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在媒體上時常出現台灣在地優質文化形象的描述，從大陸民眾來台旅遊所見的有禮、濃郁人情，對岸菁英讚嘆台灣人民的素養，甚至是西方人對本地民情的欣賞，台灣，儼然是各種華人文化鄉愁的歸屬之地、另一種富而好禮的「台灣之光」，而且，這次是由在地常人所締造，不假於旅外球員、學者等名人。
稍有判斷力的人都會理解，這種對本地全然正面的描述，與現實經驗的落差太大，與其說它是台灣的優質文化，還不如說是「美麗的誤解」。而且，這種集體的自我形象塑造也不是第一次。1960年代，中國在興起文化革命時，台灣就曾經以政治、文化的理由自詡為華人文化的守護者，只要看當時新聞，就會發現，儘管時隔50年，媒體報導卻是一模沒有兩樣。
不過，這一波的「哈台族」描述，並不完全出於政治，而有比較多的文化商業考量。它也與所謂的陸客觀光潮商機無關，全是著眼於中國龐大的市場商機。媒體、文化商業人士，希望將台灣再次打造成為華語圈的文化制高點、戰略要地。
台灣曾經是西方以及日本，在進入、接觸華人圈的一個轉接口。台灣的人口不多，本地人也沒有蓬勃的文化商品消費的習慣，市場胃納只能算小小，影響力卻很大。冷戰年代，台灣電影票房是華人圈的觀察指標，當時被誤稱為「國片」的港片，銷售、製作方向深受台灣市場影響。台灣的音樂流行風尚，曾經是星馬地區華人的參考指標，目前的資深演藝人員，年輕時幾乎都有一段在東南亞巡迴作秀、被視為巨星的風光年代，泰國等地的音樂工作者，甚至不諱言他們從台灣音樂產業所獲得的啟發。
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日本、歐美的文化商品曾以台灣作為重要的戰略節點。關鍵的演唱會，以台灣為優先地點，甚至是首發地點；台灣曾多次作為電影在亞洲區的首映地點，巨星的全球巡迴也不敢漏掉台灣。只要對照時尚業唯亞洲的東京、香港馬首是瞻，以及近幾年台灣資訊電子品牌業者都在國外舉行產品處女秀的狀態，就可以感受到台灣文化產業在過往的輝煌燦爛，以及戰略的優勢位置。
不過，這些都已是過往雲煙。冷戰結束時，台灣的文化產業曾經有過「立足台灣、放眼華人世界」的宏圖大略，認為西方的文化品味需要透過台灣市場的轉譯、轉介，才得以被中國所接受。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社會主義的文化薰陶，讓台灣作為「華人文化最後守護者」的戰略意義完全無用，在西方甚至日韓眼裡，台灣跟中國是兩個市場區塊，各有各的消費品味，甚至商品也難以產生共通性。最明顯的對照，包括《集結號》、《讓子彈飛》等中國電影在台灣未受重視，周星馳在影片風格的多種轉型嘗試，以抗日為題材的《賽德克‧巴萊》剛出片就在對岸網路風評的鎩羽。至於湖南的超女選拔跟台版星光大道的差異更是經典對照。
並非消費者不買帳，而是，這個地理區塊還難以出現一個作品能被普遍接受的創作者、製作團隊。
在這種情勢下，西方電影於是直接跟中國談合作，日本音樂直接殺入中國市場操兵，台灣經驗被略過而淪為「僅供參考」。台灣的製作、創作、行銷經驗，很難移植到中國或所謂的大中華市場。從近幾年的金馬獎、金曲獎的操作方式，就可以感受到本地產業對於中國商機的焦慮。
這種焦慮在近幾年找到新機會：中國的文化復古熱。先是儒家，緊接著是重新尋找所謂的華人文化價值觀。這都讓台灣的文化產業界重燃希望。媒體、文人不斷的塑造台灣文化的優質，其實是企圖重新營造「台灣作為世界華人文化戰略制高點」的形象，這是一個商業策略操作，對象不在你我等常人，而是訴諸於潛在的合作對象。台灣是不是華人文化的最終寶地，其實無所謂；合作伙伴、投資人是否買單，這才是重點。

左看：沒有無辜的受害者

節譯■葉興台過去一週對西方偉大的啟蒙傳統而言又是糟糕的一週。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上週一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an）政府頒布備受爭議的新憲法，可以任意干涉新聞、司法、央行、甚至個人良心。
未來匈牙利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將毫無分別，新聞將無保證的自由，司法將無公正性，亦沒有祈禱的自由，墮胎和同性婚姻違法。奧班政府還呼應歐洲黑暗的過去，提議給居住在鄰國的匈牙利人公民身分，就像西特給住在捷克斯拉夫的德國人德國公民身分一樣。
歐盟執委會抨擊奧班政府侵害新聞自由，準備裁定這些修憲是否符合歐盟規定，結果為何沒有人知道。這凸顯出歐盟的弱點，以及未能掌握今日必須被視為歐洲的核心價值。
上週二美國也出現了與歐洲類似的情境。共和黨員在愛荷華州的黨內初選中，強力支持極端保守的前聯邦參議員桑托榮（Rick Santorum）。桑托榮是奧班在美國的翻版，他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並結合侵略性的民族主義（aggressive nationalism）和可怕的社會保守主義（social conservatism），這些都被扭曲基督教理解的人拿來當藉口。
桑托榮說，若伊朗不立即順從美國的意見，就會用核彈炸翻伊朗，也打算精簡美國政府，然後以嚴格的基督教信念，將這個精簡的政府重組，變成一種神權國家。桑托榮在愛荷華州黨內初選中得票數僅比羅姆尼（Mitt Romney）少8票，羅姆尼也不是啟蒙價值的好樣板。
這些引起注目的西方政治右派份子正放棄啟蒙價值。他們不再擁抱容忍、理性、民主論辯、進步、推動社會改良作為社會基石。他們視容忍為縱容和缺乏道德標準；視進步為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一個機會，加強國家權力的一個藉口，以及被用來扶植沒有價值的窮人。
理性通常是用來辨識需要集體而非個人回應的問題，但按照這些人的看法，理性已被用來放大國家可怕的權力，民主原本意味了尊重反對意見，在他們眼中這些反對意見宛如毒蛇猛獸。甩開這些該死的思想體系！如今啟蒙價值已非過去兩個世紀西方快速進步的原因，反而是西方經濟陷入危機，社會正在碎裂的原因。
以中國為例，這些人辯稱，這個國家並不擔心新聞自由、民主、尊重異議人士、法治或重要的人權。中國的成長是由數百萬的中國人，在一個壓迫性政黨驅策和組織下所帶動。無論左派或右派，他們對啟蒙價值日益感到不耐。
南非總統祖瑪帶領的非洲民族議會（ANC），在慶祝創黨100週年之際，也在做類似奧班的事。這個曾經是非洲解放運動中最偉大的力量，如今和奧班一樣在操弄憲法，擴大該黨的權力。就像奧班，非洲民族議會利用修憲取得的權力，捂住媒體的嘴，限制南非司法的力量。權責機制遭到弱化，因秘密法得到強化，反腐敗機構被廢除。這是反啟蒙的中國共產黨加諸在漢人身上的模式，反啟蒙的非洲民族議會也無恥地將這個模式加諸在祖魯人（Zulu）身上。他們認為，理性、民主、法治和尊重異議人士，是逐漸沒落的西方的價值。
英國也不能倖免於此。有些強烈否認氣候變遷的人士堅稱，他們相信的才算數，如果科學促使國家採取集體行動，管理碳排放，科學一定是錯的。疑歐派（Eurosceptics）也有類似的部落心態：進步並非是為了建立相互依賴的歐洲，而是捍衛民族國家至死的寒流。
在全球這股反智潮流中，啟蒙價值的捍衛者也該為這股潮流而負起部分責任。有些福利體系的設計不良，新聞自由經常被業主濫用，律師受僱來操弄法律文字，而非尊重其意涵。
無論議題大小，我們須更加了解啟蒙傳統，將其轉變為政策和機制。啟蒙價值即便有諸多不完美，卻是帶領西方向上提升的力量，也將繼續這麼做。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在血統、種族、盲目信仰和部落心態下，不可能獲得長久的幸福和福祉。啟蒙價值在全球已遭到圍攻，現在是挺身捍衛它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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