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接連而來的海嘯、地震、核災，舉世震驚張惶。相對之下，災難所在地的日本民眾卻是出奇沉默、鎮定，許多國際媒體對這種「即使一切都已喪失，也絕不失去尊嚴」的人民性格大為讚嘆。生活在這樣一個多災多難的星球，每一個民族都有各自的災難史，也從而凝聚成災難的集體記憶，以及如何面對災難的態度。

左看：畫虎反類犬

3月11日日本東北宮城縣北方發生9.0強震，引發10公尺高的海嘯，襲擊日本東北各縣，更造成福島核災變。地震、海嘯及核災變併發所引起的複合巨變，讓長期致力防災的日本也焦頭爛額。歐美與亞洲各國紛紛投入救援資源，協助日本度過難關。但日本的境遇，不僅讓世界各國甚為重視，台灣也不例外，更依循往例輿論熱潮的處理模式，政治人物與各家媒體戮力糾舉台灣防災的缺漏。

■倪世傑
在當前這個文明中，「福島」已與廣島、長崎、車諾比並列，成為全球第4個大規模輻射受災區，而日本則是唯一同時遭受軍事與商用輻射能重創的國家。

人類會記住這次的重創嗎？海嘯與核電廠爆炸的災難影像，肯定會對這一世代的民眾帶來難以磨滅的記憶，但人類總是追求更多。1948年兩枚原子彈相繼在廣島與長崎爆發，之後的40年反倒成為美蘇核武爭霸的時代，位於烏克蘭的車諾比核電廠於1986年爆炸後，並未帶給人類對核能更多的反思，核電在之後的20年間跌跌撞撞，相較於1955年後的噴發式大量興建，從1990到2010年間僅增加了50餘座，但在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氣候變遷威脅下，核電以其「低排放潔淨能源」之姿在近年來又成為顯學，「福島記憶」能對核能產業產生多少衝擊？就過去60年人類發展經驗來看，在經濟理性下充斥著自我毀滅的傾向，著實很難樂觀得起來。

核電一直被描述為「低成本」的能源，在福島核電事故後，必須對「低成本」重新定義。地震引發的海嘯固然是難以避免的天災，但核電廠擺明著是「人禍」。福島核事故打破了核電是「可控制」的想像，海嘯造成的災害並未損及海岸線後10公里的生態，但美軍在協助的同時已經將核擴散危險區劃到福島核電廠週圍80公里；海嘯將東北日本沿岸地區鹽鹼化，但核能災變卻極有可能將週邊地帶劃歸為「立入禁止」區域。低成本與廉價，將不再是核電的代名詞。

不光是原能會副主委謝得志在立法院狂妄回應立委的質詢拍桌捍衛核能的安全性，即便是學界菁英，對此問題態度卻出乎一料地一致。中央研究院於2008年出提出了一份名為《因應地球暖化之能源政策》的建議書，內文雖夸夸而談取消核能產業的租稅獎勵、例行節能、促進能源多元化，但仍不改核電至上的思維：在京都議定書生效之後，非核家園政策非世界的主流意見。核四仍照原訂計畫完工運轉，核一、二、三廠仍以延役作為替代方案，並考慮在既有電廠加裝新核能機組。

核電災害的酷斯拉在日本再一次呈現猙獰的面容，台灣又有何德何能，能夠在天災頻仍的當下免去福島的災難？這並非簡單的是否信賴政府效能問題，而是人類文明是否需要核電的根本抉擇。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洪致翔
相較於單口相聲般的傳統授課方式，課堂討論或分組討論有助於學生將探索與思考的觸角延伸至教材以外、相互擷取課程內容相關的觀點、提供教師瞭解學生學習現況與瓶頸。

但對某些國中小教師而言，課堂討論卻也是件讓人傷腦筋的麻煩事，尤其是分組討論，經常容易引發各種混亂失序的現象：不管是教師指定編組或是由學生自行組成小組，總是會有人藉機翻出日常的人際摩擦；討論過程中，除了持續將討論焦點深化或廣化、避免失焦或陷入沈寂外，不時還必須處理互相搶話、將別人的「不同意見」視為「錯誤意見」等糾紛。再加上另一項更「務實」的考量——萬一討論過程佔用太多時間，教學內容來不及趕上考試進度怎麼辦？

因此，部分教師仍然選擇以「單口相聲模式」作為主要的講授方式，就算偶有「課堂討論」，多半也只是徒具問答形式，而沒有實質的討論功能。

然而，這種講授方式的教學效果，實在不比「播放教學影片」好到哪裡去。因為教師將教材演繹得再怎麼精彩、言行舉止再怎麼生動風趣，一張燒好的DVD一樣可以做到。換言之，既然以面對面的方式親自講授，教師若只是片面地展示自己所準備的教學素材，而不扮演主持討論、引導思考的角色，無疑是捨長取短。

再者，較能充分發揮前述功能的課堂討論，通常包含以下元素：由學生各自提出各種自己認為值得討論的問題並公開羅列、教師從旁協助學生整併相似的問題、區辨不同層次的問題、學生各自按照其最希望探討的問題組成小組。進行討論後，再透過綜合報告向其他同學分享該組的討論過程、共識與新的觸發。

反觀教學現場，許多教師進行課堂討論時，討論內容完全由教師設置，但教師認為值得討論的問題卻未必是學生希望探討的問題；加上在趕進度拚考試等各種限制下，一般國中小學生參與小組討論／團隊協作的經驗普遍相當稀少。教師若未事先具體設想各種討論瓶頸的排解對策，便很容易導致討論陷入僵局、讓師生皆萌生負面情緒。也正因如此，學生之間的私怨與人際好惡，更有機會浮上檯面，在討論過程中呈現出相互排擠、各自為政、阻斷他人發言、藉機嬉鬧等現象。

職是，即便課堂討論過程混亂失序、毫無共識，仍不應成為取消或減少課堂討論的理由，畢竟教學活動的安排不能單以教師認定的教學效率為考量基礎。況且，若不透過更多更頻繁的討論活動，如何展現「教師之異於教學DVD者」？學生又如何透過實踐學習討論乃至團隊協作？
（文教工作者）

■姚欣進

去年暑假，筆者在此專題版面的系列文章中前後發表了3篇介紹市場社會主義的文章，即〈尋找另一條可行的道路──市場社會主義〉之一與之二，與〈經濟民主制的範例──蒙德拉貢合作企業公司〉。

在這幾篇文章中，筆者指出，在過去迄今約30餘年來的新自由主義的反動趨勢與全球資本主義橫行當道的現實裡，左翼運動者必須提出另一條出路；而這出路必須在當下就有其可行性、有相關的實例，而非空言泛泛，甚至模糊不清的遙遠願景，以做為左翼運動者推動新社會實踐方向的基本參考。

另一方面，這些文章也特別強調，我們目前能觀察到的實例，對於嚮往新社會體制的左翼者來說，雖有其非常豐富的啟發性與參照性，但這些實例畢竟還只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胚胎形式，甚至還隱含許多自身的缺陷與局限性（否則，若這些實例若已完全發展成熟的話，那新社會事實上就快要落實完成了，根本毋需當前左翼運動的艱困抗爭）。

因此，筆者之所以介紹、分析某些具有前瞻意義的新經濟運作的實例，即使它還處於片面發展狀態或還有許多缺失，重點在於透過這些實際的運作經驗，我們能在理論抽象思考中，能更更充實地掌握未來新經濟整體的方向。

也就是說，我們乃是辯證地來掌握目前某些進步實例，一方面將其視之為未來新社會經濟體制的胚胎，來擷取其核心的進步運作原則，來具體地印證左翼社會公義價值的內涵；另一方面，既然是尚未成熟的發芽狀態，其自身甚至包含了某些偏差與侷限，我們就會在更完整但也是抽象層面的分析視野下，來批判、警覺其負面現象，以做為未來實踐方向必須避免、克服的前車之鑑。

筆者在這3篇文章所介紹的市場社會主義之主要參考實例，乃是享譽國際的西班牙蒙德拉貢之超大型合作社集團（年營收額高達167億歐元，員工有9萬餘人）。

以筆者的終極價值觀來說，一個真正的理性公民社會的經濟制度，乃是一個社會資源全面共享、共有、而且自主共管的經濟運作模式；即以經濟民主為基準，以社會公義為最高價值的市場社會主義（註）。

以此來看，合作社經濟並非完全符合市場社會主義的基本定義（這當然包括了筆者大力推介的蒙德拉貢合作社企業集團），因為即使如蒙德拉貢這樣進步的合作社所表現出來的經濟民主、自主管理、利益共享、照顧弱勢的公義運作原則，僅僅是屬於內部社員。一旦它在海外投資生產時，蒙德拉貢就成為一個強勢、冷酷資本家來壓榨當地勞工（這些外籍勞工都被排擠在合作社社員身分之外）。這些負面現象，均在上述筆者文章中被指陳出來與提出檢討。

既然如此，或許有讀者會質疑，難道我們左翼者不該直接討論、介紹社會主義（甚至連做為輔助手段、調節性質的市場機制也不要），為何還要推介合作社經濟呢？況且，舉世所見，合作社都是在市場夾縫中生存，根本無法規模化、普及化，即使如蒙德拉貢這「例子」，一旦離開自己社會到其他社會投資時，就被完全吸納到市場機制內，毫無左翼公義原則了。所以，一個真正左翼運動者，根本不該浪費時間鼓吹合作社經濟。

這種質疑，並非是筆者憑空想像，而是近日某些對傳統社會主義有強烈嚮往的左翼朋友所提出的尖銳疑問。也就是說，一個具有進步性質的合作社經濟，對於未來推動市場社會主義發展有何正面意義？懷抱著社會主義願景的左翼者，為何要推介合作社經濟這不符合社會主義標準的經濟模式？

這問題的答案，可分為兩個主要論點來回答。

首先，一個左翼者（即基本認同社會主義，以下同）不是從產權的角度來肯定一個有著進步公義原則來運作的合作社經濟，而是從這封閉經濟社團內的實際運作中，觀察到若干重要的進步運作方式，從而來學習未來如何推廣成為整體社經體制的基本原則。

這些足堪學習的公義原則，不是別的，乃是真正的自主管理、平等參與決策、利益共享，而這一切乃是透過真正的平等而審議式的民主決策來做到的。這些進步現象，早已成為一個合作社內部制度性的運作，就正是蒙德拉貢真正成功之處。

然而，為何我們不能首先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然後在一切生產工具都公有化的前提下，大家何嘗不能開始進行這種經濟民主制呢？對於這疑問的回答，就是第二個論點：即一個新的經濟制度不是突然地無中生有、一日之間就突然出現的，而必須扎根於一個有著深厚、具體、長久的社會生活脈絡裡。一個新的經濟體制若能與既定的現實社會條件、文化元素有機地密切聯繫，它制度性的運作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與強大的韌性。

也就是說，我們固然可以在書房中根據各類馬克思理論來規劃出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然後寄望掌握政權後來即刻實施生產資料公有化的社會主義經濟，一如過去的蘇聯與中國社會。然而，如果一般民眾長期缺乏在實際社經生活中所體現的互助、平等、民主心態等社會公義經驗，光靠政府政令宣導（甚至國家機器的強制要求），必然是浮沙建塔，禁不起現實考驗的。更何況，公義、平等與互助等價值觀，往往與早已浸淫在資本主義個人至上價值觀的一般民眾心態相去甚遠，又怎能期望這理想的社經制度不落於空談呢？

相對的，如果合作社經濟能在實際運作中培育出這種與社會主義精神契合的公義價值觀，雖是僅限於合作社內部成員，但做為左翼運動者卻可以以此為例證來轉化運用，多多推介這其中所表現出來，具有扎實實踐內涵的公義運作原則，來為未來全面的公義社會之社會主義體制舖下更好的發展條件。

事實上，花東地區的許多地方、小規模、社區性質的經濟活動都表現出這種合作性質的經濟活動，這都是未來真正公民社會理想經濟發展的模式。在未來，我們將繼續討論。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註：至於市場社會主義與幾乎或完全排除市場機制的傳統社會主義之區別，以及為何市場社會主義更可行的分析，請參見筆者在此版的文章，〈尋找另一條可行的道路──市場社會主義1〉，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4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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