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總統大選，媒體角色備受討論。「藍媒」、「綠媒」標籤清楚不過，而且益發赤裸。於焉，第四權從自主性到「附庸化」的現象，儼然成了台灣民主畸態。
在媒體紛紛選邊站的情況下，受害最深的就是小黨。即便它們搏到了版面，也不成比例。倘若民主意味了某種意義的平等（例如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則媒體毋寧與民主的發源初衷有所背離。
媒體選藍或偏綠，當然是對讀者進行選擇性的政治引導。如果有興趣比較藍媒與綠媒對同一件事的披露，讀者必然會發現到，「一個事實，藍綠各自表述」的詭異現象。
其實，媒體有政治立場無可厚非。英國《衛報》挺左派，美國《紐約時報》親自由派，眾所周知，而且是行之已久的報社傳統。
但無論是衛報或紐約時報，都很少被人當作「黨派喉舌」看待。理由之一是，立場歸立場，但兩大報的報導內容仍然從事實出發，並未違背新聞倫理。理由之二是，兩大報雖然有政治傾向，但這個政治立場是被用來評論針貶時事的標準，自主性相對明確。
換言之，這英美兩大報雖有所親，但未完全擁抱；雖有所評，但理據一致，未隨黨派利益起伏。言之成理、論之有據，報導基於事實，讓它們贏得了公共利益監督者的信賴。
明乎此，我們便可知道台灣的媒體，問題不在「政治立場」太過鮮明，而是剛好相反，它們「毫無政治立場」。有政治立場，多少會拉出一個評論的高度與距離，但若沒有政治立場，就只能選邊站、隨波逐流，而與「黨報」無異。
當然，媒體黨派化也涉及一定的經濟利益。在台灣，因為藍綠鮮明，所以也弔詭地成了媒體經營利基。在商言商，雖說黨派表態有助於鞏固媒體經營的「基本盤」，但就結果而言，這樣做是強化了信仰與對立，而非促進了溝通與對話。這是把媒體的第四權角色與讀者權益，一起打包出賣。
本週末，台灣即將選出新任總統。無論誰贏誰輸，民主總算走了一小步。但路障還在眼前，我們都還沒跨越。台灣媒體表面上異常發達，但它們益發嚴厲的基本教義派傾向，卻不斷在啃食台灣脆弱的民主基礎。
當公民們投完這一票後，記得責任未了，莫忘繼續改革第四權。媒體應該屬於公民社會，而非一黨一派。

左看：落實國會多數組閣 其餘免談
論者常援引聯合政府在歐洲甚為常見，絕口不提台灣與絕大部分歐洲國家憲政體制上的差異，企圖魚目混珠、以紫奪朱，令人發噱。
西歐國家除英法國兩國之外，多是採用具有比例代表制精神的國會選舉制度，讓民意能夠成比例地轉化為選票，在價值多元與充滿分歧的社會中構築溫和多黨體系，再加上議會制需要多數黨組閣，因此才有聯合內閣的需求，且多以政策取向與意識型態光譜相近者為主要，大聯合內閣除非在戰時為求國家團結，平時甚為少見。
台灣的憲政體制絕非內閣制，與法國相同，是以總統制為核心的雙首長制。雖說第五共和憲法重行政而輕立法，但仍絕對尊重國會多數，由國會多數黨組閣，才有歷史上3次行政權換軌的「左右共治」經驗。但是當年陳水扁破壞了這個雙首長制下的憲政慣例，國會多數無法組成政府。
除非蔡英文清楚且堅定地表示：當選後大聯合政府能首先能夠落實國會多數組閣的精神，聯合政府籌組過程中所必要政黨協商經過透明公開。否則，上述憲政惡例在先，扁規蔡隨順理成章只是剛好。況且，如真有誠意凝聚社會共識，更應主張以比例代表制為綱的國會選舉制度改革，讓更多的社會聲音能夠進入國會，而不是被偽大聯合政府「施捨」。倪世傑／研究人員
右看：禁不起檢驗的選舉口號
陳其邁闡釋蔡英文的大聯合政府是採取「協商式民主、大聯合政府、團結的台灣」三步驟，著實引人訕笑。
光就協商這一點，立法院內的朝野密室協商盡是利益交換，不廢除此類朝野協商，就不會見到陽光的民主過程。第二點，唐飛模式不過三點半的救急借款，真正的聯合政府涉及政黨長達1到2週的黨對黨政治協商與條約簽訂，哪些具有爭議性的議題要擱置、內閣閣員的席位要如何分配都必須透過誠信談判並公諸於社會。
聯合政府的本質就是在合作中的鬥爭，兩黨實力大小有差，老大與小弟一清二楚，若實力相當，如同2005年德國擔當組閣任務的基民黨魁梅克爾必須與在聯邦議會中只少4席的社民黨談組閣，社民黨要求在15名閣員中不能少於8席，同時還必須擁有財長與外長兩個重要職位的情況下，對梅克爾內閣形成重大的束縛。束縛梅克爾者，是憲政體制要求國會多數黨組閣，挑到最後，梅克爾只得與歷史敵手社民黨組聯合政府，而非冒憲政體制之大諱率爾籌組少數政府。
如同民進黨一直以來對台灣國家身份有其堅定且清晰的主張，大聯合政府同樣有其明確的憲政界定，以社會賢達、學界菁英「充實」大聯合政府不過是說嘴打嘴的愚民把戲，視民如愚的國家領導人又豈能團結台灣？林水秀／社會觀察人士

■莊迪澎馬來西亞前副首相、現任國會在野黨領袖安華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10年內招惹的第二宗「肛交案」，在1月9日劃下令人錯愕的句號。人們普遍認定法院將宣判安華有罪，但是法官僅用了兩分鐘口頭宣判安華無罪釋放；旁聽判決的人還沒回過神，法官已匆匆忙忙退庭了！
曾是馬國政治新星的安華，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因資源分配問題與首相馬哈迪決裂，遭馬哈迪革除副首相兼財政部長官職、開除黨籍，更遭瀆職及「雞姦」罪起訴。兩項罪名都被判有罪，但聯邦法院在2004年撤銷肛交罪判決，安華始能恢復自由身。
這次的肛交案發生於2008年6月，安華的23歲男性助理突然向警方報案，宣稱遭安華「雞姦」，導致安華遭總檢察署以《刑事法典》的「違反自然性行為」罪名（而不是性侵罪名）起訴；法院在2010年2月3日開庭審理、5月16日裁決安華表面罪名成立，必須抗辯。
安華是在野黨陣營裡極少數能讓各族人民所接受的魅力型領袖，他領導在野黨在2008年3月8日的全國大選中大捷，勢如破竹；3個月後爆發此案，普遍被認定為政府意圖阻遏安華奪取政權的另一場政治陰謀。
馬國是以伊斯蘭教為官方宗教的國家，《刑事法典》仍保留殖民地時代制訂的「違反自然性行為」條款。姑且不論此條款荒謬、過時，安華兩次被控性罪名的過程，不僅沒有彰顯程序正義精神，反而處處曝露執政黨濫用司法機關策動政治陰謀的痕跡。
安華的兩宗雞姦／肛交案，皆有兩個曝露政府何其不堪與愚蠢的共同點。
一、馬哈迪和納吉都以為以伊斯蘭教難容的「違反自然性行為」罪名抹黑、起訴以宗教素養見稱的安華，將能瓦解安華的魅力、形象與民意基礎，但是無論是1998年的雞姦案或2008年的肛交案，人們皆普遍認定是政府設計的莫須有罪名，安華的民意基礎沒有因此瓦解。馬哈迪10年前的政治誤判，納吉竟然在10年後重蹈覆轍，愚蠢之極！
二、安華的兩宗「性罪案」在法院審理時，漏洞百出，陰謀設計的痕跡顯著。1998年的其中一例是，控狀所指的案發地點（公寓），在案發日期尚未興建；為了彌補此失誤，法院允許檢方把案發日期修改至公寓建成後的日期。2008年的例子包括原告被揭露在所謂「案發日」前兩天，曾與首相納吉會面，也曾向納吉的助理要求獎學金，醫藥報告也證實原告並無被性侵的傷痕，等等。
不過，馬國人民也許應該慶幸政府設計陰謀的效率奇差，否則若如鄰國般高效率，將是人人自危的國家了！（馬來西亞評論人）

■洪致翔近日是小學期末考考期，除了家長之外，若在課餘或放學時間細聽學生之間的對話，十有八九繞著成績打轉：憂心考試結果引來責罵懲罰者有之，計較盤算自己與同學之間的分數與名次差異者更有之。一時之間，彷彿再也沒有比考試成績更重要、更值得談論的話題。然而，在這樣的普遍現象背後，對成績重要性的認知其實已經遠遠脫離考試成績真正能產生實質影響的範圍。
事實上，成績（尤其是小學時期的智育成績）能影響的範圍相當有限——若從更長遠的角度，從一個人的生命狀態與生涯發展來檢視成績的影響，很容易發現：成績並不能直接決定一個人的工作、會與哪些人締結怎樣的人際關係、更無法直接決定生活中的禍福苦樂。在這些事情上，成績既無決定性的影響力，更非唯一的影響來源。真正「直接受到成績影響」的，說穿了只不過是就讀校系這回事罷了。姑且不論未來12年國教的實施以及各大專院校強調辦學特色的成果將使成績對就讀校系的影響逐步降低，從另一面來看，即便進入所謂的「理想校系」就讀，仍不代表以後就一定能「過好日子」；就算進入了一般人不喜歡的「爛學校」，也不代表人生就毫無希望。
許多人都聽過類似這樣具有強烈對比性的故事：某人在學時成績平平、甚至處於中低區段，高中大學都只讀名不見經傳的私立學校，畢業後沒讀研究所就直接開始工作，但卻因為某些成績與學歷以外的特質、態度，而在掌握了某些機會後，成為一般人眼中「事業發展蓬勃亮眼」的人物；另一人雖然在學成績向來名列前茅，一路順順利利從名校名系畢業，但取得所有文憑證照後，卻對未來生涯沒有目標感，常陷入徬徨、虛無的狀態，即便謀職成功，也未必能抱持積極態度投入工作。
這兩種類型雖非通例，但也絕非特例。若從求學階段至踏入社會後的生涯發展、生命狀態與生活態度來看，一個人以長達十餘年的時間，透過追求成績取得這個社會最好的教育資源，但卻因此失去了成績（或其他任何來自外在要求的表現指標）以外的追求目標，這種狀態絕非教育的目標，相信更不是家長期盼的結果。
然而，學生何以從小學階段就對智育成績如此看重？對他們而言，「拿成績換文憑、拿文憑換薪資」其實是相當遙遠的一件事。顯然，「孩子對成績的焦慮從何而來」需要最能夠對孩子的觀念產生影響的家長與教師們共同反思了。（文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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