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在第3場電視辯論會的開場，就很令人扼腕，他針對宇昌案聲明：如果他有指派特偵組等單位進行任何政治追殺的行為，將立刻退出總統大選。馬英九強調，不能接受這種人格的抹黑、污辱。

素來有「不沾鍋」之稱的馬英九果然名不虛傳，為了綠營指其介入司法，慷慨激昂地鄭重澄清，迫不及待地利用各種管道不斷說明，可見其對於個人名聲的重視。不過他越激昂，我們就越心寒；他越是迫不及待，我們就越意興闌珊。因為他要是真的覺得自己很冤枉，那是對權力的無知，讓人心寒；要是他明知故犯、裝模作樣，那麼這種爛戲已經不是頭一遭，確實讓人意興闌珊。

權力不是物，並非某人「擁有」和「使用」才會存在，總統之於特偵組等單位，權力關係昭然若揭，不消總統下令或介入，權力自然會運作，而且無所不在，使相關單位的所作所為皆自動朝向有利於總統的方向進行。既然如此，無論馬英九是真無知抑或假天真，「不沾鍋」其實就是權力的展現，因為權力可以「說」，但更多時候是「不說」。馬英九對權力毫無反省與覺察，自以為義的堅守不介入、不干預「司法獨立」的立場，恰好是將司法變成權力俘虜，得了便宜還賣乖。

像宇昌這類敏感的案子，尤其在大選前不到1個月的關鍵時刻，任誰都知道此時特偵組突然積極偵辦調查宇昌案，必定會讓多數民眾覺得這是權力的安排，而非純粹的巧合，進而傷害司法的公信力。馬英九非但沒有預防這樣的情形發生，甚至視而不見，繼續以「不沾鍋」的態度面對，因此，不論支持或反對馬英九的民眾，都在心裡悄悄地對台灣司法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馬英九在電視辯論會上為自己喊冤，尚可以善意地勉強視之為個性耿直、有話直說，只不過無知於權力的運作而已。問題是，18日他再次以自己的臉書「對人民鄭重宣示」，再次替自己辯護，那麼當他如此清楚的利用「總統」的權力位置發言時，就很難繼續將其理解為無知，而是權力的傲慢──我沒介入、我沒指示，若是恰好有利於我，也是別人刻意討好，與我無關。這是「不沾鍋」最常見的姿態，唯有讓他換個位置，改變既有的權力關係，才能打破這個鍋。

左看：雞蛋不能放一籃

因著花蓮立委候選人的對決，而讓「台灣最後一片淨土的發展政策」，因著全國媒體廣告而引人注意。

的確，打穿中橫、高速公路（雖名為快速道路）、高空纜車、千公頃溫泉區，都會帶來一定的就業機會，但其假設卻僅是以就業機會作為檢視發展成功與否的唯一目標。

事實上，花東除了就業需求之外，同時還需要公民共辦的教育、需要便及的大眾交通與公共醫療，而這些建設，又需細膩地兼顧在地文化生活、環境承載。

而這些多元的需求，卻因花東縱谷的土地、資源有限性，故當資源分配給大型資本時，就必然排擠了各種公益、合作性企業的資源分配。這種缺乏將雞蛋分籃分擔的政策，將造成金融海嘯來時經濟隨之沉淪。

雖然風險已可預見，但為何公民仍做此選擇？答案很簡單：人會被經驗所囿！既然眼睛未曾見到國家、大型私人資本以外的開發方式，自然不會對這新型態的公益、合作性企業有期待、敢想像。

所以，當在地公民團體在反對資本開發的同時，亦需積極投入以社會公平分配為標的，以跨族群互助為精神，發展非西部、差異化、充滿創新的體驗經濟。站在資本利益與社會效益的關鍵十字路口，選民需要看見令人打從心理期待的新願景。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右看：後山照日頭

俗話說：後山日先照！意旨位在台灣東部的後山，卻是最早見到每日曙光的土地。但過去花蓮是全台名列前茅的高失業率、高生活痛苦指數，且縣、市人口逐年遞減，皆為其被中央長期忽略的結果。

而面對此一狀況，許多民眾均寄望於立委，可惜過去的立委選舉，藍綠也僅因派下全國知名度立委以搏版面，但少有政策牛肉、顯著解藥的提出。

然而，此次大選卻因縣長傅崑萁支持無黨籍的張智超，而讓藍綠對決轉為三強鼎立，3位候選人雖然檯面上打得火熱，但卻因彼此激烈的競爭，而能端出有願景、具體可行的政策牛肉，讓選民得利。

在產業上，有東部觀光發展基金，同時搭配花蓮機場大陸直航、高空纜車、國際級的溫泉區、藍色公路網，藉由觀光產業帶來經濟發展、就業機會。

而觀光規劃不能只是圖上畫畫、牆上掛掛，所以在蘇花改通車前，必須積極準備花東鐵路電氣化、花蓮台東快速道路，並打通中橫快速道路，讓花蓮到台中只要１個小時。

經歷那麼多年，終於讓後山日先照，無論花蓮誰當選，其共同的牛肉都應讓花蓮趕上西部發展，獲得企業垂憐，搭配政府的基礎建設，讓東部能有翻身的機會，一如政治學經典正義論所言：透過不平等的手段達到真正的公平。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徐德華、郭金泉

自1753年林奈創建二名法以來，傳統分類歷經2百多年的發展，已知目前的物種數量約有137萬，遠低於估計的5百至3千萬。許多研究者對傳統分類的緩慢進展感到不耐，因此2003年加拿大學者Paul Hebert博士提出DNA條碼的概念後，國際生命條碼聯盟（CBOL）於次年成立，並開始直接或間接進行全球生物的收集及鑑定，希望建構一座全球生命的DNA條碼資料庫。

裸體方格星蟲（Sipunculus nudus），棲息於熱帶至亞熱帶富營養鹽的海洋泥砂質溼地，廣泛分布於台灣海峽兩岸溼地。在中國南部沿海屬高價水產品，而在台灣本島則做為釣餌。我研究團隊使用分子標記，發現中國福建沿海分布之星蟲，族群量大且遺傳多樣性高。我研究團隊也至台灣文獻曾記載有此蟲分布之溼地採樣，但除了無大型高污染工業區的新竹香山溼地略有斬獲外，在彰化縣台中火力發電廠、彰濱工業區、及雲林縣麥寮台塑六輕工業區溼地皆未發現其蹤跡；且新竹香山樣本的族群遺傳多樣性超小，所以高污染工業區棲地之族群量偏低，甚至極可能已消失。台灣並未有強大的獵捕壓力，因此台灣星蟲之消失匿跡，極有可能肇因於溼地過度開發，棲地惡化及污染。溼地雖僅佔地球表面積約6%，但生物量卻高達全球25%以上，漁獲量更高達90%，是地球上生物多樣性及生產力最高的生態系統之一，星蟲只是其中的滄海一粟。但星蟲對環境極其敏感，可做為一個重要的生物和生態指標，評估當地環境的污染程度。

DNA條碼的概念是應用一段非常短（幾百個鹼基對）的基因序列即可鑑定物種。研究者自生態系統取得樣本，藉著次世代的DNA定序方式快速獲得資料，再與DNA條碼資料庫比對，即可迅速瞭解棲地物種的組成、多樣性並計量之。DNA條碼提供了一個全面及寬廣的視野，幫助我們瞭解生態社群的複雜結構。

台灣西部沿海多個高污染工業區，持續嚴重傷害與荼毒環境，已造成大量生物的滅絕。有鑑於生物多樣性的快速降低，在尚未完整調查清楚這些棲息於高污染工業區的生物相，台灣關心環保人士無不憂心我們曾經擁有什麼生物，究竟我們又失去了什麼。亡羊補牢，除了今後我們應收集保存欲開發地區開發前環境及生物樣本，以DNA條碼建立欲開發地區生物相及生物量之初始狀況，再與開發地區開發後之DNA條碼數據比較，我們也應即刻著手調查開發地區生物相及生物量之經年演變，一究我們曾經擁有什麼生物，究竟我們又失去了什麼。給生物有機會說話，讓污染無法遁形。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陳真

蝸牛不死，只是走得慢而已。

似乎是蔣介石吧，有句名言：「用錢無法解決的事，就用一大筆錢解決。」美國卻另有傾向：用一顆飛彈無法解決的事，就用一大堆飛彈解決。中國顯然要「靈活」許多，能用錢疏通的，就用錢疏通；表面敵對，暗地裏給各種「不可說的」好處。至於那些無法用錢解決或用拳頭解決比較順暢的，就用拳頭解決。

除了錢和拳頭，或許還有個方法會更有效，那就是溝通。有句話說：「民主無法解決的事，就用更民主來解決。」一時溝通不了的，就繼續溝通。萬一還是溝通不了或根本沒有人要跟你溝通，被壓迫者仍然還是應該堅持非暴力，因為非暴力並不企圖傷害對方，因此也不太會埋冤藏怨留下副作用。

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叫《甘地》，為了挑戰英國統治權的正當性，甘地發起製鹽長征，群眾來到海邊，一個個排隊挨警棍死傷慘重的那一幕，令人動容。記得進入公元兩千年時，英國各界做了許多民調，選出人們心目中千年來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人物，甘地總是名列1、2，英國人並於世紀之交，為他塑立銅像紀念。但如今的印度，政治卻一片齷齪，跟台灣或巴基斯坦有點類似，政客總是喜歡炒作族群意識，藉著加深族群仇恨來獲取選票，於是有人說甘地一生的努力失敗了。甘地的孫子前些年曾經這麼說：「甘地在印度早被遺忘，但世人卻依然記得他。」英國便是一例。這個讓邱吉爾相當不屑的「半裸小矮人」，如今卻深入人心，當年壓迫他的英國，我在那裡遇過一些篤志極深的社運人士，對甘地由衷敬仰，視為人生榜樣。

甘地不可能失敗。就像他所說，「只要我們堅持用對的方法，走在對的道路上，遲早我們會走到目的地。」如果你用不正當的方法，就算走得很快，你其實還是在原地踏步或甚至越走離目標越遠。

即便是做為一個個人，或許我們也該像蝸牛那樣漫步，走了一生，回頭一看原來才只走了那麼一點路。不過這無所謂，蝸牛走路本來就很慢，只要蝸牛不死，遲早我們還是會走到目的地；做得對做得好比做得快更重要。

高第（Antoni Gaudí）位於巴塞隆納的「聖家族大教堂」，1882年開土動工，蓋了1百多年還在蓋，搞不好還會再蓋上1百年。高第為此奉獻一生，車禍時竟無人認得，據說因此被送往一家設備較差的窮人醫院。後來有人認出他，想幫他轉院，他說，「不用了，這地方很適合我」，旋即辭世。生前有人質疑他，有沒搞錯啊？依你的藍圖，這教堂要蓋到幾時？究竟蓋不蓋得完啊？高第回答說：「你急啥呢？我的顧客耶穌都不急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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