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它是假議題，因為這是口惠不實的虛言。血汗工廠向來伴隨資本主義而生，範圍廣及製造、服務、金融等領域，歷時數百年從沒有被真正解決過。這是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也是資本家、有錢人的歷史共業，他們在此議題只有參與深淺程度的差別，並沒有誰是真正雙手清潔。

所以，對於血汗工廠議題的談論方式、拋出時機，本身就有明顯的政治意涵。時尚菁英、媒體、文化人士藉此議題展現優雅姿態，大家在杯觥交錯之時動動口、寫文章，詞藻華麗有如成人世界的作文比賽，藉此機會教訓製造業；至於同業之間拋出這個話題則是藉著打擊商業對手來抬高自身的形象，是典型的公關形象戰爭。彼此之間都各有盤算。也正因為是歷史共業，話題一旦拋出就有如武俠小說的七傷拳、冷戰時代的核子武器互相毀滅策略，所以出手時都互有默契、見好就收，以免效應擴大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這次的血汗工廠話題的源頭，並不是美國人突然大發慈悲，它的現實基礎是美國製造業出現復甦跡象，襯底的社會氛圍則是摻雜了美國社會對於中國的焦慮，以及不同製造業部門的布局，還包括商業界內部競爭的緊張關係、大選年的選戰策略。敏感的媒體、相關業者在此夾縫中進行議題操作，於是再次請出血汗工廠的話題。嚴格說來，它應該被歸類為「商業政治」的操作，是上流人士之間黔驢技窮的展現，而不屬於商業界的道德覺醒，或是上綱到經濟議題的層次。

獨獨台灣與世隔絕，矇矇懂懂搞不清狀況，把假議題當成了真議題來思考。本地對此話題的關切點，只剩下消費者運動、蘋果商機，以及台灣首富旗下工廠被盯上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台灣形象，很有商業、上流的氣味。我們刻意遺忘歷史，完全不提起，從1960年代開始，台灣持續40多年的經濟「黃金歲月」，就是作為西方世界的血汗工廠，當年，台灣號稱是多項產品的「世界工廠」，台灣的低製造成本曾經吸引國外業者來台灣設廠，台灣勞工的處境也多次成為1980年代西方媒體的關注焦點。

台灣在此議題其實有豐富的經驗，也最有發言立場，不必透過西方人對於中國勞工慘況的描述，本地人就有許多「在地」血汗工廠的記憶，甚至現在就處於血汗工廠監督的第一線。但是，台灣整體社會卻採取了抽離、遺忘的態度，好像血汗工廠是現在才剛出現在中國的事物。這種以為自己已然躋身上流，在急著「漂白」時，既想插一腳討論，卻又作壁上觀的疏離態度，頗為有趣。

本地提到在地的歷史記憶、特色，就往光明正面的部分靠攏，潛意識感受到的「難登大雅之堂」的經驗，就採取壓抑遺忘的態度。例如，台灣只提到夜市美食的多樣、新奇，似乎是台灣文化活力的象徵，卻完全不提，夜市美食從一開始就是做為血汗工人的「滿漢大餐」。正因為不提自身的經驗，以至於，本地一提起血汗工廠、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就以西方觀點做典範、以中國為案例，似乎台灣是世界近代史的化外之地，西方社會都沒有權謀、鬥爭與心機。

這是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重點不在於血汗工廠的「好壞」、「存在與否」，而是，西方人能談到何種程度。「血汗工廠」是假議題，在談到假議題時採取何種迴避方式，才是真議題。

最顯而易見的不足，就是此種運動由於以訴諸消費者為基本形式，因此多半只能對知名品牌商品開刀，對其他同樣污染環境、壓榨勞工的企業則無能為力。而在更根本的層次上，主流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侷限，則是參照某些已在先進國家實現的勞工與環保標準，透由「上層」做功夫，要求這些跨國企業善待勞工與環境，而非從「基層」著手，支援生產國的勞工與民眾組織起來對抗跨國企業；此種作法不僅無助於生產國的真正民主，甚至可能有害。此外，企業社會責任的提法，通常也預設了是在資本主義下實行改良主義，而無法想像其他形式的科技與生產組織，更不去檢討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

這正如19世紀英國作家王爾德對慈善活動的批評一樣：最壞的奴隸主就是那些仁慈對待奴隸的奴隸主。
李亮／文字工作者

因為富士康接連出現工人自殺事件，連帶使得蘋果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浮上檯面，近日包括《紐約時報》、《時代》等媒體更紛紛大幅報導蘋果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一時之間蘋果公司似乎面臨不小壓力。然而，與其人云亦云地批評蘋果公司，不如冷靜地檢視一下其中的真相。

蘋果的供應商富士康確實發生工人自殺事件，但相比於中國大陸的其他工廠，富士康絕對稱不上是血汗工廠，同樣的，比蘋果更加忽視供應商的勞工、環保問題的跨國企業也比比皆是，只因蘋果樹大招風，又希望維持好形象，才淪為美國媒體關注的話題。事實上，相比於許多不符標準又根本不在意外界批評的中國企業，蘋果公司的反應已經值得稱許。

其次，有部分論者懷疑這波爭議背後含有美國保護主義的影子，這完全是多慮了。美國市場與企業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美國近年來的振興就業政策，多半是更加積極地招商引資、透過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來創造就業，絕無可能採行保護主義自斷生路。

這種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以及擁抱全球化的作法，堪稱美國企業對全球經濟所推動的最大進步。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