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迅速成長，國際地位跟著水漲船高。金磚四國驚艷西方主流輿論，G7俱樂部不得不擴充為G20納入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剛進入21世紀便發生的911事件，從意想不到的地方衝擊了美國霸權，金融海嘯更曝露歐美國家經濟體系的罩門，近日因地震、海嘯以及核能電廠災難，更顯示出日本這個科技與經濟強國在自然界發威下還是不堪一擊。種種事件似乎指向一個思考的方向：傳統帝國主義已露疲象，第三世界已經崛起。從19世紀工業帝國主義興起以來，第三世界國家飽受欺負的日子現在好像走入歷史。中國甚至有人主張不要建造航空母艦，以免陷入國際軍事競賽，不利於世界和平。

左看：民粹審判庭

日前，雲林縣傳出某國中少女遭性侵殺害的不幸事件，加害者是甫因性侵罪名刑滿出獄的林姓男子。性侵已是被特殊化的犯罪類型，加上受害者身分為未成年少女，引起社會輿論的撻伐可以想見。案發之後，媒體報導有萬名網友連署要求直接判死刑，在當地舉辦的社區論壇上，也出現民眾激憤地要求凌虐式的刑罰（不能吃飯、每天毆打），或施以鞭刑、化學去勢等。

■姚欣進
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日前宣佈登記參加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黨內初選。

許信良明言，他了解這次勝選機會非常低，然而參選的目標在於：透過政見辯論、媒體採訪來發聲，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在登記參選的同時，許信良發表了一篇參選宣言「我有話要說」，簡要的表達政見主軸為「扶弱濟貧、社福優先；確保現狀、大膽開放」。

政治事務非常複雜，一方面固然有權謀操作，有政治人物風采魅力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更根本性的，政治的優劣判斷基準在於政策方向、政治路線而已。一個政黨、政治人物的功過評價，首要因素在於是否能針對現實的各方挑戰，提出正確而深刻的政治新方向。能提出新方向者，必然首先能正確掌握時弊，在當前紛擾而複雜的現實中，準確釐清現實的主次先後矛盾，從而針對最核心的癥結對症下藥。

在提出政治大方向的後，我們才能進一步要求這政黨、政治人物的執行力。即有效率的政策執行乃是依附於正確的決策判斷、願景提出。若以史為鑑，在大變化的時局中，對於一個傑出政治人物的考驗，在於正確判斷時代矛盾與癥結所在，提出深刻、本質性的解決方案。至於一時的個人魅力、溝通表達技巧乃至於稍不到位的執行力，雖會造成正確決策無法全然落實，但一般說來，這些問題都是次要問題，只要努力補救，終能扭轉大局，轉危為安。然而，若一開始的決策方向就偏差了或不夠深刻，只能解決表面上的問題，則個人再有魅力、執行力再有效率，只會加速失敗而已。前總統陳水扁就是明證。

以此來看，對於許信良能提出政見，並以政策方向的優劣評比做為這次黨內初選的判斷準據，是非常正確的取向。這可讓目前主流媒體對各候選人的心機算計等非常次要報導焦點，轉移到更具價值的政治公共意義上。

其次，許信良目前提出的政見主軸，相對於其餘兩位曖昧不明的兩岸政策、社會政策來說，雖有進步之處，但顯然這些論述還過於空疏而還不足以評斷；以字面上來解讀，甚至是一廂情願的自我矛盾論述。

非常簡單的說，許信良的政見顯然認為照顧弱勢與兩岸經濟一體化發展兩者之間不僅不會有衝突矛盾，而且甚至會以後者的經濟發展成果來分享給台灣社會弱勢者。但依資本邏輯來看，經濟越發，卻只會帶來失業率越高、資本越加集中與壟斷、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結局。這都有待許信良或其他政黨、候選人等進一步討論。

我們期待由許信良開始，這次總統大選能有更扎實的政見討論與相互辯論。
（社會評論者）

■邱士杰
發生在日本的「地震－海嘯－核外洩」的三合一天災加人禍，直到現在都還是眾所矚目的問題。在這一連串似乎還沒走到盡頭而且未必真有盡頭的災難中的日本人民，直到災難發生後的17日才爆發首次遊行，並因輻射值飆升而在近日爆發大規模抗議。日本人民不知抵抗的「國民性」，因為這場災難而得到了各界的再「發現」與再「檢討」；然而這場災難中的大規模逃亡與「撤僑」，卻很少讓人覺得有甚麼不對。

的確，面對這種特大規模的三合一天災與人禍，各國政府當然得先關注自國在日本的僑民的安危，否則對自國人民無法交代。每一個在那個當下面臨災難的人，能逃當然儘量逃。但如此擺在眼前的畫面，卻是一大群平日在發達國家日本掙錢打拚的外國人與日本人，因為一場災難而自顧保命，鳥獸散。日本人民逃自己的，外國人也逃自己的。沒有人覺得不對。日本似乎不是日本人自己的國家，也不是外國人值得在大災期間留下來與日本人民一同努力重建的家園。人情冷暖，怎會如此？這只是一時的現象？日本人民為何還能如此接受？

人類之間的互助，並不是本質的種性。但災難總是呼喚著人們超越種種藩籬與界線，把彼此的互助的手聯繫在一起。從2008的四川汶川地震至2009的台灣88風災，成千成萬在災區以外的人們，捐錢、獻血，甚至不顧個人安危而志願投身災難尚未平息或者得到控制的災區。而台灣對大陸的援助，乃至後來大陸對台灣的援助，特別是兩岸少數民族之間的民間互助，都說明了許多藩籬與界線可以跨越。同時也說明了兩岸之間所獨有的、特別容易形成的「連帶感」。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這次的日本災難還包含了核災害，這種災難不是一瞬間的事。對於環境而言，可能是數十年乃至百年的殘留與破壞；對於人體而言，則可能是一代乃至多代人的損害或畸形。面對這種宛若傳染病的災害，想逃的心理可以理解。只是，對於逃不走或不願逃的人們來說，在此試煉般的當下，或許才會發現：國家與自己的距離原來這樣遠，而人與人之間的連帶感，原來如此經不起考驗。

面對大災，即便可能渺無盡頭，重建問題卻已提上議程。此時，能否提出一點帶有烏托邦的期待呢？「所有這些事業都包含有那樣大量自願的、自由組織的勞動的精神，以致它們完全失去了『慈善』的性質，變成只是鄰里相助——所有這些事實和許多類似的事實，都是新的生活方式的種子，他們將導致新的制度。」（語出克魯泡特金）
（台大史研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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