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2-04-04─立報─言論廣場─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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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12-0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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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血汗前輩遇上血汗後輩 |
富士康在中國的工廠,究竟是否「血汗工廠」的狀況,近來頗有戲劇化進展。先有美國媒體自承拍攝富士康的相關節目查證不足,之後又有當事工廠的老闆遇到媒體詢問時,以「其他工廠就沒有嗎」的圍魏救趙方式進行回應。照理說來,台灣應該對此議題有深刻的感觸,但是,從事後的狀況看來,我們對此議題的反應,充分顯示對於自身歷史的無知無感。 台灣人其實有豐富的「血汗工廠」經驗,我們就是血汗工廠的前輩,今日的中國勞工所遇到的高強度工作環境,其實與前一代台灣人的普遍經驗是相合的。從1970年代開始,就有大量的台灣人用低薪、高工時的方式在討生活,今日50歲以上的國民,對於此事有深刻的體驗,甚至,這種現象仍存在於台灣。就算長輩們不說、說不清楚,其實也有許多歷史遺跡殘留,可以供後人追索。勞動生活所造成的影響處處可見,即便是沒有工廠,文化、價值觀仍存留可見,只是我們刻意遺忘,還將它踢到陰暗角落,完全忘了自身文化的根源。 夜市就是典型例子,它是血汗工人的大賣場、滿漢大餐,然後在今日被包裝成文化創意的展現。台灣人最引以為自豪的打拚精神,也是把血汗工廠所需要的勞動文化轉成正面表述。只不過,最近幾年主流文化向西方中產階級的價值靠攏,於是這類生活方式被貶抑成「沒有自我」、「宅」。 台灣人在血汗打拚之後,開始有人升格成為資本家,然後到外地設廠,順帶也把台灣的血汗經驗帶到他鄉。這種模式並不令人意外,1970年代的台灣血汗工廠,就是來自於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既有西方的血汗工廠移植台灣的前例,又有不少台灣人到對岸設廠的實際經驗,照理而言,就算美國媒體查證不足,我們也應該頗有「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心虛。但是,展現出來的態度卻是極端要求實證:既然沒有直接證據就難以證明血汗的真實存在。 缺乏實證,並不代表不存在。我們大概忘了,身邊的親朋好友長輩們,他們的健康是如何受到早年工廠勞動的後遺症所苦,工作上的壓抑情緒又是如何地從工作場域被帶回到家庭生活中。這些原本應該是我們在看待血汗工廠時的基礎,但是,我們在面對中國在數年前的「連環跳」社會事件,所採取的「抗壓性不足」、「僅為調適不良的個案」說法,都處處顯露事不關己的態度。甚至,國外媒體對於這個議題的關注,還被視為是對於台灣形象的攻擊。於是,我們處處展現出防衛心理。 這種態度頗不尋常。嚴格說來,台灣是血汗工廠的前輩,對於新興的血汗工廠,應該有一些基本的態度、立場。但是,近來本地對於這個議題,從媒體、資本家,學者,甚至是一般人,卻顯露出集體失憶的傾向。我們忘了台灣是怎麼從血汗中殺出一條血路,也沒有從中汲取教訓,當台灣在國外設立的工廠被質疑有血汗之嫌時,本地菁英的心理防衛機制瞬間被啟動,至於曾經深刻經歷血汗工廠生涯的一般人,卻不會將自身的經驗投射到現實案例。 血汗工廠並不值得捍衛,台灣的廠商到海外設廠究竟有沒有血汗之實,以台灣眾多的台幹族群所延伸出的親族、朋友聯繫,其實常人心知肚明。但是,台灣似乎除了血汗之外別無依靠,於是,我們不願正視「血汗」,倒是對於證據、形象錙銖必較。在血汗工廠的議題上,我們完全沒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前輩風範」,倒是頗有媳婦熬成婆的高姿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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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報週評:當私有化行不通 |
節譯■葉興台 但到了今日,公共與私人之間的分別已變得模糊,主流經濟學家的共識似乎是:由於私部門比政府更有效率,我們應把公部門的角色限制在監督。以英國為例,鐵路已經私有化,全民健康醫療服務(NHS)裡建立了一「內部市場」,理由是這樣能改善提供客戶服務的效率。在美國,大眾運輸、獄政管理私有化的情況越來越普遍。事實上,有些政治人物作為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信徒,將放棄各種形式的監管,有些政治人物則會取消各種課稅。 反政府意識形態可回溯至很久以前,但上個世紀的主要推手無非是雷根和佘契爾革命,在全球層次而言則是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以及推動這個共識的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克魯格(Anne Krueger)和巴格瓦帝(Jagdish Bhagwati)等經濟學家,更協助宣傳公僕只是一群尋租競租(rent-seeking)官僚的概念,他們對社會毫無貢獻。 市場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最為所知的美國倡導者就是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更被薩金特(Thomas Sargent)發展為理性預期理論,聲稱市場包括所有可得的資訊,被充分獲知訊息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宣傳,所有未來的風險都經過計算。這類概念提供反凱因斯、反政府觀點的知識基礎,後者支配經濟學界多年。 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有一段時間,佘契爾時代的市場基本教義意識型態──或今日為人所知的新自由主義──處在終結性的衰退(terminal decline),但這種看法證明根本是胡扯。儘管已開發國家曾暫時端出凱因斯主義,避免經濟陷於徹底崩盤,一旦避開了災難,政治人物又開始這個無聊的遊戲,向窮人兜售撙節措施,協助富人變的更有錢。 沒有什麼地方比歐洲更熱衷於這個令人驚恐的遊戲。歐盟認為設立「財政轉移聯盟」(fiscal transfer union),讓財政實力強大的成員國支援財政疲弱的國家,是不可想像的,福利國家似乎不再能夠支撐。英國尤其是如此。在英首相卡麥隆和財長奧斯本掌政下,英國的私有化預料將達到高峰,民營企業爭相競標肥約,興建和管理醫院、學校、道路,以及任何以降低公共負債之名而被割給私部門的產業。 儘管在一些特定情況下,私有化是合理的,但有更多理由足以解釋,大規模私有化應該停止。首先和最重要的理由是,取消免費近用公共服務,將使我們較不平等。例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個概念,是個空洞的原則,可以回溯至古希臘,很少人會否認,窮人得不到法律扶助,而富人在聰明律師的協助下,不僅能曲解司法,更威脅了社會凝聚。 而提供普及的健康醫療作為一種公共服務,其理由也是這種醫療照顧不該是少數人的特權。同樣的,由於資本主義企業週期導致經濟不景氣,所有納稅人得負擔起提供失業津貼,給那些在不景氣時代的失業者。當一個空缺有10個失業者競爭,要他們自己想辦法,似乎是行不通的。 同樣的公共邏輯也適用於教育。識字率普及是培養技術勞工的重要手段,但吾人重視教育的真正理由在於,它是一個良好運作民主社會的必要組成。教育不該是根據個人偏好來購買的商品,它對文明社會有重要意涵。 有人認為,私部門因為競爭而更有效率,也許在很多商品的生產上這個論點是真的,它卻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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