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1-06-29─立報─言論廣場─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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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1-0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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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期目錄 ★ ★ |
| 社論：善人與社會制度缺陷 |
每隔一段時間，「平民大善人」的報導就會出現在媒體上。這樣的新聞在近幾年出現新版：本地善人也開始出現在國際版面。曾經一度被媒體追著跑的陳樹菊女士，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日前，媒體報導美國富比世雜誌評選亞洲行善的模範，更挾著「外國月亮圓」的形象，昭告大眾：行善奉獻是潮流。 這種觀點，幾乎是現代版的「指鹿為馬」。一個應該具有負面指標意義的現象，被描述成一個正面的訊息。 「大善人」的出現，背景在於社會福利制度的不健全。最明顯的例子是教育，百餘年前「武訓興學」的故事，在今日看來突兀，原因就在於整體社會制度對於教育普及所做的努力。個人當然有發揮愛心、行善的自由意志，但是，行善的發揮點，原本應該被視為社會制度缺陷的指標，今日今時，我們卻把它看成是單純的「愛心」，忘了問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缺憾危難，需要小市民的愛心來彌補。 結果是，政府遮遮掩掩的表揚陳樹菊之類的行善模範，卻絲毫未見到檢討社會福利制度的跡象，似乎是有意以私人的行善，來彌補社會制度的缺失，而規避政府應有的職責。 更特別的是，我們以華人社會對於「行善」的認知，投射在國際領域，以為這是世界潮流，某些人，甚至將這種論述搭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怪論。 這種怪論完全不顧歷史經驗。西方在這一波重視社會福利，甚至重視個人的行善、奉獻，其實是在為資本家、政治人物，在30年前推動市場自由化的錯誤決策收拾殘局。當年，官、資聯手，鼓吹國家退出、把一切交給市場。各種宛如洗腦的論述，撲天蓋地席捲而來，基本的要旨就是：1980年代的政府所做的事情，都應該讓位給商人，只要透過自由經濟，就連醫療、教育、退休老人、自來水，都可以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中尋找到更好的方案，更重要的是，市場比政府作得更好、更便宜。 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許多私有化（民營化）案例，都是30年前那一波潮流的產物。但是，30年後，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卻會發現，商人其實不太懂得要如何操作這樣一個大範圍的領域，於是，在世界各地都發現社會福利制度退場後的缺陷。但是，千瘡百孔出現後，先是資本家無力處理，接著，就是一陣亂搞，然後，商人把問題丟回給公部門，造成政治人物難以收拾的爛攤子。去年美國要解決健保亂象時，出現的各種討論，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是西方資本家的形象負債，他們用30年時間證明了自己的能耐極限，如果把眼光放到10年、20年後，這其實是商人介入公共事務的「結界」。對於資本家而言，挽救負面形象的作法，只能是舊酒換新瓶，於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論述上場，甚至，所謂的「社會企業」也悄悄展開，為資本家重新介入政治領域、公共議題，從事試探水溫的動作。 本地不察，總以國外馬首是瞻，看到財經雜誌也開始把「行善」進行排名，就以為世界真的在醞釀一股新趨勢。完全忽略了，對於西方商人而言，這是一個全面性的公關形象塑造工程，目的是要人們遺忘當前社會問題的歷史根源，政治人物則是期望藉著企業，甚至個人的主動行善，來舒緩社會福利的壓力。 有行善，當然是因為有弱勢存在。弱勢何以存在？通常是因為有結構性的因素，還有歷史的背景。 |
| （回目錄） |
| 左右看：歐盟擬徵航空碳排放費 |
左看：環保背後的商戰 歐盟自明年1月起將對所有在歐盟境內起降的航班的碳排放進行管制，二氧化碳排放超出上限者需向歐盟購買碳排放配額，否則將面臨罰款、扣留飛機甚至禁飛的處分。包括美國、俄羅斯、中國大陸在內的多個國家皆對此一措施大為不滿，中國最近擱置了香港航空公司對空中巴士客機的採購案，美國的數家航空公司則已向歐洲法院提起訴訟控告歐盟。 歐盟之所以制定嚴格的碳排放管制標準，一方面是希望刺激歐洲的相關節能產業技術，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促進排碳權交易市場的發展；事實證明，歐洲已經在許多領域取得了優勢，例如空中巴士的A320neo客機，便因其省油特點而打敗美國的波音737，使空中巴士在今年的巴黎航空展中獲得880億美元的訂單，遠超過美國的225億；嚴格的碳排放標準確實意味著龐大的商機。中國則除了已將節能產品、太陽能、風力發電等列入十二五計畫重點，近年更大力發展自己的大型客機，國產的C919客機預定於2016年開始服役；因此中國自然希望爭取更多空間和時間，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氣候變遷對各國而言絕不僅是環保議題，更是龐大複雜的產業、商業議題。 右看：小心中國以商逼政 中國經濟不斷成長，中國政府以商逼政的能力也越來越強。香港航空公司原定在6月20至26日舉行的巴黎航空展上宣布對歐洲空中巴士客機的一筆採購案，但卻因為中國官方的阻止遭到擱置，理由是因為不滿歐盟將於明年1月對所有在歐盟境內起降的航班實施碳排放管制。 然而，空中巴士公司與歐盟並非一體，空中巴士公司自己其實也對歐盟此一措施相當質疑，但中國的做法卻不是與歐盟進行政治協商，反倒是憑藉自己對企業的掌控來「以商逼政」，令人再次見識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本質。 另外，歐盟為了因應全球暖化問題而提出碳排放管制措施，立意良善，卻引起中國、美國等國的強烈抗議，原因無他，就是這些國家都是二氧化碳減排的落後者，為了自身的利益反對歐盟較先進的做法。美國的說法是歐盟單邊對所有國家的航班實施此一管制，違反了治外法權；中國則認為歐盟沒有合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條件，違背了氣候變遷議題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在愈來愈嚴峻的氣候變遷問題面前，這些貌似有理的言詞，不過是怠惰的飾詞。 |
| （回目錄） |
| 手機電磁波可能致癌 不需提出因果關係 |
| ──反駁「手機致癌新聞盲點」一文 ■陳椒華 針對立報2011年6月14日社論「手機致癌新聞盲點」一文，筆者有不同意見。由於社論代表貴報社立場，故也希望筆者長期所尊敬，一向支持環保、教育與弱勢的立報能具體回應。 筆者列舉該篇社論的偏頗包括： （一）未明查當時之平面媒體報導：手機電磁波與致癌並未舉出有因果關係，但社論第二段卻錯誤指出「有」。 （二）因不少的研究已發現可能相關，但還沒有手機電磁波與致癌具因果關係論點，當然不必提出因果關係證據，但社論卻強調「沒有說出因果關係的機制」。 （三）世界衛生組織機構WHO附屬機構IARC公佈電磁輻射為2B致癌物，故WHO不需提出手機電磁波與致癌具因果關係，IARC所訂第1類致癌物才有足夠的因果關係證據（註），但社論第四段卻錯誤指出「WHO的宣佈並沒有交代手機的電磁波如何促成DNA的化學變化」。 （四）關於社論中以手機電磁波頻率較可見光低，更談不上產生癌症，IARC於2002年及2011年已分別將極低頻及射頻電磁輻射定為2B致癌物，而立報社論認定手機電磁波「更談不上產生癌症」之論點顯然有誤。 （五）社論末段批評電磁波（為2B致癌物）新聞為缺乏科學根據的新聞也令人不解，難道社論作者也認定塑化劑（也是2B致癌物）新聞也是缺乏科學根據新聞？認定多打手機與多吃塑化劑皆無妨？ 包括DDT，塑化劑DEHP或電磁波等都是2B致癌物，至今科學證據雖未有一致性致癌結論，但目前未觀察到的效應，並不表示就不存在，吾人反而應理性地以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面對新科技的開發，所謂預警原則，即是「人類活動可能導致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危害，是科學上可能的，但不確定，我們應採取行動避免或減少危害的發生」。 預警原則已於1992年納入地球高峰會議的環境保護宣言內，2000年被歐盟接納推廣，2005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世界科技倫理委員會採用，作為規範新科技開發時之倫理基準，我國《環境基本法》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也皆納入要求遵循規範。衷心希望各界能重視IARC關於電磁輻射可能致癌之警告，而非錯誤批判而導致民眾疏忽防範。 （台灣電磁輻射公害防治協會理事長）
■台灣電磁幅射公害防治協會2009年10月28日呼籲NCC與衛生署，規範業者應比照菸酒，在手機加示警語，並要求教育部禁止或規範學生在校使用手機。（本報資料室） 註：IARC（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根據對人類和對實驗動物致癌性資料，以及在實驗系統和人類其他有關的資料（包括癌前病變、腫瘤病理學、遺傳毒性、結構—活性關係，代謝和動力學，理化參數及同類的生物因數）進行綜合評價，將環境因數和類別、混合物及暴露環境與人類癌症的關係分為五類四組。 其中第1組，是對人類是致癌物。對人類致癌性證據充分者，如吸菸和二手菸。分類為第1組人類致癌物，必須要有流行病學證據的支持，為癌症發生（或死亡）增加的因果關係提供證據，對人致癌性證據充分是指在致癌物和人癌症發生之間有因果關係。 至於分類為2B組，乃指對人類是可能（possible）致癌物，對人類致癌性證據有限，對實驗動物致癌性證據並不充分；或指對人類致癌性證據不足，對實驗動物致癌性證據充分。致癌性證據有限是指因果關係的解釋是可信的，但其他的解釋如偶然性、偏倚、混雜因素不能完全排除。而致癌性證據不足是指資料的性質、一致性或統計學把握度不足以判斷因果關係，或沒有對人致癌性的資料。證據提示缺乏致癌性是指有幾個在已知人類充分暴露水準範圍內的研究表明暴露水準與所研究的癌症無關聯。 「手機致癌新聞盲點」連結：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8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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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衛報週評：科技是偉大的工具，但改變政治的是人 |
節譯■葉興台 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新聞記者並非全然不對：新科技碰到舊政治就會帶來深層的改變，但今日對社交媒體的熱潮卻沒有抓住真正重點。回顧1970年代，賴瑞金（Larry King）在廣播訪問中接受聽眾現場叩應，與今日用推特回答問題相比，那是更真實、自動的參與形式。當數千民眾透過推特問卡麥隆問題，背後總有人會決定哪10個問題可以提問。 為了給民主重新注入能量，我們需花較少時間談論科技，花更多時間瞭解科技如何幫助尋常百姓發展自我行動意識（sense of agency），並建立新的權力來源。 政府、政黨和媒體等傳統機構的權力，長期以來都透過由上而下的結構和控制意念、資訊和廣大群眾的守門人來執行，但這些守門人如今正失去控制權，因為諸多個人瞭解他們連結其他人和動用真正力量的能力。 這是社交媒體使改變成為可能的核心，這是中東民主運動人士一直在談的阿拉伯之春。對埃及人而言，真正的改變並非臉書這項科技，而是當人們一個接著一個瞭解到他們並非孤獨時。 當搜尋引擎巨擘Google駐埃及主管戈寧（Wael Ghonim），在臉書發起的「我們都是薩伊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的抗議行動，累積了數十萬支持者時，埃及年輕人首度瞭解到，他們原來是一大群人，擁有無比的集體力量。透過這次抗議行動，他們發現叫民眾上街頭只是後勤問題。 民主運動的領導人通常說，他們的最大挑戰在於，讓諸多個人相信他們能起作用。新科技讓此成為可能。科技使運動可以在短短幾天內就產生數萬名追隨者，而且讓人們相信，當他們聚在一起，就能發揮影響力。科技不僅在開發中世界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在已開發世界亦是如此。在已開發世界，人們對民主的信心已經腐蝕，而且因內部政治階級和他們對機構的掌控而加深挫折。 很多觀察家被阿拉伯之春缺乏明顯可見的領導人震撼，但這是網路組織動員司空見慣的現象，因為這是基於共同價值，而非魅力領袖所發起的運動。這種新型態的社會運動並非全無領導人，但著重在建立諸多個人的自我行動意識，而非領導人權力。 當新運動適應組織化結構和策略，就不只是領導結構會改變，新運動將較少依賴標語口號，而更加一賴令人信服的說故事。歷來的社會運動所學到的一堂課就是，如何讓人們能夠訴說自己故事。科技讓這些故事可以快速分享的方法，是過去所難以想像的，如透過對等網路可讓我們重溫過去年代的鄉村生活，但這些網路也能產生合作的力量，使他們明顯與眾不同。 新運動也可以將全球和超地方（hyper-local）結合在一起。全球採取行動網站Avaaz.org正在協助諸多個人建立一種全球認同感，這些諸多個人的在地行因此可以獲得全球共鳴。由反氣候變遷運動人士所建立的350行動網350.org，已在全球各地發起同步行動，吸引數萬人參與。 我們才開始學習如何利用新科技創造這些新運動和新力量來源，但我們必須時時與決策者交手，不是以無助的公民接近有無上權力的領導人，而是以強權者對上強權者。這些技術創新的工具將持續改變和進化，但當諸多個人開始相信，他們可以發揮真正的影響力時，最大的改變已存在人們心中。 |
|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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