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1-02-08─立報─言論廣場─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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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1-0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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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期目錄 ★ ★ |
| 社論：陰魂不散的新自由主義 |
台灣的是否已經從金融海嘯引發的經濟危機復甦了？從政府以及各個經濟研究機構的統計來看，台灣去年的GDP增長率高達10％，這麼高的增長率不要說經濟復甦，根本就是高度繁榮的現象。但是，民眾似乎沒有感覺到復甦的景象。事實上，只要看另外一個統計數字：失業率，還停留在接近5％，與金融海嘯高潮時期沒有改善多少。 高成長率與高失業率並存，是不是表示台灣也陷入經濟滯脹的漩渦？看來不像。台灣經濟並未停滯，許多企業都報出巨額利潤，公司尾牙再現令人稱羨的摸彩獎金；另方面，台灣也沒有通貨膨脹的顯著徵兆，物價上漲並不嚴重——比較嚴重的，例如房地產來自國際遊資太多（這又源自美國大印鈔票）、油價上漲來自中東局勢的不穩、糧食價格上揚則源自糧田改種生質作物等等，都是從國外輸入的。 這個疑問可以從最近政府公佈的另外一個統計數字得到解答的線索。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顯示，台灣勞動生產力指數從前年的106.62猛升到去年的124.10（以2006年100為基準）。相對的，勞動成本指數卻是從90.55降到80.47（同樣以2006年為基準）。這個數字顯示，台灣每個勞工平均為企業創造的財富一年來增加了16.4％，但是企業付出的平均成本卻下降11％。難怪企業的利潤高漲而失業率居高不下。換言之，GDP增長的財富都流到資本家手裡，勞工的工資以及失業率基本上都沒有改善。 當資本家的利潤暴增而勞工的工資沒有改進，其結果必然導致貧富兩極化，即社會財富的分配更加M型化。M型社會是前幾年台灣社會普遍討論的話題，反映台灣當時貧富兩極化的嚴重情形。學者分析說，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下的結果。兩年前，金融海嘯爆發，經濟學家指出需要回到凱因斯的經濟理論，才能克服這場經濟危機。許多國家放棄政府不干預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改採用寬鬆銀根、赤字預算等等以凱因斯理論為指導的經濟政策。果然，經濟危機沒有惡化，多數國家的經濟逐漸恢復中。許多人相信，凱因斯驅逐了新自由主義。 然而，號稱依據凱因斯理論進行的經濟政策，竟然得到新自由主義式的結果！表明了這些政策雖然披著凱因斯的外衣，骨子裡還是新自由主義，因為這些政策出發點還是先要保證大企業的利潤，認為經濟的復甦與成長，根本上依賴資本家的賺錢，才能進而擴大規模，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個新自由主義的幽靈，已經深深的附在這些學者與政客的骨髓裡，儘管他們口必稱凱因斯。 |
| （回目錄） |
| 左右看：誰能過好年 |
左看：有無失業都難過
初六，開工吉日。許多上班族今天早上如果沒有被鬧鐘叫醒，也會被鞭炮聲吵醒。揉揉惺忪的睡眼，伸展因為塞車或睡太多而痠痛的腰背，身體即便有千百個不願意，為了一份餬口的薪水，還是得認命的回到朝九晚五、甚至沒有加班費的責任制工作。當然，退一步想，比起必須擔心下個工作的52萬人（2010年12月的失業人數），心裡可能稍感安慰。 年關不只有失業者及其家庭覺得難過，從事非典型工作的勞動者，如約聘僱人員、計時工作者、派遣工等，年前可能也領不到像樣的年終獎金，讓自己和家人度過物價和油價齊漲的年節假期；年後又要煩惱手上的飯碗還能捧多久，特別對中高齡勞工來說，多過一年，就代表在勞動市場上又減一分競爭力。 這些人的臉孔，也許就出現在民眾到廟宇爭搶頭香、摸元寶、排隊買福袋和彩券的新聞畫面中。看來有點誇張和狂熱的行為，反映的其實是市井小民的無奈。在無法突破的困頓現實中，只能將對未來生活的盼望，寄託於不可見的神明和不可知的運氣。 大年初六，老闆如果想讓員工們可以提振精神去開工，就是包個討吉利的紅包。而民間社會的紅包文化，是農曆過年除了長假之外，特別讓人引頸期盼的原因之一。一個年好不好過，往往取決於紅包能領多少、能包多少。 年終獎金是老闆給員工紅包的一種形式，因為在勞基法中沒有強制性規定，發放金額是依照公司盈餘、員工表現或年資，似乎也沒有一定標準，特別是中小企業，能領多少全看老闆心情。其實，台灣的薪資水準並不高，每年的年終獎金對許多勞工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補貼，可以用來支付年節的種種開銷，也是籌措子女學費的重要來源。 即便能領多少紅包難以盤算，該包的紅包倒是都不能少。除了上呈父母，下給子女，親友來訪時，也得替別人的子女準備紅包。紅包的象徵意義和吉祥壓歲愈來愈遠，反而是某種衡量賺錢能力的指標。紅包包得多、包得大，在家族間的地位似乎也能提高幾分。 如果想讓台灣勞工過好年，建議政府當當財神爺，年終獎金制度化或許是可行的方法。 |
| （回目錄） |
| 扣問求音集：社運的法律抗爭 |
■姚欣進 近年來幾項影響深廣的社經政策，如BOT，都是從主流勢力牽連綿密的產、官、學各領域，上自吸取國際新潮流、新思維，中自其智庫擬定政策、國家機器發動社會議題宣導，下到國會殿堂內以包裹表決方式通過法案落實執行，若追本溯源，這些縮小政府職能、開放公共利益事業給私人資本的政策，乃是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企圖全方位地以國家力量來替私人資本開路，以公權力來主導而將全社會資源（包括自然環境）開放、轉移為私人資本的資源或商機。 然而，今日主流勢力手法絕非如過去威權時代政府的橫蠻、粗糙而獨斷。主流勢力採取一整套法案條例的擬定、政策配套設計、全方位意識形態的宣導。更可怕的是，這些掠奪式的政策、法案，往往配上對當事人民眾的補貼或公益性的建設政策，以些許的利益交換來得到結構性更長遠的壟斷利益。 近年來，主流勢力對於農村土地、對花東地區自然、土地資源的覬覦，對文創產業壟斷利益的掌控企圖，無不透過上述一整套的細膩、系統化地從法案、政策、社會宣導、利益分贓的操作手法來運作。去年剛通過的農村再生條例、產創條例、與立法院下一會期勢必重新審議的花東地區東發條例，無不如此。一言以蔽之，這是當前台灣主流勢力的資本戰略進攻。 面對主流勢力全方位地操控運作，台灣深切關懷社會公義的有識之士、團體，就不能、更不應僅以過去直接宣洩、粗糙反彈的方式來批判。 台灣的進步力量要宣傳自己的訴求，就不能僅只於批判而已，而必須相應地提出自己的政策、政策說明與宣導。而在台灣已步上法治體制的社會裡，進步團體更應集思廣益，將進步訴求落實為法案條文。一方面，應將這類公民版的進步法案訴諸於公共論壇，深入地進行社會宣導；另一方面，批判必須同時轉化為正面、新生活方式的選項，以法案、政策的方式來提出替代方案。 在一個法治社會裡，批判的武器的轉化形式之一，將不再是如馬克思當年所說的「武器的批判」，而是法律條文的批判。提出公民版的各重大政策的法案條例，乃是台灣進步力量的當前主要運動任務之一。 |
| （回目錄） |
| 蠹魚的旅行日記：戰鬥正未有窮期！ |
■邱士杰 香港中文大學「左翼學會」撰寫的此篇聲明，實以批判「代議民主」為主。雖未說明如何「重拾階級語言」，也未說清重拾「誰的」階級語言（也許是該文不斷出現的「普羅大眾／市民」吧？），但這篇聲明向當代兩岸三地的進步運動強烈提示階級話語之必要，以及代議制民主所必然失去的代表性。在「民主」問題成為當代中國所直面之首道關卡的當下，上述提示無疑非常重要。 階級話語在近代中國的出現，有一個曲折的過程。按瞿秋白的觀察：由於1925年的「五卅」群眾運動刺激了國共兩黨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分化，「階級話語」才伴隨中國「社會」的此種「破裂」而登上舞台──其體現之一便是此時誕生的毛澤東階級分析名文。 雖然階級話語延續在國共分裂後的農村「土地革命」中，但在城市裡，由於30年代的「社會性質」與「社會史」論戰都以「社會」為分析單位，並以歷史的階段性進化為共同認識，因此「階級話語」便只能等到以生產關係為焦點的「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時期才重新出現，並伴隨著戰後重新展開的大規模土改而付諸實踐。 階級話語的出現，使「國民」不再是基本單位；但階級話語的深化，又使得「各革命階級」得以在革命統一戰線之下重新組合成「人民」；並在革命統一戰線的層面上，使得「民主」成為人民所掌權的，而非資產階級以代議制而壟斷的囊中物。而此也使看似沒有第三條路的國共鬥爭成為有意義的對立，而非惡鬥──因為這在當時確實呈現為「兩種中國之命運」的抉擇。 但在當代，各政黨在代議制民主下的趨同（從而失去其階級代表性）已使這種體制失去活力；大陸學者汪暉以「去政治化」形容這種趨向。台灣的藍綠對立往往同時伴隨著統獨爭議，但各黨之間其實差異很小。雖然台灣內部的政黨趨同還包含著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所構成的背景（台灣本土資產階級乃由國民黨波拿巴國家所豢養），但代議制民主本身的缺陷，也是關鍵。 「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地襲用」，如何使階級話語復興，相信必是兩岸三地進步運動刻不容緩的課題！ |
|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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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