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內閣成員無論作為個人或作為集體，都須有所表現；但整個內閣機器或可比喻為引領大政方針的火車頭，個人僅是其中的一枚齒輪，齒輪出錯，可修可換，但重點在於作為火車頭的馬政府及其內閣整體是否方向無誤？簡言之，大政方針能否符應人民所需，才是硬道理。

自1988年以來，台灣歷經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的三朝執政，這20餘年，台灣歷經種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攸關民生大計的首要影響，莫過於經濟自由化政策。經濟自由化，讓國家壟斷資本移行為私人壟斷資本，也讓台灣敞開大門，資本及農工商品得以無礙進出，其客觀結果，除了導致貧富差距擴大、房價物價飆漲，且擠壓了農民與勞工階級的生存空間。

1988年，也是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一年，農民抗議政府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勞工要求提高工資，社區民眾發動環保抗爭——這股社運風潮，實即基層人民針對長年以來低糧價、低工資、高污染的經濟發展政策所發動的一場小革命，它甚至直接促成了民進黨的崛起。

但，20年過去了，農民、勞工的處境迄今仍未獲改善，尤其諷刺的是，民進黨執政8年，非但未能改善工農處境，並且與財團掛鉤更甚。簡言之，無分藍綠執政的這20餘年，富了資本集團，窮了工農大眾。若說，當年的社運風潮是一場由基層人民發動的社會權保衛戰，它反映了人民真實需求，但台灣的政治部門雖已歷經政權更替、內閣改組，仍無能符應人民所需，無能將社會權的精神落實於政府的施政方針，什麼都買得到卻唯獨買不到自尊，什麼都漲卻唯獨工資所得不漲，此即造成人民「無感」的核心因素。

所謂「社會權」，是對「自由權」進行抗衡或互補的權利，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貌似人人平等，但人們得以行使的種種權利，恰與他們具有的財富多寡形成正比例的等值關係；亦即，在自由競爭下，勞動階級和弱勢人民實則處於不平等的受壓迫處境，社會權的伸張與行使，旨在對勞動階級和弱勢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及受教育權進行保障，是人民不可或缺的權利。

但社會權既是對自由權的折衝與反動，它的對立面通常即是資本集團，以基本工資的訂定為例，每一回基本工資的調漲，都必然引發資本集團的強力反對，致藍綠政府皆有所忌憚。其實，資本集團的自利思維早已內化為政府機器的施政思維，致工農大眾亟需的社會權向來不得保障。以具體的法律規章或政策措施為例，舉凡賦稅改革、社會福利措施、勞動法令、教育體制改革等等，皆觸及社會權的問題，但極少能符應弱勢人民所需，向無例外。所謂民選總統或民選政府，講的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但它從來不曾實現。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大眾，投下最多的選票，換來的卻是一個又一個為資本集團抬轎的政權，不啻民主政治的最大諷刺。

內閣又要改組了，其實馬政府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尋覓什麼人才，而是換個腦袋，馬政府真正需要的是瞭解人民真正的需要。真想苦民所苦嗎？真想讓人民幸福嗎？很簡單，就從伸張人民社會權開始做起！

從2008年至今的常見說法是，新興市場大國（如中國與印度）的需求成長推動糧價上升。但從國際糧農組織的數據來看，去年全球糧食的消費僅增加約2％，價格指數卻從2010年6月的168快速上升到12月的223，需求增加與糧價波動不成比例。而在供給面，許多糧食生產大國確實因為天災等因素而減產，但同樣與糧價波動的幅度不成比例，很難作為糧價大漲的主因。

反倒是金融資本的投機，儘管一再受到主流學者如克魯曼等人的否認，但卻很可能是主要因素之一。今日的商品期貨市場有80％的資金皆為投機資金，而非為實際商品交易避險之用。而許多投機資金以商品指數基金的形式運作，其投資標的以能源為主，但亦包含約20％左右的農產商品期貨，當其他商品漲價時，維持各標的投資比例的指數基金也會追加買進農產商品期貨。此種帶動作用完全與糧食的實際供需無關。
李亮／文字工作者

自從2008年發生國際糧食危機以來，學界與政策制定者對於糧價劇烈波動的原因一直爭議不斷。近日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的國際糧食價格指數又創下歷史新高，更引起世人高度關切，G20的輪值主席國法國的農業部長便主張應加強打擊價格操縱行為，監管農產市場。然而，此種的看法實際上是扭曲、誇大了金融市場的作用。

近年來的糧價波動，其實主要來自於小幅上升的需求配上了下滑的供給。由於氣候變遷、天災人禍等種種因素，糧食生產確實有所下降，例如去年小麥減產了4.3％，玉米減產了1.1％等，而同時間全球糧食需求卻上升了2％，因此糧價上升乃必然之事。在此基本面之上，人們在訊息不透明情況下出現盲目恐慌，比如部分糧食進口國一遇風吹草動即大舉從市場上購糧儲存，勢必推升國際糧價。

在此，金融市場的作用只是反映人們的預期，不僅沒有扭曲價格，反而透過價格機制發出市場糧食不足的訊號。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農民而言，糧食價格上漲將刺激他們增加生產，並改變過去農產價格長期低迷對農民生活造成的困境，反而是種更有效的調節與配置。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