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虐待菲律賓籍幫傭的劉姍姍方才認罪協商，這廂台灣首富郭台銘的夫人曾馨瑩就被拍到上街購物，身旁帶著外籍看護幫忙提著大包小包的購物袋，遭人檢舉濫用外籍看護，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始介入調查。看來，劉姍姍事件並未讓台灣人反省自己對待移工的態度和方式，甚至在歷經徐薇、李李仁和劉姍姍等多次事件後，仍有人為郭董夫人喊冤。然而，曾馨瑩何冤之有？只不過根據勞動契約照章辦事，應該是最起碼的對待，這些名流巨富連這一點「守法」都做不到，不僅該被罰，更該遭到嚴厲譴責。

最新的官方統計，在台灣的「外勞」已逾42萬人。如果沒有「外勞」，台灣社會可能早已大亂，尤其是家庭看護，因為不適用《勞基法》而全年無休地長期負擔所有的照護工作，讓台灣社會可以好整以暇地討論「長期照護政策」。但是從1999年至今，長照政策十餘年來進展牛步，沉重的看護工作大部份是由「外勞」承擔。

由於看不到她們對台灣社會的貢獻，因此至今依然以「外勞」（外籍勞工，foreign workers）相稱，彷彿她們永遠是外人，不可能成為台灣社會的一份子，所以不願意視之為「移工」（移民勞工，migrant workers）。否則即使目前只能短期停留，移工仍是移民台灣社會的一員，理應享有部份的公民權。質言之，當一個國家準備以任何形式讓外國人到該國工作，這個國家的成員就必須準備接納她成為該國的成員，成為與該國公民地位平等的人。因為國家不只是勞動力市場，它還是一個政治社群，一位勞工到一個國家工作，就像其他的公民，不只是一位勞動者，還需要有政治權，讓她對於管理她的政治體制有發聲的權利。

問題是，台灣目前在制度上採「客工制」，移工無法成為台灣社會的長期公民，甚至不能轉換工作與雇主，在面對雇主苛待或不合理的要求時，連仿傚劉姍姍的菲傭逃跑報警的機會都沒有，因為離開雇主即成為非法的「逃跑外勞」。如果移工在制度上沒有轉換工作、雇主的權利，而且又不享有休假、醫療照顧、司法訴訟等基本的公民權，那麼在社會上各種歧視、濫用移工的狀況必定層出不窮。因此，勞委會不僅該要求台北市勞工局調查曾馨瑩，更重要的是設法恢復移工的基本權利，如何對待移工，是台灣社會進步的一把尺。

■陳真

曾是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的學生索羅斯（George Soros）感嘆，他的炒股言論或相關金融思維，人們奉為圭臬，但其哲學著作卻乏人問津。索羅斯一直希望世人把他看成一個哲學家而非慈善家，更不是什麼金融大鱷大亨的。他一生相信波普有關「開放社會」的想法，但布希卻打醒了他的「開放」美夢。他很納悶，美國不是開放社會嗎？為什麼光憑著一個人就能如此呼風喚雨，製造無數荒謬謊言來發動戰爭，四處燒殺擄掠，並獲得民意壓倒性支持？

索羅斯說，他為此感到驚駭沮喪，難道他一生為之奮鬥不懈的信仰只是一團虛空泡影？後來，他得出一個想法。他認為，光是是非善惡本身不足以起作用，光是把謊言拆穿不會有著什麼必然的正面結果，一個社會並不會因為有人拆穿了一堆謊言或指出了真理而自動朝著一個好的方向走去。更為關鍵的是：社會成員必須普遍對明辨是非感興趣，並且對謊言、操弄等一切卑劣手段與修辭感到厭惡。否則，說謊就說謊，抹黑就抹黑又如何？只要能殺敵致勝，怎麼幹都行。

當一個社會所屬成員普遍是這樣一種文化素質時，這個社會並不會因為謊言的持續揭露或惡行的持續曝光而有一絲前進的力量。台灣便是如此。30年來，在這一點上我看不出多少改變，甚且大開倒車，一切根據特定立場、口號與顏色，對是非似乎絲毫不感興趣，對顏色倒是極度著迷，綠營尤其如此（我懷著恐懼的心如此說道）。凡屬同一國，隨便你怎麼胡作非為胡說八道都行，前後矛盾也無所謂。至於非我顏色者，當然就是敵人；敵人就是要讓他死讓他難看，哪怕用盡一切卑鄙齷齪的手段仍是我方英雄。

齊克果說：「世上沒有真理，直到它被我認知。」你也許不需要任何感動或在乎也能知道1加1等於2，但有些真理卻不可能「知而無感」（knowing without feeling）。比方說愛情，除非你自己真心愛過，否則很難說你真的知道什麼是愛。光是知道「我愛你」的語意對愛依然一無所知。

維基解密持續揭露英美諸多臭不可聞的卑劣血腥勾當，可謂駭人聽聞，罄竹難書。但揭就揭唄，與我何干？人們若不在乎，同樣的醜陋戲碼將不斷上演。波普的開放社會理念若是對的，那麼，索羅斯對它的修正事實上正意味著：小至一個機構，大至整個人類社會，它的進展終究不是全自動；不會有著這樣一種程序，彷彿只要根據某種典章制度按表操課，社會就會自動往前走。文明的發展，終究得依附在一種很唯心的關鍵因素之上，簡單說就是：在乎。

聽起來，這倒很像是在說一種愛情故事。（醫師）

■黃煥彰

何謂通識？個人認為通識就是普通常識，每一堂課必須是一場完整且動人的演講課，而且教學的語言必需通俗化，要讓從國小學童至八旬老翁都聽得懂。好的通識教育是一輩子的準備，故每個學校核心通識的老師必需專職化、並長期參與NGO組織，能貼近真實的世界，並具有挺身而出的勇氣，以作為學生之表率，如哈佛大學新的通識課程，能提升學生公民參與度、有效因應社會變化與深切了解一言一行背後的道德意義。

通識教育的目標應教育學生先成為人，再成為公民，最後才是在專職服務的素養。未來公民將被期待以公正無私的原則作為其公共行為的準則，這樣的認知與實踐能力能落實於大學教育中，是台灣未來社會的希望，這也才是評鑑一所大學最好的依據。

個人12年來每天皆努力地準備課程，基本設計在於實踐「生命在於為下一代創造更健康的未來」，故「護生」——守護所有的生命是核心目標，期能引導學生重新認知與提升自我的生命價值。課程中不用教科書，專業科目教科書有其必要性，但通識教育則不盡然。例如孔子周遊列國期間與72位弟子間的對話、閒談後來被編成論語，他們並沒有教科書。況且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新的思維、論述與問題不斷地在更新，但教科書的內容經常幾年不會更改，求知最重要的是心靈的改變。所以與其在課堂上照本宣科，或強迫大學生記憶各種學術術語或觀念，不如引領學生走入自然、走入人群，培養學生自我觀察、自我學習、自我發問與自我行動的能力。讓學生以更開放、清晰、準確和反省的態度來學習思考，學習方向，學習當一位未來的公民。

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作家蒙田曾說：「教育最重要的是能給下一代美德、勇氣與智慧。」愛因斯坦也說，教育是當你把學校所學忘得一乾二淨時，還存在你身上的特質。通識教育應以全人的發展方向為基礎，以培養學生的多元智慧為宗旨。而這樣的培育過程應需先培養有批判性思考能力與願意奉獻且具行動力的教師，再建構有特色的教材，並導入批判性思考來貫穿課程。簡而言之，就是透過教師本身的「知、行」循環，來引導學生學習美德、勇氣與智慧。

教育其實很簡單，知識在窗外，讓學生走出教室，多聽、多看、多思考與多元遼闊學習，而教師所要做的就是正確的引導與陪伴。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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