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技產業曾是台灣產官學界的大夢之一。華人在生物科技的學術研究表現、學者數量，比起華人在資訊、電子領域的狀態，毫不遜色。不僅是華人學者有許多獨步世界的創見，更不乏傳出某學者的研究與諾貝爾生物獎擦肩而過的消息。

甚至，台灣在數年前開始「瘋」學術論文發表的評估指標時，不少的指標都顯示，本土的農業科技、生物方面的研究品質表現，比起常人所認為的某些明星領域，表現要來得更佳，是少數本土學術足以在國際上跟他國相比的領域項目。

更有利的則是中草藥熱潮，中國科學家在文革時期以古典文獻為基礎，提煉出治療瘧疾的青蒿素後，西方直到1970年代才猛然得知此訊息，之後，中草藥一度被認為是西方醫藥開發瓶頸的救星。

但是，有了這兩個條件加持下，台灣的生技產業卻宛如潛水艇。40餘年前，孫運璿、李國鼎等人用「高科技」的概念將生技與半導體並列為重點產業，中間經歷了生技產業被視為2000年網路泡沫救星的熱潮，以及當前的西方嬰兒潮世代退休引發的醫療商機熱潮。儘管有這些外在環境的變化，台灣的生技產業卻不動如山，幾乎沒有變化。

從目前被揭露的宇昌案細節，其實看到的是，40年內，生物科技產業的國際環境一變再變，但是台灣對於生物科技產業的政策思維、政策操作，幾乎是40年如一日、不動如山。

在宇昌案的相關道德性的攻防之外，所顯示的訊息是，整個案子的操作模式，是官方在海外華裔／台裔科學家的研究中選了幾個有商業化潛力的案例，就嘗試尋找國外大廠技術移轉、資金挹注，一旦不成，或是國外業者缺乏興趣，就依序尋找國內資金、官方出資，實在都難以填補資金、人才的缺口時，就會有官員個人的主動作為。至於官員、學者的個人主動行為，可以被視為是自我犧牲，也可以被解釋成逾越法治界線。

如果把這個過程，跟40年前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萌芽過程，以及生物科技產業相對照，可以看到極高的相似度。許多「動人」的台灣半導體產業史故事，都有類似的情節。這也是台灣與國外脫節之處。首先，是今日的生技產業籌資環境並不比40年前差，台灣卻選了一個舊的操作模式，其次，以國外的經驗來說，生技產業與電子產業，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產業。

生技產業的研發不確定性很高，尤其是療效的確認機制，更是其中的關鍵，許多藥品的研發失敗，不在於缺乏創意，或是方向錯誤，而是無法證明療效，這也是中草藥熱潮退燒的背景。國外對此經驗的應對之道是，以充足的資金來承擔開發的風險，至於無法商業化的技術，有的是進入保健食品的層級，有些則是衍申成為其他生物技術。療效的實驗設計是這個產業在生物技術之外的最大罩門，這也是生技產業與其他產業的最大差異。但是，對於不重視統計學的本地業界，以及一直無法進入療效驗證領域的台裔科學家而言，這個know how實在是難以克服的障礙。

也就是在這個脈絡下，才會有宇昌案的操作。如果理解這個背景下，再去看宇昌案的攻防，就會有很多可觀察的項目。

這是全民之福。以往這類的產業政策文獻，都必須要等上十餘年甚至數十年，才能看到相關文件釋出。例如，要理解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政策，都要等著李國鼎、工研院、交通部將相關資料釋出後，才會有更清楚的理解。宇昌案是近幾年官方罕見的將一個政策作為，以傾巢而出的方式，主動的向納稅人剖白，儘管這樣的表白是帶有某種政治動機。但是就資訊揭露的品質與量而言，官方這種當朝同僚對前朝同事的自我爆料，算是有「誠意」的。

以甫落幕的南非德班氣候變遷大會為例，儘管新架構將中、美、印等大國納入管理，預定2015年完成談判，但美國、加拿大、日本、俄羅斯、澳洲、紐西蘭等國皆不加入京都議定書第二階段減排，未來的談判也仍多變數。各國更關心的還是自身的產業競爭優勢與政治利益。就連看似較有誠意的歐盟，前不久也為了石油利益出兵利比亞，與其表面的環保、發展新能源形象背道而馳。

至於號稱要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相關技術的綠色氣候基金，一來，1千億美元的數額根本不足以支持需求，二來，各國政府並未真的掏出錢來，而是引入了聲名狼籍的世界銀行及其管理的私人投資資金，如此，基金管理的民主參與難以期待，又再一次強化了問題重重的碳交易模式，實際減排成效有限，徒然方便污染者卸責。此種將氣候變遷商品化的模式，將環保議題轉化為企業獲利的市場，環保價值云云，只是好聽的廣告詞。
李亮／文字工作者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17屆大會本月中在南非德班舉行，勉強達成部分共識，但也招來環保團體的許多批評。其中最廉價的批評就是指責各國缺乏合作誠意，例如批評加拿大、美國、俄羅斯、日本、澳洲、紐西蘭等國皆不參加京都議定書第二階段的減量承諾。但是，台灣的藍綠兩黨尚且無法達成共識，更遑論數目遠多於此的參與談判各國？各國的產業特性、政治制度皆有差異，能夠持續一同與會討論就已經不錯了，期待立刻達成對它們自身有所不利的共識並且嚴格執行，恐怕太過奢求。

另一個遭環保團體詬病之處，則是以碳交易制度為核心的相關運作機制，包括綠色氣候基金、碳封存制度等。碳交易被視為是救市場而非救氣候，要利用氣候變遷賺錢，綠色氣候基金因為引入世界銀行而被抨擊，碳封存也常被指責會破壞發展中國家環境，幫助污染者推卸責任、繼續排放。然而，在共產主義烏托邦早已灰飛煙滅的今天，我們無法天真地拒絕市場，而必須學會適應與利用它。市場並不完美，但它已經是我們所知的最好的制度。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