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二代健保立法已經要進入三讀。這個衛生署楊志良署長極力遊說的法案，一直是媒體關注焦點。不僅因為楊志良從上任以來便積極推動，甚至數度以辭職顯示對二代健保法案的堅持；還因為這個法案既關係到台灣健保財務的健全，更涉及台灣每個人的利益。由於楊志良上任以來主動任事，而且很有原則性，是知名度很高的閣員，因此格外引起輿論重視。

台灣健保制度常常被宣揚為重大成就，是國際人士稱羨的對象。誠然，與美國相比，台灣的健保制度的確是值得驕傲的體系。然而，美國是擁抱資本主義的領頭羊，任何美國的制度無不刻下追逐利潤的印記。健康保險本來應該是一種社會福利制度，卻被美國轉化成營利活動。在營利的動機下，許多低收入者得不到合理的醫療照顧，大量的窮人甚至沒有參加健康保險。

更嚴重的，保險業者與醫療業者不可能熱衷於鼓吹預防衛生，不熱衷於如何確保民眾的健康。因為，民眾普遍健康少看病，醫院顧客少了營收就跟著減少；而醫院是健保業者的顧客，也不可能熱衷於預防性的保健活動，以免得罪自己直接的顧客。因此，倘若追求利潤是主要目的，資本主義的健保企業本質上就會與保護健康的終極目的相衝突。這是美國目前健保體系常受人詬病的根本原因。

台灣的健保體制雖然不像美國那麼以追求利潤為導向，但是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社會福利制度。社會福利的本質是通過國家稅收手段，進行財富或社會資源的再分配，以避免社會過度的不公平。目前實施的第一代這種財富轉移的幅度不強，健保費的計算傾向於不分貧富，人人平等。擬議中的第二代健保差別比較大，比較接近社會福利的方向。這是正確的一步。

但是健保的改革動機，原來卻是解決健保局的財務危機。台灣健保年年虧損，已經離破產不遠了。這是楊志良推動第二代健保的出發點。就這個目的而言，我們不認為目前的改革方案可以解決健保財務問題。只要醫療機構追逐利潤的目的不變，改變收費方式沒有辦法免除企業家的營利動機。

楊志良顯然也注意到這點，因此經常提出減少制度性浪費或檢舉舞弊。楊志良誠然認真拯救台灣健保體系的財務危機，這是值得喝彩的。但是，我們認為這些措施沒有辦法根除弊病。根本解決之道必須革除追求利潤的健保體系，回歸社會福利的制度。此外，更要重視公共衛生以及健康預防措施，才可以有效減少醫療的開支或浪費，並確保全民的健康，不分貧富。

左看：她不笨，她是我媽媽 王建煊「大學生打工笨死了」一番話，不僅反映他對台灣新生代處境的無知，對於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那一代人，也是一種羞辱。

1938年出生的「王聖人」，何其有幸，可以在那個年代念完大學、研究所，甚至公費赴美研修；然而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人，特別是女性，就沒那麼幸運了。

例如我的母親，國小畢業後連上國高中的機會也沒有，就得「打工」賺錢貼補家用，直到17、18歲，才得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念夜間部。白天在加工出口區工作時，只能在膝蓋上放一本書，趁著工餘時偷偷念，可想而知，她的讀書成效絕對沒有「王聖人」那麼好。但她的成長經驗是當時許多人的寫照，他們是情非得已，才「把黃金時間當石頭一樣賣掉」，不知道王院長看到他的同輩人放棄課業賺錢，會不會覺得他們也很「笨」？

對照台灣新一代的處境，其實正反映台灣經濟成長的黃金年代消失、年輕人被迫重蹈上一代「覆轍」的困境；更何況，年輕人的父母輩，有不少人已面臨中高齡失業的慘況，年輕人怎可能繼續養尊處優、仰賴家庭供養念完大學？

王建煊的一番話，正顯示階級分化與世代差異，在台灣已愈來愈嚴重。

洪艾維／文字工作者

右看：「打工」也需要學習 監察院長王建煊「大學生打工笨死了」一席話，引發各界爭議，平心而論，王院長針對的是蹺課打工、賺了錢就花的年輕人。不過他的心態，首先反映了傳統華人文化對讀書與金錢的偏見。

在歐美國家，孩子從小就被教育金錢獨立的觀念，需要零用錢就自己賺，而不是跟父母伸手要，因此從小送報紙、端盤子打工都很常見，也把這類經驗當作很重要的學習；相反的，華人社會對「學習」的定義就狹窄許多，只有紙本的「讀書」才重要，卻不認為訓練金錢獨立的經驗也同樣重要，才會如王院長般認定，打工是在「賤賣黃金時間」。

此外，王院長雖澄清，他的本意是說學生沒錢可貸款、無法貸款才打工，但實際上，需要貸款念書的學生，多半家裡也無法提供足夠的生活費，公私立大學一年學雜費已分別佔人均國民所得的一成和兩成以上，已是家庭沉重負擔，因此學生多半要打工賺錢養活自己。

根據統計，私校有3成學生申請貸款，而公校不到一成，已經凸顯了對貧窮子弟雙重剝削的問題。何況貸款只是把問題延後，學生畢業後還是背負一身債，政府該思考的是如何真正降低學生負擔，而不是動輒要學生背債。

王左一／政治評論家

■姚欣進

前兩個月因蘇花公路的崩塌導致大陸觀光客慘死悲劇，所引發的社會輿論普遍轉向支持立即進行蘇花公路改建工程（蘇花改），據近日報載，可能本月就開始動工了。

但對於花東地區居民影響更深鉅、攸關未來花東地區整體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另一個重大政策，也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即近日將在立法院開議的東發條例。所謂東發條例，就是以特別法的方式來規範未來社經政策（主要是經濟層面）。國民黨與在野的民進黨都各自提出自己的版本，而且基本方向大同小異。

國、民兩黨之所以會迫不及待地 針對較為偏遠地區來提出特定法，它圖的是什麼？花東地區有何特殊利益價值，甚至遠超過西部任何地區，而需要政府擬定特別法來保證這區域能在既定軌道上進行？

答案非常清楚：花東地區的公有土地！

具體的說，目前花東地區高達87％的土地是國有土地，長期未開發而閒置。相對於早已開發殆盡或成本異常高昂的西部地區來說，這乃是台灣私人資本所能覬覦最後一塊大肥肉。

花東地區或許交通不便、基礎建設較落後、沒有資訊科技產業等群聚效應，但花東地區的世界級的自然景觀卻是精緻觀光業的天然資源，也是各類無煙囪產業的優渥發展環境。

可想而知，如果資本財團能以廉價的方式取得大片土地的長期使用權，以圈地方式將其規劃經營為有錢階級的整套旅遊、棲息、高價別墅等（有如印尼峇里島旅遊特區），成為招徠國際觀光旅遊勝地，那這能帶來未來豐厚利潤的花東地區，將是台灣早已閒置已久資金最好去處。

如何將國有土地化公為私，如何將天然但卻是公有的資源轉化為未來私人資本的利潤泉源，正是國、民兩黨的東發條例最著力之處。所以，國、民兩黨的東發條例，不約而同地特別強調「東部重大建設投資計畫所需用地，屬公有土地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辦理撥用後，訂定期限以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而國民黨版，更加上一款：「不受土地法25國有財產法28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限制。」

土地法25條正是規範了公有土地的處分須經地方民意機關同意，國有財產法28條，規範了主管機關不得處分國有土地或將其擅自收益。也就是說，國民黨版是要將花東地區土地的化公為私行為，完全脫離既有國有財產的規範與限制。

無論基於生態環保與公益事業的發展，花東地區的公有土地都不宜以如此粗暴的方式來化公為私。本專欄會繼續深入分析這問題。

（社會評論者）

■邱士杰

蔣介石日記的公開出版在近日成為焦點。無論是蔣家內部的日記歸屬權問題、受此問題牽連的公開出版問題，乃至出版以後可能為學界帶來的「歷史改寫」衝擊，都頗受關注。其中，關於日記可能造成的「歷史改寫」，似乎特別受到期待；但這種特別的「期待」本身，實乃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

雖然此次關於「歷史改寫」的期待包含著對於新史實的渴求，但還有相當部分是為了替各種不同盤算下的「褒貶」找尋基礎。歷史的真實只有一個，每一代的歷史研究者都可以依據自己可得的史料來逼近這個真實。但又由於每個歷史研究者都難免受到自己意識形態的限制，因此一切的「逼近」也都會有限制，而且會體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而歷史的褒貶問題，首先是在這個層次上產生的。

然而，褒貶又終究不是歷史學家（或其群體）內部所能自我完成的事情。歷史學家總是與民眾的歷史認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褒貶」一事尤其如此。

「褒貶」經常來自於歷史學家與普通民眾在知識與常識之間的互動。就此來說，一套日記之所以可以帶給許多人「歷史改寫」的期待，除了反映出蔣介石過去長期屬於海峽兩岸共通的負面人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海峽兩岸某些群體希望透過重評蔣介石來投射／影射某種價值。一方面，某些歷史學家想要藉由新的「知識」而傳達某些意識形態給普通民眾（比方把蔣介石定調為228元凶的當代台灣）。另一方面，普通民眾也基於自己的意識形態而對新的「常識」有所渴求（比方對國民黨與台灣充滿幻想的當代大陸）。

雖然日記、手稿、檔案等原始資料向來是歷史學界研究歷史的優良素材，但若一心想從私人材料之中找尋「歷史改寫」的論據，而重點卻擺在「功」「過」問題之上，那末歷史仍不可能得到「改寫」，因為這只是將前一種歷史寫法的起承轉合抄襲一遍，然後換個反面答案而已。只有把蔣介石日記這種終究屬於私人的材料安置於更大的歷史脈絡中，分析蔣介石的個人意志與歷史大勢間的張力，分析蔣介石受到的歷史限制，才能真正增進我們的歷史認識──當然，相信絕大多數有能力的歷史學家都已這麼做，而且還必將這麼做下去。

更重要的是，當政治家開始出來藉此宣傳蔣介石有多麼偉大的歷史「功績」時，我們更要提防種種以學術包裝的政治宣傳，因為，這種學術不過是「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已。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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