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1-09-23─立報─言論廣場─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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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1-09-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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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期目錄 ★ ★ |
| 社論：慟！台灣社會餓死人 |
台灣也有餓死人。報載，新北市某一失業孫姓男子，積蓄用盡後僅以喝開水度日，最終撒手人寰，死時體重僅剩40公斤。 面對求生，孫姓男子既擁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卻也有最逆來順受的消沈一面。 說他意志力超乎常人，是因為長期失業，收入無著，明知儲蓄有時盡，但他仍然靠喝開水度日，設法延長他的生命。 但孫姓男子也有最逆來順受的一面。就算千省萬省，把人的需要壓到最低，但這樣做根本無濟於事，何以仍靜默溫馴地坐等不幸的降臨？ 這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社會徹底個人主義化後的結果。當個人必須承擔所有的風險，並且也唯有自己能依靠時，所有的矛盾與荒謬現象才會集於一身。 當然，孫姓男子之死是最極端的表現。對於處境沒那麼悲慘的台灣人來說，他們是以其他方式，藉其他的「開水」來續命求存。最常見的情形或是想方設法投資、兼差，或是求神保佑，甚至是期待總統大選到來。 這些方式我們都不陌生，但我們也心知肚明，這些方法的效果微乎其微。問明牌投資輸多贏少；求神保佑只是旺了香火，很少有庇蔭靈驗；而期待總統大選，也不可期，畢竟台灣已經歷經政黨輪替，藍綠的缺陷和他們對自己能力的吹噓不相上下。 大家都不想向下沈淪，希望日子過得好一點。但多數人卻都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勤能補貧、相信自己的誠心可以應驗、相信自己手中的一張選票能夠改變台灣，其結果是這種積極的個人主義「正信」，反而換來了最逆來順受的社會困境。 面對歐豬國家的危機，很多人都不以為然地批評，那些國家人民已經習慣養尊處優，街頭抗議根本是不識時務。 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這種街頭抗議之所以有意義，在於它本身就是一個締造新的社會契約過程，其形式是訴諸於集體而非個人，其爭論內容則是關乎未來的「基本生活水平」底線。 相較之下，台灣人民比歐豬國家更勤奮認真，但為何我們不敢「奢求」，連一個生存尊嚴究竟為何，都未曾認真面對，而淪為動物本能的自求多福？ |
| （回目錄） |
| 左右看：不見血的廣達千人斬 |
左看：資本主義下的大小打工仔
廣達電腦近日大批量的資遣／優退生產線上的員工，原因不在於其生產低效率或是投資失利，而是其代工的發包企業，以生產「黑莓機」聞名的行動研究公司（RIM）所委託廣達生產的Playbook銷售量慘兮兮，大砍逾8成訂單下的結果。 筆電早已是一項代工利潤越來越薄的成熟商品，缺乏品牌能力的台灣資訊通訊產業大廠不得不靠代工賺取微薄的利潤。林百里明知平板電腦市場在iPad系列的陰影下前景堪慮，豈又敢於抗命？抗命的下場不僅是沒訂單，同時也會失去品牌業者早幾步提供最新市場與技術消息的機會，在資訊產品短如夏蟬的生命週期中時間就是金錢，核心技術代工大廠你有我也有，最後依靠的還是對品牌業者需索的滿足程度以及商業關係的維繫，品牌商與代工業者之間豈能是資本主義世界中號稱平等的交易？ 也因為與高度波動世界市場接軌的資訊產業掌握了台灣產業政策的制高點，使得彈性化的勞動力市場成為理所當然，世界市場生產風險的社會化直接由台灣勞工個體承受，而台灣社福體制與勞動力市場政策在馬政府期間，不僅無開創性作為，還開了「無薪假」先例，馬吳選情有些艱難，誰會意外？ 若是在15年前，以廣達電腦此次大規模的裁員行為，肯定引發工運界的騷動。廣達桃園廠的大門前早已架滿了攝影機與一台又一台SNG車，拍攝苦情勞工與激昂工運人士各持飄飄會旗的畫面，但在今天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過去，研究比較南韓與台灣工會運動發展軌跡的學者常常以管理模式解釋兩國工運發展的差異，這的確說對了一半。林百里董事長此次大手筆地以年資加6個月薪資的優離條件顯然要大大超過如依《勞基法》所需給付的資遣費，說是用大筆銀兩「買斷」可能引發的抗爭並不為過。 然而，潛伏在這平和底下者，可能是更嚴峻的危機。首先，在2000年《勞基法》「84工時」修訂案中國民黨立委要的是勞動彈性化，換言之，台灣勞動者已逐漸習慣高度彈性化的勞動力市場，甚至習慣於低底薪加獎金的薪酬設計，這樣的「習慣」，令人不安。再者，台灣工會對企業內組織的興趣遠高於對外建立新據點，產業／企業工會基礎在10年間迅速流失，大部分勞工不知工會為何物，又如何能想像工會能夠起保障自身權益的效用？ 新自由主義下的勞動體制轉型已經告一段落，更服從認份及去集體化的新勞動者率爾登場，誰又在乎呢？ |
| （回目錄） |
| 聊以行國：馬國首相再搞愚民把戲 |
■莊迪澎 未及一個月，9月16日在紀念東、西馬（還有已脫離的新加坡）合併為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日」前夕，納吉在電視直播演講時出其不意地宣佈：廢除3項緊急狀態、廢除《1960年內部安全法令》、廢除《1959年驅逐出境法令》，以及廢除《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中規定報社必須每年重新申請出版准證的條款。 於是，政界和報業的另一番醜態再次暴露無遺。納吉素來是執政黨巫統裏的鷹派，前任首相阿都拉巴達威任內改革的阻力、「逼宮」的主力，報紙卻捧他為開明的改革者，晚近備受知識份子詬病的《星洲日報》，其副總編輯鄭丁賢一連發表幾篇吹捧文章，包括形容納吉把馬國的政治民主進程「推進了10年，甚至是20年」。素來為惡名昭彰的《內部安全法令》辯護的執政黨政客，亦馬上大贊惡法廢得好！ 然而，有識之士質疑納吉的所謂「改革開放」只是大選前口惠不實的虛招，並非吹毛求疵，因為單從納吉的演詞就可探出端倪。納吉雖然宣佈廢除《內部安全法令》，但同時也宣佈將訂立兩道「反恐」法規取代；意欲參考英美「反恐法」而訂立的新法，確有可能比《內安法令》更為嚴苛，至少掌管法務的首相署部長在5天後宣稱，新的反恐法令將保留《內安法令》中最違法治精神和踐踏人權的「未經審訊扣留」條款，即是換湯不換藥之明證。 「每年重新申請出版准證」的規定，雖說是「不良條款」，但其對報業自主性與新聞自由的威脅，根源在於它是准證制（必須申請及獲得許可）而不是登記制（自動許可），且內政部長掌握法院也無從過問的絕對裁量權；然而，這些條款並無異動。 因此，廢除每年重新申請出版准證的條款，固然可讓報社每逢重新申請出版准證之時安分一點的情況消失，但是既然內政部官員仍掌握生殺大權及可隨時召見總編輯訓話，報社「隨時的安分」不會因為廢除每年重新申請出版准證之條款而改變。如此一來，此舉對報社實際可見但毫無意義的利益，恐怕就只是每年省下約3萬台幣的出版准證費而已了。 這種選前虛招，顯然是要回應和消弭晚近的民間「反」的氛圍，以及搶奪在野黨的改革話語權。若要說它有「可取」之處，也許就是能讓民眾體悟到，壯大公民社會的力量，以及扶持具備制衡力量的在野黨，何其重要啊！ |
| （回目錄） |
| 另眼相看：關注成績，得不償失 |
■洪致翔 透過閒談回溯小珊過往的言行表現，發現這種情況其實並不是第一次發生——每次遇到與分數有關的話題，小珊總是特別焦慮，甚至連課後的評量練習，小珊都常提心吊膽地向安親老師苦求「拜託不要把分數寫出來，只要把錯誤批改出來就好了」，顯然，小珊陷入了一種常見的狀態：關注成績數字，更甚於關注「我學會了沒有」、「哪裡不懂、為何不懂」等學習過程中的重要環節。這樣的心理狀態（或者說，看待學習與成績的態度）看似平常、甚至不少人覺得無可厚非，但卻相當容易帶來意料外的負面效果。 首先，對當下的課業學習而言，由於注意力的聚焦點偏向成績而非學習過程，平時的學習行為模式便容易功利地偏向投入「考試會考的部分」。姑且不論「學問之所以成為學問」的精髓能否經過現行的紙筆測驗充分展呈、檢驗，這樣的學習行為模式即已流於偏頗狹隘。況且，一旦學生成績不理想，此番態度與對成績的焦慮，常妨礙學生靜下心來追溯學習歷程、細思自身需要補強的學習環節為何。 再者，對未來的學習而言，關注成績甚於學習過程的態度，亦易使學生在接觸新的學習內容時，「對未來測驗成績的焦慮」學習的專注度便開始受到焦慮的干擾，「展開新一階段的學習」亦從而不再有任何愉悅或探索未知之樂可言。而當「成績甚於學習過程」的態度增殖蔓延，其可能吞噬的便不只是對學科新內容，而是對一切新事物的學習熱忱；甚至可能使學生從此對「接觸或學習新事物」不自覺地排斥、抗拒。 除了學習態度上的影響，「關注成績甚於學習過程」的態度亦能使品格教育僅有的成果加速崩毀——當學生心中只惦記著成績表現，出現「既然無法提高自己的成績，就設法降低別人成績」的想法自然稀鬆平常之至；試圖藉塗改、謊稱遺失甚或偽造家長簽章等方式遮掩成績更不足為奇。 對許多家長或教師而言，成績是代表學習成效的主要甚至唯一指標，然而倘若特意關注成績而忽略學習過程中的諸般細節與瓶頸，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恐怕遠超過單純的「成績低落」。 |
|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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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