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光中、張曉風為首的「搶救國文行動聯盟」，已經連續幾年在「五四」開記者會，呼籲增加文言文的教學時數、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今（2011）年更進一步主張將「四書」列為高中國文必選課程。理由不外乎是憂心現在年輕人語文能力太差，其所掛心的「中華文化」恐將岌岌可危。

左看：及時再出劍 斬首新辮帥

為了關鍵年1949的真相與意義，75歲李敖再次拔劍出鞘，把故作解人的龍應台殺個體無完膚，並追擊一切還為國民黨守靈的「蔣介石超渡派」、「文化二毛子」、「不成材的右翼」，諸如錢穆、胡秋原、余光中、黃仁宇、錢復、李大維、余英時等，堪稱是對蔣朝遺孽發起意識形態掃蕩戰，相較於26歲李敖寫「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重磅文章，更及時、更具政治性。

■金心
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1987年），將「永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求的發展」，自此推動永續發展在世界各國掀起浪潮。。對於「不損及後代子孫」一事，有幾項已發生的事情，已成立的議題如下：

一、氣候變遷：自20世紀初至2007年，全球平均空氣溫度上升攝氏0.74度；從1850年有溫度紀錄以後，最熱的20年都在1981年以後，最熱的10年都在1997年以後，其中1998及2005年同為最熱的兩年。全球各地的溫度，有顯著的差異及變化。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以每年約1.5 ppm的速度不斷上升，已約達386 ppm；二氧化碳會溶於水，因之會改變海水的酸度，會引起一連串後續的改變。

因人類使用、燃燒化石燃料，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經由溫室效應，使得地球暖化，以及氣候上天然災變的程度加劇、頻度改變或升高、氣候型態異常，已常被觀察到。氣候變遷對地球整體環境的影響，應是漸被大家承認。

由於「氣候變遷」顯然的會影響後代子孫的生存及福祇，可謂是一個「永續發展」的議題。

二、核災：在美國三哩島、蘇聯車諾堡及日本福島，雖非連續的，但3個核能發電大國都已發生了核電廠的核災變，且為5或7級的核事故，劃設半徑達30公里範圍、數十年以上的禁制區。所謂「核能是上帝在玩的火」；每次的災變原因都不同，驗證了「沒有絕對的安全」。不同核種微粒進到大氣、土壤、海水、食物、生態系等，顯然會影響當代及後代子孫的生存及福祇，也可謂是一個「永續發展」的議題。

三、環境荷爾蒙：如《失竊的未來》一書所述，化學污染物以其環境荷爾蒙的作用，正對人類及生物的生殖系統產生影響，龐大、先進的化學工業，使得地球成為一個生存實驗室。對這隱形的浩劫，人類的未來，是未知的。這種對人類生存的威脅，顯然影響當代及後代子孫的生存及福祇，也可謂是一個「永續發展」的議題。

對於氣候變遷議題，在各國、各地也在做一些有氣無力的減量、交易、吸存等作法，有的推動調適。但大多數國家之所為，明的說要努力減量，實際上仍不斷的、強強滾的、大量的排放。對於核災議題及環境荷爾蒙議題，其威脅被了解、被減輕或被解決的程度，則更少了。對如上提出已成立的「永續發展──影響人類後代子孫」的議題，如真的應驗了，稱之以天譴、共業，則無以名之了。
（看守台灣協會會員）

■陳真
我承認在1997年出國前，我是個國際政治白癡：相信美國，相信西方主流媒體，相信什麼民主陣營，相信那一切鬼話。一直到了1995年我的偶像Emir Kusturica拍了《地下社會》，我才對鬼話連篇起了那麼一點疑心。

《地下社會》看了很感動，但卻引起西方民主陣營裏頭一些碗糕民主人士的強烈反彈，說Kusturica用心惡毒包藏禍心，鼓吹大塞爾維亞主義，是個「統派」云云（即便是又怎麼樣？）。在南斯拉夫亦引起爭議，Kusturica頓成眾矢之的；悲憤之餘，宣告世人從此不再拍片。為此我寫了封英文信，找了許多人簽名，寄到法國某電影雜誌轉交Kusturica，希望他收回成命繼續拍片。我在信裏頭說，他拍不拍片對我很重要，因為我得靠著這樣一些東西活下去，就像人活著需要陽光一樣。

讓我真正感到困惑的是Kusturica當年接受訪問時的一段話。那時正值南斯拉夫內戰，烽火不斷。依照西方媒體宣傳，這一切「攏係阿共ㄟ陰謀」，萬般罪惡總是能找到一個代罪羔羊，反正再怎麼說也不會聯想到這跟高風亮節的西方民主陣營有啥瓜葛。但奇怪的是，Kusturica卻說：「這一切都是美國中情局在搞鬼，早晚真相會大白。」這話在我們現在看來不過就只是一句普通常識，但是對於當年一個國際政治白癡來說，實在太震撼太違反「常理」了。

我向來「以人廢言」，凡是混蛋講的話，不管講什麼就直接當成放屁；但只要對方是個好人，而且是個頭腦清楚的好人，那麼，當他用力講一件事時，我就會相信其中必有道理。像Kusturica這樣一個對神明虔誠、心懷悲憫而且絕頂聰明的人，怎麼可能講出完全違背常理的話？雖然當時我還不懂Kusturica那些話的意思，但卻讓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始終矇在一個巨大騙局中，被美國和西方媒體給整個騙了而完全不自知？

兩年後，辭掉工作出國留學。來到英國，接觸大量文件資料與各種非主流媒體，我很快就整個人醒了過來，原來所謂光明的世界如此齷齪黑暗，所謂正義的一方竟如此邪惡下流。

1999年3月，大病一場，鬼門關前走一遭。不久之後，記得就在我生日前幾天，科索沃戰事爆發，北約投下第一顆炸彈。我感到一股衝動，想表達對這一切齷齪卑劣的所謂「人道的正義之戰」的看法，但我能做些什麼呢？於是便自己製作了一個牌子，寫著：「Give peace a chance！」（給和平一個機會），在一個寒冷的清晨，拿著牌子，靜站在劍橋國王學院前面那個各國遊客甚多的菜市場。這當然不是我在海外所參與的第一場示威，但我總記得舉牌的那一刻，感覺一種新生，彷彿生命和某種東西徹底告別了。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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