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政治，一如台灣過去的經濟奇蹟，屢屢出現意外的轉折。近來政壇最大的意外，恐怕是曾連續兩次參與總統大選都鍛羽而歸，而且在近4年中已退出第一線活動的宋楚瑜，居然在近月的民調中，呈現出雖然不高但卻穩定的基本盤。

當然，這類支持度的調查僅只是一般成年民眾的傾向，況且，一旦到了選戰最後關頭，在兩大政黨對峙緊繃的催票壓力下，游移在兩邊的中間選民往往會選擇較實際的投票效益，而放棄不太可能當選的較理想候選人。事實上，除了11年前，因為國民黨黨內非常特別的內部因素所造成的國親分裂，而讓宋楚瑜成為有充分實力的第三者之外，多年來的總統選舉，根本沒有第三政黨的空間。更廣闊的來看，不僅總統大選沒有第三黨的現實可能，在立委、地方政治的選舉裡，又何嘗有第三勢力的現實空間？

在此所稱呼的第三勢力，並非是兩黨之外游離分子草率或純粹利益的結合體，但卻沒有迥異於兩黨主流的自我政治主張與方向。一個能在當前兩黨根深蒂固的政治版圖中，異軍突起而夠格稱得上第三勢力者，應是有全新而扎實的政治路線與理念，有非比尋常的深遠政治視野與令人肅然起敬的道德熱情。非如此，又怎能喚起一般民眾被壓抑已久、不敢再回憶的社會正義夢想，從而能在嚴酷的現實中，逐步走出自己的道路呢？

換句話說，台灣政治的舞台上若會有第三勢力的真正出現與茁壯，其先決條件就必然是現有的兩大政黨在當前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現實中，越來越束手無策。唯有如此，民眾才會對兩大黨由信賴到無奈、由無奈到失望、由失望到憤怒。也唯有在這現實的反覆激盪下，廣大的民心才會思變。而這一切由無奈到憤怒的思變過程，就正是第三勢力最肥沃的成長土壤！

以此來看，當前的宋楚瑜現象不過是片面的反映了當前一般民眾由對兩大黨的信賴到失望的過程，在深深的失望中，任何過去人物的點滴正面事蹟當會被誇張的寄以希望。然而，第三勢力要能真正的茁壯而有朝一日能取代兩大黨的另一必要條件，就絕應不是民眾憤怒挫折下選擇。真正的公民政治，從來就不應是詛咒、憤怒的政治，而應是負責、理性而建構性的政治。

在今日、在可預見的未來，台灣社會的現實矛盾越益激化將不斷的提供第三勢力出現客觀條件，但第三勢力要真正的成長與成熟，就必須有其內在的政治理念、路線與願景，而在這目前，這條件顯然還未出現。台灣第三勢力的茁壯，目前更需要的是自己內在價值、新政治路線的深耕。

（社會評論者）

近年每逢總統大選前或重大集會後，參政、參選甚至組成「第三政治勢力」以制衡當權右翼兩黨的呼聲，像是深怕被歷史遺忘似的，總會在「泛左翼」社運圈內不斷被重提。

這些不滿當前政治的聲音，廣泛來自對資本主義體制認識或深或淺的團體與個人，他們對公平正義社會的藍圖及如何改造社會的觀點容有差異，但都共同認為藍綠兩大陣營俱屬與財團勾結的右翼保守政黨，也都認為統獨之爭是兩大陣營為迴避社會、民生重大問題，刻意炒作出來矇騙獲權的假議題，或者至少也認為統獨之爭並非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更不是勞動人民、弱勢族群最該關切的問題。

誠然，台灣理應建立有別於兩大右派陣營的進步勢力，畢竟政治關係到統治、管理社會的權力分配，這本是正確的道路，但問題是該怎麼建立？

從15年前「紅燈左轉」事件在「台灣勞工陣線」內部展開的「依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提名」或「勞工獨立參選區域立委」的選舉路線辯論，延續到今，仍見不少參與今年反貧困五一遊行的團體領導人，如全銀聯理事長賴萬枝，仍在為爭取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提名，與蔡英文私相進行「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政治交換戲碼，直至被蔡英文「出賣」後，才讓這些自詡為「政治務實派」的工會頭人反彈。儘管全銀聯聲稱此次爭取提名方式有事先徵詢工會會員同意，但實際上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任免權在黨中央，工會頭人在工會利益與投靠政黨利益衝突時，又將如何貫徹工會的共識決？

向與各黨派保持「等距外交、等比結盟」關係、社運圈譏為「有奶便是娘」的「工委會」，雖於8年前發起「以上皆非、廢掉藍綠」的「百萬廢票運動」後，開始進一步轉向目前「不靠藍綠、走自己的路」、「人民老大，參政作主」的公民運動，但做法與日昨宣佈參選總統的「無殼蝸牛運動」發起人李幸長類似，都旨在宣傳政治訴求而非奪取政權，因而被選民視為無望當選的候選人，也就更不被指望能有效匯聚成第三政治勢力。

當前台灣金權政治肆虐、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日趨嚴重，左翼力量卻仍未見長足進展，早已在在顯現出左翼思想理論的貧乏、路線綱領不明確、各團體分立山頭、政治鬥爭經驗不足，運動者若不就此深化思想理論基礎，通過調查研究，樹立既切合實際又有前瞻性的綱領路線，凝聚力量形成符合組織原理、具有戰鬥力的團隊，那麼可預料的是，即使藍營崩解或綠營削弱，甚至藍、綠全都失去多數民眾的信賴，台灣也不可能出現具備重要影響的第三勢力。（自由撰稿人）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是中國科學院兩年一次新院士今年的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中被刷下來，他在8月17日於他個人的博客（部落格）發表聲明，表示此後不再參選院士。聲明發表後立即引來各界廣泛的討論，中國主流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等都大幅度報導、評論。

饒毅是位優秀的生命科學家，在2007年應徵北大生命科學院院長時，已經是美國西北大學的講座教授。當時北京大學首次全球徵求院長，在眾多應徵者中饒毅脫穎而出，說明他在學術成就以及學術領導方面均有過人之處。而他放棄美國講座教授的優渥研究環境與待遇，讓人聯想起1950年代初期一批優秀旅美學者回國貢獻的往事。

這樣一個優秀而有心報效自己國家的人才，為何在首輪院士選舉的投票中就出局？他為何聲明此後不再參選院士？

先談他出局的可能原因。在大量的討論文章中，幾乎沒有人否認饒毅的學術成就。顯然，在這個學術最高機構的選舉中，他的出局是學術外的因素。多數的分析認為，饒毅寫了很多尖銳的文章，批評中國的科學研究制度與文化，引起很多人的不安，是出局的主要因素。

早在2004年，他就與魯白、鄒承魯在國際著名科學期刊《自然》發表文章討論中國的科學研究體制，建議國務院科技部只管科研政策，不要兼管科研經費分配。多年來，他常在媒體批評中國學界的浮躁、學術風氣不正、研究經費分配體制問題，乃至片面追求論文發表數量而不重視研究質量等等。

饒毅聲明此後不再參選院士，似乎不完全出自於不滿。他在事後接受採訪表示，當上院士反而減少科學研究的時間。中國科學院傳說「選出一個院士，就少了一個科學家」，可以說明這個意思。他說，院士不作研究，將帶給年輕人不好的影響，他希望提倡風氣，不是院士也可以作很好的研究。他又認為院士研究活躍時間短，表示優秀人才研究生命太短，將使落後的中國科學研究水準不容易提高，中國的科學研究就只能在中低層次追趕，永遠達不到世界先進水準。

饒毅落選事件值得我們注意。饒毅事件所反映的學術現象台灣都不陌生。中研院的院士選舉也常常基於非學術因素。院士瓜分過多研究經費而本人無暇親自工作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長此以往，人才將被糟蹋：或是人才忙於太多非學術工作（如果是院士），或是人才得不到適當資源支持（如果不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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