省交火，特定目標經常遭到殺害、綁架或非法處死。

在衝突頻仍的俾路支省和普什部落區，遭殺害、綁架和攻擊的記者，比巴基斯坦其他地方還要多，塔利班民兵和其他叛亂團體的成員被視為是這些事件的幕後策劃者。

但記者不僅是在前線遭到攻擊。在9月4日傍晚，巴基斯坦調查報導記者烏馬爾‧齊瑪（Umar Cheema）在開車返回伊斯蘭瑪巴德住處時，遭到疑似巡警的人綁架。齊瑪回憶說：「他們脫光我的衣服，並且虐待我。」齊瑪被倒栽蔥地綁著，同時遭到痛毆，在長達6小時的凌虐中，他的眉毛、鬍子和頭髮被剃光，然後被丟在距離家裡125公里的高速公路上。

齊瑪很快就明白，綁他的人隸屬於巴基斯坦秘勤局，讓他惹上麻煩的並非軍隊暴行或與美軍涉入軍事行動的報導，而是巴基斯坦秘勤局無能起訴被控殺害軍事人員的犯人，包括謀殺陸軍中將軍醫穆什塔格‧拜格（Mushtag Baig）的主嫌。齊瑪也報導若干陸軍突擊隊2007年參與包圍伊斯蘭瑪巴德紅清真寺的疑雲，兩名突擊隊員因要求對這場包圍進行政治清算而遭到軍事法庭審判和入獄。

過去，批評巴基斯坦平民政府可能遭到致命後果，與政府密切合作的政治運動人士最近也攻擊對其有敵意的記者，但批評軍人政府的記者更付出沉重的代價。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資料，除了美國記者丹尼爾‧皮爾（Daniel Pearl）以外，殺害記者在巴基斯坦無人遭到起訴。巴基斯坦民法機構已成立一個司法委員會，調查齊瑪被綁架，但似乎只是虛晃一招，並未對軍事單位進行調查。

齊瑪表示：「我們不習慣寫批評軍方的報導，言論自由是非常重要的，限制言論自由會扼殺創意和批判性思考，對限於貧窮、叛亂和宗教不容忍的巴基斯坦而言，這些是亟需的東西。巴基斯坦民眾害怕批評神聖不可侵犯的政府，例如，凸顯軍隊的缺失或批評主流宗教團體忽視國內日益茁壯的好戰氣氛等。」

齊瑪指出：「美國和英國持續推動巴基斯坦升高與伊斯蘭好戰份子的戰爭，若我們不支持試圖要求巴基斯坦軍方負起責任的記者，怎可能期待這場戰爭會在巴基斯坦創造更民主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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