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委員吳育昇對於死刑執行時程緊追不捨，本會期立院一開議即多次要求法務部長曾勇夫表態。曾部長的答覆很耐人尋味，他的說法是：「這個月將有機會。」言外之意是：3月是可以期待的、適合殺人的月份。

左看：應有全面稅改

相對於政府的長期不作為，甚至是不斷降低、減免各項稅收（如遺產稅與贈與稅稅率大幅降低與銀行營業稅減免），政府近日推出奢侈稅政策雖有其正面性，但若僅針對炒作房價、昂貴商品消費行為來進行少數稅目的改進，則顯然杯水車薪，不具實質上的正面效益。

■倪世傑
從班阿里出亡，到穆巴拉克遠走，再到岌岌可危的格達費，伊斯蘭世界民眾爆發的抗爭能量令人傻眼。伊斯蘭國家與儒家文明國家都曾被已故的政治社會學大師杭廷頓列為民主化艱困的國家，現在又該如何看待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

就經濟結構來看，除利比亞主要依靠石油外銷與重化工業外，農民還是其他兩國居多數的經濟人口，埃及更依賴於觀光收入，城市服務業規模龐大；這三國在經濟結構上南轅北轍，似乎難以找到共同點的利益矛盾點。

結構上找不出原因，仍能從過程中看出端倪。首先，這三國的抗議行動主要都發生在大城市，無論是埃及開羅還是利比亞第二大城班加西（Benghazi），參與者都是年輕人。

第三世界人口結構呈金字塔形，低於29歲的年輕人佔人口的大部分，存在更多的生存競爭，但是在僵固的國家政治中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同時，也由於外在環境變化大，包括美國布希時期長達8年對伊斯蘭世界的反恐戰爭，以及2008年後的經濟危機，相應的青年人對國內政治與經濟權力的分配憤恨難耐。另一方面，網際網路擴大了都市青年對世界的理解，脫離過去家庭、宗族的青年，進入到更大的社會與政治想像空間中，看到了個體與群體，甚至社會階級的利益與價值，而不是前現代社會中家庭與宗族的目標。

但在後都市革命時期，會不會轉型為「民主化」甚至「政治自由化」，現在看來都在未定之天。後者所指為政治空間的開放與擴大參與，前者則包括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新制度安排，憲法修正案會是一個重點，這決定了國家的權力分配，因此現在北非觀察家莫不將重點放在埃及已經公佈的憲法修正案上，未來圍繞在修憲案上的權變談判與抗爭路線，都將繼續影響政局發展；換言之，未來北非會是一個繼續維持現狀的國族國家，還是泛伊斯蘭認同的新聯盟？這會對地緣政治造成何種影響？這可從美英兩國迫不急待介入北非政局可見一斑。

最後，北非三國的城市起義，對西亞、中亞的酋長國與威權國家帶來一定程度衝擊。除非照搬劇本不斷革命，最好的狀況是因此打開政治自由化的空間，次佳狀況則是威權的開明獨裁，決策前多方聽取民意，不過這也取決國內民主改革力量的對比，不然當勢頭過了之後，有可能帶來更嚴酷的鎮壓。

民主轉型最重要的一課，不在於撲天蓋地的大轉變，而是能否制定一套民主、透明且開放的遊戲規則，沒有什麼事，能比來自民眾直接的同意更重要的了。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洪致翔
為培養學生閱讀長篇文章之能力與習慣，教育部擬自101學年度起，採用「在同一單元中以1篇篇幅1千字左右的課文，取代2至3篇篇幅4百字左右的課文」，嘗試增長國中小國語文課程課文長度。單就「增長課文長度」而言，此一改變並非壞事，因為這的確有助於增加學生接觸不同形式之閱讀素材的機會。然而，增長課文篇幅卻未必能直接促成改善學生閱讀能力與習慣的效果。

首先，國教司在說明此一構想的實施方式時，曾提及改編後的課文篇幅是「接近國際閱讀評比測驗約1千字的長度」。這番說詞明顯透露出，所謂「培養閱讀長篇文章的能力與習慣」背後的驅力，在相當程度上來自PIRLS等國際評比的測驗結果。然而，當「在國際評比中取得較佳的測驗成績」成為教育部培養閱讀能力與習慣的驅力之一時，這項驅力卻也難免產生相應的負面效果——轉化為學生與基層教師的某種「業績壓力」，進而使學生對閱讀增生不必要的負擔感與拒斥心態。

再者，現今許多兒童與青少年閱讀能力不佳、缺乏閱讀習慣之現象，其原因並非只來自於學校的國語文課程；即便就國語文學科而言，「課文篇幅長度」亦非唯一能對閱讀能力與習慣造成影響的環節。舉例來說，國語文課程在教學上過度偏重字詞釋義、在脫離探討文意脈絡的情況下，要求學生窮究硬記各種修辭格，便是一個經常被提出討論的問題；也不止一次有「課文作者」對這種零碎化、割裂文本的教學方式，及其對閱讀動力或學習動力的效果提出質疑。

另一方面，國語文教材的選文範圍，幾乎不脫離「文學作品」的範疇，新聞報導、科普作品等類型的作品鮮少被列入國語文教材中，這也影響了學生對各種閱讀素材的接觸廣度。更重要的是，對學生而言，所有的「課文」都會在可預見的未來化為作業內容與考試範圍——代表的是壓力而非學習的愉悅。況且，考試方式常是零碎化、窮究細節的教學方式之所以無法突破、甚至不斷鞏固的重要原因。在這樣的情緒狀態與前述諸般問題並存的情況下，即便國教司針對增長課文篇幅所研擬的方案已將「不增加全冊課文總篇幅」列入考量，但單憑此一構想的實施，恐怕仍難協助多數學生提升其對長篇文章的閱讀能力與習慣。

綜言之，若要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與習慣，不太可能完全將閱讀動力（或興趣）的影響排除不計。職是，若是課文內容、教學方式乃至於考核方式等仍然維持現狀，即便將每一冊每一單元的課文全數以長篇文章取代，亦未必能達到理想的效果。
（文教工作者）

■林子暉

2011年2月25日財政部長李述德表示，政府將針對房價炒作與高價品同時課徵「奢侈稅」，行政院長吳敦義更進一步指示，針對兩年內短期轉手的非自用住宅，課徵奢侈稅。

外界期許課徵奢侈稅能有打房的成效，期待能透過課徵高達15％或10％的稅來抑制房屋買賣的投機行為。台灣普遍房價近年來爬升驚人，雖有2009年市場疲軟的短期波動，但漲幅比例仍一度高達18.9％（2009年數據），尤以台北縣市新店、永和等菁華地帶高達32％，最為驚人。其中，台北市購房痛苦指數竟高達11.1，中產階級4口家庭須不吃不喝11年方能買的起一間30坪的中古屋。相對於台灣10年來個位數的薪資漲幅與2010年平均失業率高達5.21％，令人心寒。

治標？治本？

雖畏於高房價所起民怨，政府信誓旦旦表示本次打房策略，將針對的短期炒作行為進行抑制，但誠如天下雜誌與部分主流媒體所評析（註1），要治炒房絕非靠奢侈稅，而牽涉土地增值稅、地價稅與房屋稅等稅基謬誤。

如每年最高累計稅率僅千分之55的土地增值稅，並以公告土地增值作為稅基，造成為數不少的建商樂於在菁華地段「養地」，待地價上揚，再大興土木蓋起一般小百姓買都買不起的豪宅。誠如上述所論，房價炒作絕非全然為投機客買空賣空所致，因此奢侈稅不僅無法治本，連標都沒得治。

但細究以上論述，可發現土地增值稅雖杯水車薪，難以撼動房價上漲的大趨勢，縱使加上地價稅與房屋稅，仍屬壓抑異常市場現象的「你哄抬，我課稅」消極作為，僅針對蓄意炒作行為反覆下藥，卻不見高房價的巨輪無邊無際。

以台北市為例，其房價與實際社會購房能力脫鉤的問題絕非近年獨有，20多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所爭論的問題，如今又老戲重唱，可見一斑。

▲台北市房價飆漲速度驚人，營建署2010年10月7日公布2010年上半年住宅需求動向調查結果，台北市民平均須10.87年不吃不喝才能購屋。圖為鳥瞰北市天母地區。（圖文／中央社）

以台北都會區為例，房價的差距就算完全剔除短期炒作的因素，長期走勢仍甚為驚人，在新自由主義的學者專家眼中，是為自由市場的價格反應，都會區完整的公共建設與資源，較佳的生活條件就業機會，自然吸引人口集中，進而影響房價，或造成菁華地區房地產必為稀有財。

持此論者，根本扭曲政府掌握公共資源的根本意義。所費不貲的都市公共建設如捷運等，70％以上是受薪階級繳的稅，卻同時對私人資本大開方便之門，如販售國有地與都市更新政策等，私人資本將本求利自然拉升房價，甚至不需蓄意炒作及可坐享其成，內湖、新店等新都會區，遠雄、華固等建商身影就是鐵證，而新興都市，如大台中市等都可預見。

更為諷刺的是，為政者深知不動產市場在全球資本循環的重要性，無此何以吸引對岸資本大舉進駐。面對民怨卻也少不了下幾劑猛藥：2008年青年購屋浮上檯面後，接連提出青年購屋貸款的優惠，去年五都大選前，財政部更一口氣提供2千多億的優惠貸款。看似抒解民怨的社會福利，實為左右開攻將公共稅收轉化為私人資本。

拿一帖藥

究其根本，不僅稅制須大幅的改革，也應進而支持新的都市建設思維；政府絕非鋪橋造路後就待各家瓜分，而是將公共建設結合大規模社會住宅或公屋規劃，以公共交通、學校與醫療等建設結合公共社區規劃，將公共資源分配給真正需要的社會大眾，於此基礎上不僅可以滿足公共建設的區域均衡，更可發展在公部門的協助下進行社區自治培力，規劃社區自治委員會做為公民社會良性發展的基礎，遠勝於私人高級社區牆內牆外兩樣情。

以上所論絕非空談，新加坡公屋政策自1964年開始，雖在社區自治培力上仍因其政治結構而有所侷限，但其公共硬體建設的完整性與承租制度，都非僅止於救貧的社會福利，遑論遠勝於去年台灣於社會住宅標籤化的爭論。若不能以此突破私人資本宰制下的房屋市場，就算再多的空屋規劃為社會住宅以供承租，都難以抵擋無限制追逐利潤的私人資本最終將高達47％的房市泡沫指數（註2）吹破。（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註1：天下雜誌2010年7月452期。

註2：房貸和投資者收入的比例，簡稱為「泡沫指數」。

■姚欣進

眾所周知，立報乃為一個卓有口碑的公益性媒體，多年來關懷弱勢、挖掘問題、不媚俗地倡導議題、反映一般民眾不熟知或被刻意誤導而漠視或誤解的種種社會真相。

近3年多來，筆者因為種種機緣有幸在立報定期筆耕，持續發表社會時事評論（包括經濟、政局、兩岸關係與國際事務等廣泛議題的論述）。近1年多來，筆者也有幸與幾位年輕夥伴組合一個以議題倡導、多元抗爭為職志的團體「台灣公共化協會」，也同時在立報另闢園地，定期參與發表論述，以就教於立報各方讀者。

換言之，不論是立報這媒體或在此媒體已有段時日發表論述的筆者（以及長期在立報出入的作者群）來說，我們應都是自覺性地社會批判者，對於主流的資本主義社會種種的既定價值觀、制度現象、政策實施，乃至於一般的社會生活習性，恐怕都抱持著一定程度的質疑、保留與距離。

本文嘗試以較自由的論述方式，與讀者分享筆者個人的左翼分子之自我認同的觀察、感想與心得。

首先，強調批判主流、關懷社會的知識分子，西方社會早有標籤謂之為左翼分子。然而，據筆者粗淺的了解與有限的經驗來說，在戰後，台灣的左翼風潮從未能真正的壯大發展，而且在1990年代以前，不過是過去台灣獨特歷史殘餘下的產物。過去曾在1960、1970年代出現過的台灣左翼分子，大都是延續著戰前傳統左翼政黨的政治術語（如「工農兵」、「人民群眾」）來了解台灣社會，或是以極小規模的內部討論、讀書會來互動發展，而未曾真正的以社會或政治實踐來發展左翼路線運動。

更重要的是，在當時白色恐怖的壓制下，左翼的文化（包括今日立報、苦勞網上常見到社會與文化評論等）是不可能發展、運作的。可以說，自解嚴之後的近十餘年來，由當年台灣進步右翼所主導的民主運動打開了言論自由、政治自由的空間，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政治逐步站穩後，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才由民主矛盾轉化為今日的階級矛盾。也只有在這時候，一個較完整、較具體的台灣左翼力量的面貌才有可能出現。

筆者近年來所接觸到的、或肩並肩共同努力的左翼夥伴或朋友們，幾乎都是1990年代中期之後（甚至更晚）才開始社會實踐，才開始學習左翼思想的。然而，1990年代之後的青年群體中若有人之所以會逐漸發展出對於主流社會較為激進的心態，絕大多數是出自於自身的遭遇、或社會現實的直接碰撞而來的種種不滿、抗議與挫折的經驗。

工運結合社運團體的「秋鬥」去年11月在台北街頭進行（左圖），以「台灣花光光、人民搏生存」為主題，諷刺政府花大錢辦活動，卻無視底層弱勢的生存壓力。（圖文／郭晉瑋）

另一方面，這些所謂的「左翼」青年，一般說來，其實並不會多麼自覺、或驕傲、樂意地自稱為左翼分子。而我們過去所習知的左翼者必讀、高度認同的共同知識傳統，如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但對於這些當代的左翼青年來說，卻是雖有所耳聞、興趣，但大多數僅止於第二手的傳播資訊，而並未深入、系統性地研讀與探討。知識分子群體中若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缺乏長期的浸淫與相互討論，就注定了台灣社會的左翼批判眼光不論在那一個特定方面有多犀利、創新，卻在基本的社會經濟層面上缺乏了對資本主義根本性、核心性質的批判了解。

若對資本主義經濟以及由此而來的社會現象與政治制度沒有依循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主軸而來的批判認識，那任何對資本主義各類現象的不滿、反叛與抗爭，往往就不可能以徹底的決裂為出發點，從而去激勵自己去探索另一種現實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以剛解嚴之後的1990年代開始起算，至今已整整20年了。這20年的過程，基本上可劃分為兩個階段，而剛剛進入2011年的今年，以各方面來觀察，應可說是進入的第三個階段的轉折發展期。

首先，在第一個十年裡（約1990～2000），台灣文化青年的小圈子裡還至少流行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品。甚至在當時的民進黨新潮流系內的部分青年，還一起組織讀書會研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台大新生南路附近的書店，如唐山書店、結構群書店等，也開始翻印販賣傳統革命左翼、西方馬克思的經典，如馬恩選集、毛澤東選集、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等等，甚至連較冷門的托洛茨基的經典作品《被背叛的革命》，也出版了繁體字版（筆者還時時翻閱當時買到的此書）。

山書店以販售人文社會科學相關書籍為主（中、右圖），早在1970年代出版左傾的社會主義思想書籍，成為供給知識份子養分的來源之一。（圖／唐山書店提供　文／莊旻靜）

然而，這些左翼思潮很快的就開始分化、轉型，而且從來沒有真正地表現出全面的社會批判力，更不用說有何現實的影響力可言。這主要原因是：解嚴之後，台灣所開放、吸納到的西方激進思潮，已不再是傳統馬克思主義，而是更龐雜多元的各類後現代批判或較無階級批判性質的批判論述。前者如傅科對權力宰制、馴服操作的論述，或各類文辭論述研究、女性研究等；後者如哈柏瑪斯的公共領域、溝通理性、公民社會研究等。

另一方面，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經濟分析到號稱馬克思主義實踐的蘇聯與中國之政治現實，都難以合理地說服左翼知識分子。1990年代固然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的時代，但它同樣也是資訊科技突破性發展，帶來不亞於過去幾次的重大生產技術革命的成績。

而西方社會在這全新商機與產業結構重整下，終於打破20餘年的長期下降趨勢，而在平均利潤率趨勢表現出上升的勢頭。西方資本主義的長期穩定而且能夠逢凶化吉，不斷自我調整來整合經濟與社會矛盾，這無異於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分析結論，即資本主義是充滿自我矛盾、危機潛伏的體制，最現實的反彈。

而19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以及中共文革所揭露的社會黑暗面與官僚腐敗，乃至於其後的大力向右轉的發展，無不徹底地瓦解對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任何幻想。因此，在1990年代的全球知識氛圍下，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以不再是台灣左翼青年的思想發展之參照依據，更與實際社會參與實踐沒有太多的直接關係。

相反的，強調局部性、細瑣性的分析論述，而且是針對宰制霸權的運作，如傅科的論述，或是著重於文化層面的詮釋討論，更能滿足一般左翼青年的知識興趣。因為這些論述、權力宰制的研究，乃是蘊含的對主流社會的既定權威與價值的批判，而且是以另一種論述方式來表達另一種知識的可能性。

在第二個階段，約從1990年代末至2010年左右，乃是台灣新興的社會運動登場，前述的一些西方流行的批判社會知識理論，也才在台灣多元、相對開放的領域裡落實表現。可以說，直到前十餘年，我們才真正的看到現代意義下，有一定實踐表現的左翼抗爭力量。對這階段檢討以及今後發展的契機，將是此系列下一篇文章的主題。（待續）

立報歡迎您投稿與指教。詳情請參投稿與聯絡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