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都大選結束，贏得3席首長席次的國民黨看似保住顏面，但總得票數卻落後民進黨40萬票，後者普遍被視為是總統馬英九的連任警訊。

結論大致沒錯，但還可以另覓觀察線索，而且答案恐怕會更讓國民黨發冷。

人們都忽略了，當五都被視為總統大選前哨戰之際，同時上演的是更基層的市議員選舉，而結果「竟然」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平分秋色，各斬獲130席。其中，國民黨贏得北、北、中、高的四都，但都以極小差距驚險領先；但南市則是以極懸殊的差距落敗。

這樣的結果，應該會讓許多人感到「不習慣」。長期以來，民進黨之所以被看做是宣傳取勝的倡議性政黨，即因它的基層空洞，縣市黨部、公職服務處聊備一格，以致於只能在基層選舉裡尋求「少輸為贏」的策略。正因如此，使得民進黨不得不盛產全國性的「政治明星」來進行選舉的「撐竿跳」、抄捷徑走。

相對地，國民黨則擅打「組織戰」，因為和基層派系樁腳交好，所以人、錢可以一一向下滴漏。這些擁有地方農會、水利會或基層公職的親藍派系，平日就是幫大而無當的國民黨機器進行紅白帖之類的「選民服務」，以便於在地方搶佔公職位置，同時和黨進行各式各樣的資源交換。

但這次大有不同。台南已經做到了綠營完全執政，其餘四都的市議會也達到分庭抗禮的地步。這個大突破，意味了昔日面對地方婚喪喜慶的場合，綠營總苦於基層公職不足、顧此失彼，導致「選民服務」不夠全面徹底的窘境，終於獲得解除。

因此，跑紅白帖、搏感情那套被視為「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政治經營，不管現在效果還剩多少，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套地毯式經營術再也不是地方派系或藍營基層公職的專利，而是出現了同樣陣容可觀的綠色競爭隊伍。地方派系、藍營基層公職做得到的，綠營現在也做得到。

藍綠都能做到「貼心」的選民服務恐怕還不是關鍵，更重要的是，這次市議員總席次藍綠各半，很可能也進一步暗示了，在服務「等量」的前提下，傳統基層藍營砸錢換選票的老招也跟著失靈，而這才是最大的政治地殼變動。

如果地方平日跑紅白帖、選舉時砸錢都還催不出選票，加上國民黨始終缺乏論述願景可供宣傳，馬英九又不是奇里斯馬的魅力型人物。這些利空兜在一塊，實在很難讓人想像：高不成、低不就的藍營還有什麼機會「逆轉勝」？

左看：拉開差距 近日家長團體批評明年開辦的北北基高中職免試入學，表示北市明星高中開放名額稀少，好比種姓制度。教育首長無不以漸進評估等相關理由大打太極，進而鼓勵應讓孩子適性發展多元能力，不要陷於明星高中迷思。倒是北一女校長張碧娟直言，學校採菁英教學不一定適合每一個學生，不應以喊價的心態爭取名額。

台灣教改10來年，升學制度內容不知已煩擾多久，免試升學到仍堂而皇之把多元入學這塊大招牌扛出來，但免試入學的爭議是否仍只限於當年不滿於一試定終身的殘酷壓力？筆者大大不以為然！

今年中公私立高中職學費齊一的紛擾，對照北市前4所明星高中，就很清晰的呈現這是一場殘酷的教育資源爭奪戰。當明星學校坐擁資源，提出菁英教育的同時，又關上升學窄門，讓經濟或社會弱勢順理成章被學校成績與多元「才藝」排除在外。貧窮線一再拉高的社會，竟然要生活都有困難的學生擁有多元能力來競爭，充沛的公共資源就這麼拱手讓給所謂菁英繼續深化其優勢，台灣教育的本質與社會意義何在？當我們窮於應付窄小的多元時，更應該大聲要求教育公共化，讓公共資源屬於公共！

林子暉／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揮別名校 日前數個家長團體聯合痛批明年北北基明星高中免試入學名額太少，讓免試入學成為另外一個「升學殺戮戰場」。全家盟副理事長林文虎批評，前三志願高中只開出5％的名額，以基隆18所國中為例，僅獲每所高中兩個免試名額，比例過於懸殊，有歧視之嫌。

對於家長團體的批評，建國中學與北一女中等明星高中校長都表示免試入學名額已經增加，須漸進評估，台北市教育局長康宗虎進一步指出，100學年度高中職擴大免試入學方案約有1萬4千名符合教育部政策，請大家不要過於關注明星學校，要讓孩子適性發展。

這次爭議無不源自父母對於學子期待獲取更好的教育資源，卻又同時可以避免較不人性、僵化的升學制度的龐大壓力。但這何嘗不是一自我矛盾的心態，近年教育體制的開放，各校無不在提升教學效益與提供多元教學內容上著力甚深，以增加學校與學生的自我競爭力。不論明星高中與否，都在資訊、硬體與效率上都不可同日耳語，因此教育資源不再需要透過升學窄門做篩選，家長應抱持開放之態度讓孩子依地域便利與專門教育做選擇，既可適性自由發展，又可揮別壓力，何苦於「名校」二字！

林泰佐／社會評論家

■倪世傑

校園霸凌事件，與一般社會事件一樣，重點在於理解當中的社會關係。

受害人與加害人，構成了第一組關係，假設這兩者都存在校園內具有學生身分，他們又與級任教師以及學校校長、主任等管理階層形成第二種關係。

在第二種關係中，校長很可能會吃案。這是制度之必然，校長向上通報，無論是向派出所還是教育局通報，都顯示自己的治理無方，對未來前途無益，所以，校長的確存在吃案的動機，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級任教師身上。

再者，無論是教師還是校長，往往不脫管理者的身分，不只自己這樣認知，家長這樣認知，所謂的好學生是這樣認知，社會也是這樣認知。但這樣的認知是錯誤的。學校是一個學習的場域，學生是受教的主體，這一點大家都琅琅上口，殆無疑問；但當前學校，從小學到大學，通通缺乏民主機制，並未將學生擺在主人翁的位置，而是被統治者的角色，這樣的角色，對學生並不會產生任何培力的效果，被加害者面對通常無力解決的學校體制，不是選擇繼續沈默，就是加入施暴者的陣營。

校園民主的意涵，在於學生自治，並且教師與各級教育行政人員願意尊重學生的自治權，學生必須獨立的制訂自治規章，而不是由教師或行政人員草擬一份類似離營宣教的一張紙，讓學生草簽了事。被賦予權利的學生，同樣擁有制訂規定並制裁破壞制度者的權利，由學生自己擔當制度的制訂者與執法者，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的教育。

這是徹底檢驗民眾民主素養的機會，再強調一次，不是教師與學生約法三章，而是學生彼此之間訂立契約，而一切認為學生未達法定年齡而不具備校園行為自主的能力者，皆具有反民主的傾向。在民主的社會應以民主的原則辦事，這或許是上一代無法想像的社會圖像，如何讓當代學校成為為自己負責、為他人設想的現代公民，而非讓校園陷入一個又一個國家合法暴力與非法學生暴力之間惡鬥的循環，或許才是當代校園與社會變革的新出發點。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洪致翔

近來，在許多由編班問題相關報導所延伸的討論中，常看到一段內容大同小異的主張：「分班教學是讓適合一起上課的學生在一個教室裡，國語在同一班的，數學可能就不在同一班；數學在同一班的，英語可能在不同班。領悟能力高而且行為端正的小孩，60人一班也不會有問題；領悟力中等且行為合宜者，可能30人一班才合適、老師才能適時輔導；領悟力差且行為合宜者，可能15個同學在一班，老師才能經常各別輔導；行為偏差者，可能要5至8人編為一班，老師才能深入各別輔導。」

乍看之下，這種編班方式似乎比智育編班更合理、更能體現適才適性的原則，但其實忽略了現象背後的另一層問題根源。

這種主張將「學生領悟力高低」與「學生言行端正與否」設置為編班的兩大標準，同時，若學生舉止不端，則無論領悟力如何，一律編入同類班級中。姑且不論每位學生的領悟力高低由誰說了算、這種作法又是否會強行為學生貼上道德標籤，「領悟力」與「言行品行」之所以能成立為編班標準，是以兩項觀念為前提：一、領悟力與言行品行是某種固著不變、類似天賦本能的特質；二、領悟力與言行品行是影響教學成效或所謂「多數學生的受教權」的主要關鍵，至於教材內容、教師選用的教學素材與教學方式等，則為更次要、甚或不產生影響的項目。

然而事實上，領悟力並非如指紋般與個人終生綁定。因為在完全相同的時空環境下，任何學生對同一事物或概念的理解與領悟程度，仍會隨著教師採用的教學方式不同而有所差異。某教師的講述方式或許會讓某生昏昏欲睡，但令一位教師的解說方式卻可能讓同一位學生茅塞頓開。「干擾其他同學的言行舉止」亦同——即便是所謂的「問題學生」，也總有受到課程內容吸引而「忘記搗蛋」的時候。一旦教師適當地捕捉這一刻、分析出其中原因並推及其他教學活動，積極向學與干擾同學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職是，領悟力與言行品行雖也同時受生活環境、生命經驗乃至人際網絡等因素的影響，且這些影響的效力未必低於教師，但這並不代表教師只能落入束手無策的窘境。倘若連教師也只著眼於「領悟力與言行品行」對教學現場的負面影響，卻忽略了自身選用的教學素材與教學方式對領悟力與言行品行的影響，那麼，所謂「讓適合一起上課的學生一起上課」的編班方式恐怕不會是可行的解決之道，只會有利於教師執行更嚴格綿密的管制與約束，而非讓教學過程更易於吸收理解、更能催化學習動力。

（文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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