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權儼然是本地廠商、人民的痛處，它往往被賦予「技術自主」、「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意涵。然而，在資訊產業中的專利權，恰恰與此背道而馳，它只是商業競爭策略的一個環節。

以宏達電此次的法律糾紛為例，表面上是專利侵權，真正的主角卻是微軟、Google、蘋果等廠商在爭奪產業主導權。Google採取開放系統的策略，希望手機廠商以此進入Google陣營，藉由大量的手機使用，為該公司帶來更多的廣告收入。這個策略會擠壓到蘋果、微軟等廠商的生存空間，於是各種應對策略紛紛出籠。

專利權爭議就是在這個脈絡下開始浮現，Google之外的廠商採取合縱抗秦的策略，以手機作業系統的專利權，作為阻擋策略的重心，希望藉此拖慢，甚至拖垮對手陣營的發展。宏達電的專利訴訟案，並不是整個產業布局大戰的重頭戲，而只是一場小戰役。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宏達電被控告的官司初判結果出爐的數日前，由新力（索尼）等7家廠商聯手，以45億美元的價格，擊退Google出價的7億美元，競標獲得一系列相關的專利權，這幾乎已經宣告新一波的產業大戰即將開打。因為，要靠專利訴訟、授權來賺回45億美元，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以財務的角度來看，如此高額的投標金，顯然其效益不在於專利訴訟的營收，而是訴訟背後的產業布局所帶來的潛在回收。

從整個專利權爭奪的過程來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專利、技術只是一種商品，與技術競爭力其實無關。本地受到「技術救國」等概念的影響，把技術視為產業的核心能力，因此，本地關於專利、智慧財產的主流處置方式，主要還是集中在自行申請專利權，反而忽略了，真正的船堅砲利不在於技術的高超，而是法律訴訟，以及，把那些購買來的技術，整合進企業的能力。
也就是在這個脈絡下，一旦本地廠商逸出既有的刻板印象，而在專利訴訟上採取「擔任跨國戰役的前鋒」的策略時，就往往被賦予民族工業光榮的色彩。大約10年前，資訊業的威盛電子，就曾經以「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模式，以新的技術規格對抗英特爾而一戰成名，事後一度成為業界的盟主、證券市場的股王。以事後之明來看，威盛的技術深度當然不足以與英特爾相抗衡，也未必能支撐一個技術規格的發展，然而，英特爾之所以忌憚一家台灣廠商，並不是因為霸主地位被撼動，而是因為台灣廠商代表了國際上各種對抗英特爾的集結力量，真正令對手敬畏的，是眾多國際大廠。國際大廠不便於出面的戰役，由勇於出頭的台灣廠商擔任代打。所謂的「小蝦米與大鯨魚的對抗」，其實是某種程度的代理人戰役。

巧合的是，十餘年前的威盛，與今日的宏達電，在核心團隊上有頗高的重疊，至於策略運用上是否有精進之處，仍有待觀察。本地的官方、媒體不察，以為這又是另一場台灣業者在國際競爭上的指標案例，於是將它賦予正面色彩，其實是誤導大眾。嚴格說來，這不是一對一的商場對決，而是多對多的策略聯盟戰爭。

整個訴訟的核心關鍵，不在台灣，而在美國、歐洲。台灣廠商在美國的法律訴訟，其實只是專利大戰的前哨而已。

首先，美國的共和黨表面上極力主張刪減預算赤字，但回顧一下歷史就可以發現，近20年來美國預算赤字正是在共和黨人主政的時期飆升最多，尤其是雷根與布希總統任內，國防開支增加最多，但這一切卻不妨礙共和黨繼續帶著削減赤字的假面。

其次，對於目前的美國乃至希臘等國的財政問題，幾乎都走回了新自由主義標準的緊縮財政老路，推動削減社福開支、將國有資產私有化、將市場去管制化、勞動市場彈性化等等，以滿足金融市場對於國家債信的期待。然而，正是同一套政策推動下的金融市場造成了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但它們卻有辦法「化危機為轉機」，一方面要求政府紓困而推高赤字，一方面還能神奇地將它們造成的財政困難、經濟衰退等問題，做為繼續推進緊縮財政政策的藉口與手段！
李亮／文字工作者

美國目前正為了預算赤字問題吵得不可開交，而在歐元區，從地中海到大西洋的南歐諸國也都仍在國債違約邊緣掙扎，就連太平洋這頭的日本也同樣背負著巨額的財政赤字。面對此一跨國性的現象，與其訴諸於個別黨派的政治責任甚或是道德問題，不如老實承認這些債務乃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從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1930年代遭受重大打擊之後，全球各國紛紛以各種形式進入了混合式資本主義，國家透過凱因斯主義政策大舉介入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大大限制了自由資本主義的運作。即便是在此種混和體制出現危機、造成經濟長期衰退之後，各國政府仍然依賴凱因斯的財政政策來加以調濟，於是就像飲鴆止渴一樣，用造成經濟長期衰退的凱因斯主義來拯救短期的經濟。

然而，2009年的金融危機中，金融市場最終仍只能求助於政府財政紓困；此一事例指出，凱因斯主義儘管問題重重，但即便是最敵視它的金融市場都需要它作為最後的支柱。因此，與其繼續幻想根本擺脫凱因斯政策及其財政赤字，不如早早學著與其共處。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