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馬英九在接受日本《讀賣新聞》與《日本經濟新聞》記者聯合專訪時，聲明保衛釣魚台不會與中國聯手，同時主張與日本政府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分享資源。熟悉保釣運動歷史的人都知道，馬英九這些主張與40年前國民黨政府政策並沒有什麼不同。40年前這樣的主張，使得旅美留學生極度失望，除了少數國民黨忠貞分子之外，大量優秀的留學生投身左派。馬英九雖然40年前也熱血沸騰參加保釣運動，並且在日本媒體記者前聲稱研究釣魚台問題40年，但是他似乎沒有從40年前的經驗中學到教訓。

左看：工人的決戰場在街頭

民國101年，台灣勞工的勞動力價格有了新的定價，基本工資將提高到1萬8,780元，時薪從98元調漲為103元，部分工時者每小時可多賣5元。對此結果，資方代表當場表達強烈不滿，但隔天和總統及行政院長握握手之後，又改口說「願意支持」，還良心發現般的表示「企業賺錢照顧員工也是應該的」。如果不是馬總統感化有方，就是政、資兩方聯手演了一齣「大愛」戲碼。

■姚欣進
近日，基本工資應否調漲以及調漲幅度的爭議，成為台灣社會熱門議題之一。但在4年前，基本工資長期以來一直未成為公共議論的議題，僅有少數工運團體提出調漲基本工資訴求，也鮮少有工運內部或整體外界的呼應與共鳴。

4年前，基本工資其實已有整整10年沒有調漲（即從1997年的1萬5,840元，到2007年的7月1日調漲為每月1萬7,280元，每小時95元），而且作為調漲基本工資唯一法定機制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在此之前已整整5年未開會討論此議題！這是因為，過去長期以來，台灣本土勞工的中位數工資水平一向遠高於基本工資，所以提高基本工資的立即與直接受益者，不是台灣普遍的本土勞工而是外籍勞工，因為許多外籍勞工的薪資水平是在基本工資上下邊緣。

但在這兩年來，基本工資調漲訴求一次比一次大聲，而且工會運動者已開始從「勞工家庭最低生活費」的論據角度，提出基本工資的調漲幅度之實際計算。這乃是基本工資訴求方向上，非常進步的發展。因為，基本工資的調漲訴求必須牢牢地聯繫於勞工家庭（或每個勞工平均擔負的養育人口）的最低生活費上，而非勞動生產力或物價指數的變動上。

基本工資，在近年來逐漸上升成為工會運動者主要抗爭訴求之一，就反映了基本工資雖已微幅調漲，但仍然嚴重落後於現實生活最基本的需求水平。更反映了，台灣一般薪資水平已不斷實質下降，必須有一較安全的薪資水位來阻擋這薪資下降趨勢而不致於無止境持續下降。

台灣目前實際的就業機會、勞動待遇已比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刻都要險惡的多。台灣勞動參與率始終維持在不到6成的低檔，這意味著不僅有許多婦女在家待業，而且許多中壯年健康男性勞動力也退出就業市場。所以，一個家庭往往依託在一個主要勞動所得來源來維持家計。也正因如此，任何一個勞工的收入都須考慮上述的現實因素，來計算出最低工資水平。

事實上，台灣基本工資的訂定乃是根據1928年的國際勞工組織《最低工資設定機制公約》，中華民國政府在1930年就簽署同意這公約，而後於1956年國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訂定了「基本工資」，於1968年訂定「基本工資暫行辦法」，最後在1985年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取代。換言之，基本工資的水平乃是勞工家庭最低生活費，是有其歷史脈絡更是普世的一般價值標準（國際勞工組織的共識）。

任何認為基本工資與勞工家庭生活費無關的反對者，就必須論證，台灣基本工資的計算標準何已能違背普世價值與自身的法源基礎？
（社會評論者）

■向紅岩
從蔡英文對ECFA政策存續的模糊表態，與綠營執政縣市熱烈迎接陸客來看，明年總統大選主軸，綠營很難再複製阿扁刻意將兩岸統獨虛假命題尖銳化，以求基本盤極大化的策略，而逐漸轉向甚囂塵上的工、農「階級」問題：基本工資、貧富差距，以及產銷盤剝、土地徵收。

不過，藍、綠議論工農問題，從不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日益深化的階級矛盾，而是為了向資產階級展示收編工農階級的能耐，借勢奪取政權。回顧歷史，不難看穿藍、綠均是沿著操弄「國家認同」意識形態來實現統治。

1960至1970年代，國民黨主政推動資本主義現代化、工業化，大批人口離農、離土、離鄉，導致在精神上也脫離對故鄉、本土的認同。因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故貶抑或摧毀與土地相關連的歷史文化，讓民眾在思想與精神上與本土疏離，對其進行分化統治有隱性幫助；另方面國民黨要在台灣順利推動資本主義擴張與發展，除大量摧毀自然面貌與土地之外，也必然要轉化原來的生產及生活方式，以使資本暢行無阻。這種發展導致農村凋蔽、勞工血淚與生態破壞，到了1970年代引發鄉土文學論戰，召喚了戰後第一次的鄉土關懷。

1987年7月台灣解嚴，進入政治轉型過渡期：1988到1990年，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位，國民黨內矛盾浮現、經濟秩序混亂，反對運動大肆興起，黨內新勢力藉資本家的支持，抗衡舊勢力。1990到1993年間，國民黨新舊勢力暫時達成妥協，國家機器扮演帶動資本發展的角色。但黨內派系由於國家認同差異出現裂痕，本土新勢力整合地方政客將舊勢力推出政治核心。故從1993年之後，國民黨本土政權開始透過霸權計畫、積累策略與政治制度，建構「新國家」。

李政府的霸權計畫，新國家透過動員地方和社會團體，不斷以「建立生命共同體」、「台灣主體意識」、「主權在民」召喚，強化人民對土地的情感與認同，塑造國族主義，凝聚共識，最直接的政策便是文建會主導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在積累策略上，新國家向新自由主義經濟靠攏，全面民營化、國際化、市場化，企圖透過科技發展策略，強化國家競爭力。在政治制度上，隨著在霸權計畫與積累策略上的調整，國家機器各部會的運作亦有改組的趨勢。

整體而言，由統治者所主導的這一整套「去本土化」和「本土化」的論述，實為閃避資本主義階級矛盾的文化統治策略，90年代中期出現的社造運動，則是威權解體後，企圖整編部分社運以形成新的主流價值，以利其統治的正當性。若不想重蹈覆轍，運動者當以史為鑑。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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