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已經接近尾聲。歲暮回顧，2010年是平凡的一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說2010年是平凡的一年，並非認為這一年沒有重大事件。政治方面，天安艦事件導致南北韓衝突不斷，美國更將軍事佈防重心從歐洲與中東移往東亞，並舉行密集而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美國期中選舉民主黨大敗，歐巴馬的改革勢將舉步維艱，並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經濟方面：後金融海嘯的效應逐步浮現，歐洲國家財政危機，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中國則受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通貨膨脹威脅。環保方面：墨西哥灣採油井斷裂造成空前的海面污染，而在全球暖化以及氣溫異常聲中，延續去年哥本哈根會議未竟之業的坎昆會議依然沒有重大的突破等等，都是引起舉世關切的重大事件。

但是我們要指出，每一個事件固然都引起媒體高度的重視，卻不是歷史上未曾出現過的獨特事件。例如，比南北韓更嚴重的國際衝突不知發生多少件；又如，環境破壞導致的嚴重災難更是史不絕書。因此，如果以歷史宏觀的視野，2010年基本上是平凡的一年。

但是，2010年卻具有不平凡的地方，它或許只受到少數輿論的青睞，卻是將引起未來世界局勢重大的改變。這就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崛起。

從歷史宏觀角度考察，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必然的趨勢。19世紀以來歐美國家宰制世界局勢的做法不可能持久，終究會招致受欺負者的反抗，儘管反抗過程曲折而漫長，有時甚至會以為毫無希望。僅僅一個世紀前，第三世界的人們還處在痛苦的深淵，不可能想像今日崛起的情境。這個崛起從二次大戰後便開始發生了，只是過去的改變十分緩慢；然而，2010年的發展，卻讓許多人覺得，第三世界的崛起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將在最近的未來挑戰既有的國家霸權邏輯。

很多事件都推動這個正在發生的歷史變遷。一個比較醒目的事件，或許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迅速而高度的成長。但是更大的推力來自於兩年前的金融海嘯。這場經濟危機加速了第三世界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的拉平。歐美對於第三世界的迅速崛起顯然心理預備不足。上述2010年的各種重大事件，除了自然災害之外，多半與這個心理因素有關。歐美國家不能接受這個發展事實，於是祭出各種打壓的動作，其結果促使第三世界人民更大的覺醒，使得這個崛起從經濟層面擴充到思想意識的層面。一旦進入思想意識層面，將可發揮主觀能動的威力，從而鞏固第三世界的作用。後金融海嘯的2010年，正是這樣的歷史分水嶺。

左看：「大人」生氣囉

當「兒少法」裡政府不惜背負打壓言論自由的罵名也要保護的兒童青少年，變成欺負同儕的小惡棍，「大人」們紛紛舉起手上的棍棒，準備痛懲一番。

於是，眾人拍手支持威權時代的活化石－教官－以正義使者的角色進駐國中校園；「零體罰」政策被說成剝奪老師的懲戒權，是造成霸凌事件頻傳的原因之一；束手無策的教育部長，打算把學生交到警察手裡。至此，教育問題變成人人喊殺的治安新公敵。

這種「嚴懲加害者」的民粹風氣，在廢除死刑爭議中已見端倪，在撻伐恐龍法官的聲浪中被強化。雖然對付的敵人各有不同，背後的思考邏輯其實相當一致：人民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時，更願意交付權力給政府。刑事案件有號稱公平完整的司法體系進行裁量，「嚴懲說」勉強有其依據，我們或許可說服自己這些犯罪者罪有應得；然而，對在刑法中尚不必付完全責任的青少年，我們竟然急於以準罪犯看待，難道台灣社會要用監獄取代學校教育下一代嗎？

洪艾維／文字工作者

■邱士杰

層出不窮的校園霸凌事件在近日成為社會焦點。以「霸凌」這種說法替代「暴力」，反映了校園暴力形式的深化與多樣化，同時也反映了制裁暴力的「暴力」的弱化與去正當化。而前者的深化與後者的弱化，正深刻體現出不同意義（或價值）的「暴力」間的差異，因為抽象談論的氾濫而被刻意泯除。

19世紀以來，全世界興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與抗暴；迄文革結束為止，「造反有理」始終是有意義的描述。造反（rebel）的「理」，既是right，也是reason。以此為基礎，暴力不被抽象看待。在許多進步的理想與目標需要依靠暴力才能實現的時候，「暴力」都是得到具體看待的、複數的概念：因為你有你的暴力，我有我的暴力。

正因暴力可以是複數的，恩格斯才敢言：「每一次（暴力）革命的勝利都帶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躍進！」20世紀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之所以敢於公然主張「專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之所以是武裝鬥爭（而非反戰運動），「革命輸出」與「武力解放」之所以曾經不受質疑，正是因為「暴力」都得到具體看待，並曾緊密結合於「人民革命」、「民族解放」、「國家獨立」這些理想。

1950年代東歐的兩次危機是個具體看待暴力的實例。當時的中共反對蘇聯武裝進入波蘭，卻支持蘇聯武裝進入匈牙利。因為當時的波蘭並沒有社會主義危機；在沒有危機的條件下動用「暴力」，恰恰將成為葬送社會主義波蘭的口實。而在匈牙利社會主義政權搖搖欲墜的條件下，只有透過蘇聯的「革命輸出」，才可能挽救政權。

但也許正因暴力畢竟是暴力，當進步理想遭受挫折，「暴力」就可能成為壓垮這些理想的又一根稻草。以西藏為例，近年的一系列危機促使人們從1950年以來的各種「暴力」，特別是由「外」而「內」的暴力去尋找危機的歷史根源，比方1959年武裝剷除噶廈政權以及強制推動農奴解放。然而，以「暴力」為絕對的惡並藉以解釋危機的觀點，卻忽視了危機如何深植於改革開放後的、掩蓋在「世俗化」及「漢化」面具之後的「資本主義化」。甚至無法直面西藏人民如何因為人民主權的獲得而在西藏「文革」中成為「暴力」主體的一部分。

暴力的抽象看待，其實與「普世價值」的盲目信仰有關。民主自由人權被視為普遍的善，暴力則被視為普遍的惡。但應記得：就算以暴制暴不可取，也應具體看待暴力；並把這種具體看待的空間，留給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姚欣進

近日與一些決定未來投身社會服務、公益工作的年輕人聚談，得知他們的父母大多強烈反對。這其中反映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般父母的反對理由，大多是希望自己的小孩能有安穩、收入不錯的工作。而如今，職場工作的選擇條件，已提前與前一階段高等教育密切連結，甚至早在高中分組時就格局確定了。也就是說，如果數理成績不好，那穩定的工作幾乎早從高中時代就注定與你無緣了。

其次，如果一般成績也普通，進不了好學校的當紅法政科系，意味著未來恐怕不太可能成為律師、教授等專業人士。當這些菁英階級的職業都與你無緣時，至少還有中等階級職業有機會，如中小學老師、一般中級公務員、一般上班族等。

但若這些年輕人居然選擇挑戰主流社會價值，跑去與弱勢者在一起解決權益難題，那就意味著這些理想青年未來現實生活將是蠻辛苦的：到了3、40歲的中壯期，職業收入的最高門檻大約4萬餘元左右，一日平均工作12小時，沒有什麼自己的休閒假日。更糟的是，這工作還相對的不穩定：絕大部分的公益、社福團體都是靠政府專案經費與募款來運作，而這些來源都相對的不穩定。

以此來看，一般父母的強烈反對兒女選擇這種高風險、低報酬的生涯選擇，是有道理的。這也同時解釋了，為何父母們會要求小孩從小念好書（尤其是數理方面），不要將自己置身於未來不可知的職場變化中。

那麼，對於這些懷抱著服務社會的有志年輕人，我們能給予什麼務實的建議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同新的生活價值：即使沒有豐厚的物質生活，不必然意味著生活就是無趣蒼白。當你只能在簡約、樸實生活條件下生活，其實會更有條件過更有深度的生活。例如，你會更珍惜現有的一切、更深入的挖掘、甚至發揮目前的所有。而這一切，都是生活在富裕中的貧困者所無從擁有的。

其次，作為一個真誠的社會服務者，你會不斷地逼迫自己開發出過去所不知的潛能，以求能解決不斷碰到的棘手問題。越是在百般的試煉中，才有可能轉化自己為精金。當你越是為比你更需要幫助的弱勢者服務時，同時就會越加的改造自己。這絕非空洞的高調，因為在這試煉、學習與成長的過程中，你的專業技能、可貴人性品質（如善體人意、憐憫與自律等）就會更加豐富而深刻。

康德曾說，「善」的追求是絕對而無限的。反映在你我身上，我們可以說，當我們如此實踐「善」時，我們自己有限的生命就是充滿意義而燦爛的了。

（社會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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