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災難的一年。從阿拉伯之春、日本大海嘯與福島核災，到歐洲債務危機，2011可以說是多災多難的一年。但是，這些災難並未結束。時輪滾過年關，災難卻未被擋在年關的門檻外。最明顯是歐洲債務陰魂不散，一直纏著歐元國家，連帶世界各國都籠罩在陰魂下。29日剛結束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歐債問題幾乎成了唯一的焦點。因此，今年會不會更好過？密切注意世界形勢發展的人，幾乎沒有人表示樂觀。

左看：數碼資本主義優先在台展演

台灣自有選舉，稱為大選者莫過壬辰年前的三合一之大，誰主總統府與立法院一併決戰，但投票率落到74％的新低，而且9天後的春節也直落為長的休假日而已，年味每況愈下，也就是說，農曆新年老去了，私領域的傳統人際關係剝落殆盡，同時，公領域的現代人際關係未及補位，已呈早衰的跡象，這個台灣只賸下市場、做生意，或說赤條條的資本主義來彌合人間、縱橫人間。

■姚欣進
相對於東亞其他華人社會如中國大陸、香港到新加坡，台灣社會最大的特色與成就就是多年來民間無窮旺盛的自發生命力。

這股社會生命力，在1970年代至90年代主要表現在中小企業者的創業發展，與民眾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積極行為上。資本主義本來就是基於個人私利而發軔的，向來與個人主義是雙生體，一體之兩面。但除了個人私利追求外，個人主義有其不容抹煞的另一面正面性質，即個人生命的高度自覺，這包括了對自己權益鮮明的自主意識。

沒有自覺與自主的公民，公民社會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而今日所謂的公民民主、審議民主也必須透過一個個自覺而負責的公民參與，才有可能運作。以此來看，台灣社會生命力最可貴的品質之一，不在於過去為私利而打拚的資本主義個體戶奮鬥，而在於出自於對自己權益的自主性而發展出來的蓬勃民主政治。

台灣民主政治從小規模地方選舉開始，逐漸發展到全島規模的中央民代選舉，到最後的總統直選，不過40餘年。但如今，我們的民主體制已經兩次政黨輪替、前任總統因弊案而定讞下獄、藍綠陣營有重大的政治歧異等，這些如此重大的政治衝突與矛盾，在這20餘年來卻都在民主體制中持續運作而得到處理。

以上種種，不是對片面地對台灣民主政治歌功頌德；相對於目前較成熟的民主社會，台灣民主當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不容否認的是：台灣社會已發展出初步而穩固的民主生活型態。這不僅反映在絕大多數民眾能夠尊重這民主體制（如這次大選的願選服輸的民主態度），也反映在我們社會的各方面之尊重個人權益的點點滴滴上（如台灣的個人言論幾乎百無禁忌）。

這種初階但卻是基本的對民主、對人權的尊重與保護，在這次總統大選後相對於東亞的其他3個華人社會，乃是難以比擬的珍貴成果。新加坡與香港的行政效率、社會現代化乃至於守法習性等都遠勝於台灣，而中國大陸正處於強悍起飛過程的經濟發展，也讓台灣瞠目其後。但，這又如何？這些連個人基本民主權利都還無法正常運作的不民主社會，經濟上再富足，以柏拉圖的話說，也不過是快樂的動物而已。

本文指出台灣當前民主的成就，絕非意味我們對民主願景就止步於此，筆者所嚮往並立志以餘生奮戰的民主政治絕非是台灣當前的實況。但台灣今日的形式民主，卻已是我們未來繼續為民主政治而奮鬥的必要基石。

當台灣民眾都已普遍熟悉民主規範與價值後，更深刻的審議民主、直接民主才有可能扎實發展。就此而言，台灣民主的前途，大有可為。
（社會評論者）

■向紅岩
立院臨時會農曆年前三讀修正通過《就業服務法》的「陳長文條款」，產業外勞、家庭幫傭、社福外勞及遠洋外籍漁工等藍領移工在台工作年限，一律從9年延長為12年，並減省雇主申請外勞在台工作的程序規定。部分立委與社福、工運團體擔憂一再開放工作年限，將嚴重衝擊本國勞權益及長期照護政策，並質疑此舉為馬英九選後的「企業回饋」，圖利企業繼續使用低價外勞。

有關外勞替代問題的爭論在台灣可說歷時已久，從1980、1990年代以來即有部分工運團體不斷持反對意見。

在西歐，工會運動是促進民族國家朝向福利國家的重要力量。德國工會雖也反對引進外勞，但是在國內幾乎全面就業的情況下要求有條件的引進，工會強調引進外勞必須同工同酬，工作條件一致，並要求將其納入社會安全系統，以保障德國工人協商權益不會因為客工政策而受損，並令政府接受了工會的意見。

德國引進客工制度的設計，是以國對國的雙邊協議來進行客工招募，由國家直接介入勞動市場的議定與媒介以保障客工的權益。客工須取得工作簽證始得入境。聘僱1年後，在有固定收入與房舍的前提下，可申請家屬前來團聚；經5年工作居留後可取得永久居留；再經8年居留可申請歸化為德國人。除藉歸化程序取得中央選舉權外，外籍人士亦可參加工會，自組團體社團、就學，開立私人企業並參與地方選舉。

我國則是由私人仲介市場來主導，客工面臨被剝削的處境。客工取得工作簽證入境後，除非有重大受難事實不允許轉換雇主，僅開放短期居留，避免符合移民法中關於歸化為台灣人的資格，故只能享有有限的社會福利，如：有勞保與健保，但無退休與失業給付。雖可加入工會，但不得參選幹部，更遑論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政治參與。

取消客工居留限制並允許客工可自由轉換雇主，才能讓客工活得比較像是社會裡的一份子，得以開始掙脫被限錮於僱傭關係的社會網絡；反觀我國政府雖以基本工資和本地勞工就業優先，回應工會界的質疑，但國內工運團體因統獨與階級認同的差異，導致在與外勞議題上始終無法取得共識，遑論達成共同的作戰目標，使得運動力量不足以因應這樣的引進政策並取得談判的籌碼。加上台灣民主制度與福利制度發展未深俱不健全，即便是本地勞工都仍得在各領域中鬥爭，更遑論去旁顧在政策上根本不被鼓勵融入台灣社會的短期居留移工。鑑此，台灣政策制定者與民間團體，實有必要認識國際移工權益的潮流，並重新思考移工及其家屬的社會位置。
（自由撰稿人）

立報歡迎您投稿與指教。詳情請參投稿與聯絡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