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看:藝文界剔除了文藝界

倒數大選第29日，3位總統候選人應約至同一地方，分別接受同一批文化界人士的同題詢問，並由公共電視台現場轉播，如此有夠力的文化界堪稱空前，不問渠等提問準總統的問題為何，單是這股力量冒起於權力場就值得提問。

一問：文化即生活，凡是人都有文化，今有異類，標明文化為疆界，自成一國，莫非諭示界外皆蚩蚩者氓？或者說，他們是專門從事文化之維護、創作與發揚，並賴以維生、致富的職業工作者？或者兼具以上兩次意涵？

二問：此次主持、提問的14個「文化界人士」怎麼沒有歷來公認為文化人正宗的作者、書畫家與金石家？也不見濡化當代風尚的影、歌、舞與走秀的星族藝人？這樣剔除傳統稱為文藝界與藝能界的兩類人士，不就落為「藝文界」充當文化界的全權代表？也就是手工業的舊文人與大量產銷的大眾明星皆不在藝文界的法眼內。

三問：是不是所出的藝文界既不極趨高雅離眾，也不屑取媚於俗，而自認最符文化、創意與產業等三者齊備的要件，從而要奪取文化政策與文化部的主導權？ 趙萬來／大學教授

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為幫助資本主義發展，運用的策略不外乎各種財經政策，其中，唯有稅率是直接涉及勞資階級力量對比消長的社會財富重分配手段。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充滿問題的社會裡，稅制往往會表現出惡質結果：由於未帶來正面的社會資源重分配，又不能鼓動資本獲利的動能，那唯一的結果就只會是不斷擴大貧富差距、不斷惡質化社會民生疾苦。

一句話，惡質的稅制會呈現出兩個面向：社會層面上，貧富差距的擴大化、惡質化與越來越多的民眾被逐出於資本循環獲利圈之外，流離失所而無所依附；在經濟層面上，則是不論是再優惠的稅率都無法刺激資本獲利的動能，資本發展的趨勢只是一片黯淡不定。這癥結在於：由於稅制過於一面倒的照顧資方利益，以各種優惠稅率、甚至免租稅的方式來幫助資本家擴大利潤與資本積累，所以政府最主要的經費來源，稅收，根本收取不到，就無法以公共資源與公共手段來提供各類社會資源的公共分享。

長期下來，這惡質的稅制就會成為一個惡性循環：低稅率帶來了政府財源困窘、無力照顧民眾基本需求、無力提昇社會人力資源，於是寄望於私人資本能大幅獲利，「把餅做大」來帶領社會脫離困局，於是只好再降稅、再擴大減免稅賦，於是又進一步扼殺了社會資源重分配、更深化了社會矛盾……

今日的台灣稅制，從各方面正反映這狀況；幾個觸目心驚的數據說明了這點（以下數據大部分得自於社運前輩，簡錫堦先生的整理）。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至今來證券交易所得未課稅，而土地增值稅還是以公告現值方式來課稅（剛通過的住宅五法，離實價課稅還很遠），而這兩項交易行為正是資本利得的主要方式之一。

一旦我們的稅制只一昧地照顧資本利得者，它就必須同時加重無資本利得而主要是勞務付出者的稅賦負擔，否則政府的稅收就更不堪設想。因此，目前政府主要稅收75％以上來自受薪者的繳納，而非企業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即使如此，台灣低比例的稅收（僅佔國內生產毛額的12%）仍然遠不敷政府有限的公共支出，目前國家預算中，只有51％來自稅賦，不足的49％，都是用變賣國有土地、股票或發行公債來支應，造成台灣的赤字問題年年加重。事實上，在扁執政時期，政府每年平均赤字3千億元，馬執政後為5千億元。

但這一切向資本利得者討好的稅制卻並未帶來台灣經濟的真正復甦，台灣資本主義仍然呈現每況愈下的疲軟不振，如今更與民生疾苦、青年世代前途茫茫的普遍現象一道而來！

（社會評論者）

素以「愛心代言人」自居的台北市議員應曉薇，大概萬萬沒想到，在市議會質詢時那番「灑遊民撥獎金」的「高論」，竟會被社會大眾視為嚴重逾越人權底線，甚至引發輿論同聲譴責，讓她苦心經營的公益形象毀於一旦。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譴責，應議員毫無悔意，堅拒道歉，甚至挾部分萬華地區里民樁腳自重，繼續誤導、深化里民與遊民的對立。孰料愈是硬柪，愈是醜態盡出。應議員唯一說對的是，「遊民人道關懷，不是給吃給喝，而是輔導他們不再當遊民」，但，應議員可曾如其所聲稱的，真正深入了解過其所在之中正、萬華選區內的遊民屬性與生成原因？

中正區的台北火車站與萬華區的艋舺公園，是台北遊民的兩大聚集地。根據台北市遊民外展社工員張獻忠2009年所做的田野調查，萬華區聚集的多為因景氣蕭條、產業外移導致失業繳不起房租的經濟型遊民。他們多為50至59歲的中高齡失業者，學歷以中小學為主，9成單身，除了資源回收、各類福利補助與庇護性就業外，收入多不穩定。結論是，此區遊民屬性為高經濟風險族群，極易受到景氣衝擊，故不論是輔導就業或生活重建都相對困難。

另，根據「台灣當代漂泊協會」2010年於台北車站的訪查亦顯示，高達9成的遊民之前都有工作，並以正職工作（63％）為主，甚至11％遊民曾經擔任過老闆。流浪期間，遊民工作比例相當高（71％）。但工作高度不穩定，打零工比例高居首位（69％）。工作類型，包括舉牌工作（47％）、出陣頭（40％）、工地粗工（27％）、清潔工（17％）、廚房雜工（9％）等。不論流浪前後，從事的工作都以體力型勞動為主。有高達82％的遊民每月工作收入低於5千元，其中68％遊民每月工作收入少於3千元。

這些人之所以成為遊民，並非應議員所說的全是些好逸惡勞、懶惰不工作、糟糕透頂的人。相反的，有71％的遊民都是艱辛的勞動者，但勞苦終日卻衣食無著，更有31％的遊民過著每日一餐的挨餓生活。

一個人無家可歸可能是個人問題，但一群人餐風露宿就不只是個人遭遇不幸，尚有其他社會結構因素存在。工運長期積弱與貧窮產業坐大可說是一體兩面，自非典型僱用與人力派遣大行其道以來，工會未能發揮維護就業安全網的「路障」功能，也是導致眼下工作貧窮與遊民僅一線之隔的原因。「不是過勞死，就是貧窮」，儼然已成為目前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心聲。這些現實數據與揮之不去的貧困感，應議員妳真的看到了嗎？

（自由撰稿人）

2011年接近尾聲。回顧這一年，我們有理由說今年可能是一個歷史上會被經常提及的一年，特別對台灣。

首先，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但在華人世界是重大事件，即使在全球歷史也有其地位。辛亥革命不僅推翻帝制、創立共和國，也是第三世界反抗帝國主義的里程碑。儘管在反帝的直接作用不大，但是推翻滿清帝國提高了革命志士的信心，反帝革命從此綿延不絕，終於完成反抗百年來帝國主義加諸中國人民屈辱的民族革命。中國反帝革命的成功，曾經極大地鼓舞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成為推動20世紀歷史發展的重要火車頭。因此，辛亥革命在世界人民的鬥爭史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今年也是保釣運動40週年。保釣運動喚醒台灣年輕一代，為台灣注入左翼的新元素（台灣日據時代的左翼傳統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大逮捕被清理掉），啟發了台灣的社會改造運動；同時在長期親美洗腦下促使台灣社會開始注意美日帝國主義的問題，對台灣無形的影響不可忽視。另外，釣魚台問題歷經40年還在爭議中，反映出東亞局勢的複雜。東亞已成為國際衝突一個重要的可能引爆點，持續中的保釣運動還可能譜寫出更重要的歷史音符。

就全球局勢來看，2011年也是具有里程碑意涵。歐洲債務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不僅表明3年前的金融海嘯危機還沒過去，更把歐元與歐盟推向歷史的分叉點。歐元能不能挺得過？歐盟會不會分裂？最近歐盟決議建構歐盟財政聯盟是否有效，人們還在觀望中。反過來說，如果歐盟國家如果財政聯盟奏效，將使歐盟往終極統合跨出一大步。因此，這個在2011年底前通過的財政聯盟，其意義不僅限於拯救歐債。2011年也將是歐盟發展史的里程碑。再從全球視野來看，歐債重挫歐洲國家在國際局勢的影響力。人們可以從德班會議歐洲國家不復具有火車頭作用、美國把外交重心移往東亞（所謂「重回亞洲」）等等重大事件發展，看到歐盟影響力的削弱。

第三世界的崛起，2011年當然也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年。中國進一步崛起，不僅在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也是金融海嘯後，世界經濟進行的火車頭。其他金磚四國（巴西、俄國、印度、南非），南美與非洲國家也都有不凡的經濟成長，基本上抗拒金融海嘯造成的傷害。3年前，金融海嘯發生初期，第三世界國家也受到很大衝擊。但是，3年後，歐美國家還在危機中掙扎，第三世界國家已經開始向前邁步。

總之，未來歷史家將會常常提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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