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例子看來，台灣社會實在是頗健忘，而且還蒙昧不分，把政治跟企業經營混為一談。

在商業、財經媒體的長期造神下，企業主被描述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既有經營長才，又有政治視野。國外有比爾蓋茲、巴菲特可堪作為偶像，國內則有眾多教父、商業領袖可以取材。似乎，政治只是「一小片蛋糕」，難度比經營企業還低。以至於，只要一有政治議題出現，類似「向業界請益」、「延攬業界人才」的說法就屢見不鮮。

或許，在一般的認知當中，商場上的爾虞我詐、環境多變，要比政治事務要複雜得多，因此，能在此環境下開拓出一番成績的傑出人士，進到一個相對單純、簡單的環境，例如政治，應該會有更好的表現。但是，發表意見、媒體造神是一回事，現實的狀況卻又是另一回事。

我們大概忘了，本地企業在經營能力上，跟國外的差距。只要翻看哈佛企管評論、美國的商業周刊、富比世等雜誌對於CEO、企業經營者的評比排名，然後再跟本地媒體時常提及的企業大老名單進行對照，就可以感到台灣與世界的差距。本地商界人士對於政治的判斷能力，也並非值得稱許。近來，中共前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快速撤換，所引發的本地業者在薄熙來任內前往四川設立代工廠的決定，是否將面臨考驗的討論，更可以看出本地業界對於政治形勢的判斷能力，仍有相當的成長空間。

企業家、資本家對於政治的陌生，當然不只是只有台灣才存在。南韓的資本家，在政商關係有長期經營，但是1997年的金融風暴，南韓企業先是重創，之後，在國際貨幣基金介入重整時，各財閥在以往的政商人脈下，卻屢次出現形勢誤判的狀況，包括本地人熟悉的三星、現代，在南韓政商關係重整的過程，都曾經犯過錯誤。美國的經驗更是經典，政治人物向來需要藉著經商來做為政治能力的象徵，用商業經營成就做為走上政治舞台的基礎。代表共和黨競逐總統大位的候選人，幾乎都有這樣的經歷，民主黨亦屬常見。然而，從歷來的治國經驗看來，說錯話、擺不平國內各勢力的例子比比皆是。

經商能力並不等於政治能力，商業圈的圈內政治運作經驗，也不等於國家級的公共事務。本地往往將兩者混在一起，認為商業管理能力等於政治治理能力，這其實是大誤。如果以政治民主的觀點來看，企業的決策方式，其實帶有相當的權力集中制，甚至獨裁的色彩，這也是企業經營決策之所以被視為有效率的根源。商業媒體最喜歡描述的霸氣資本家、獨排眾議不顧同儕反對意見堅持到底的經營者，放在政治場域來看，其實都是不合格的領導者。這種矛盾其實常常可見，只要看看股東會就可以知道。老闆或許可以要求員工要絕對服從，但是，面對同樣是出資者的股東時，理應要以平等的心態來面對。但是，從媒體報導看來，本地企業主在面對股東質疑時，動怒的比例還頗高。這其實反映了本地企業在民主運作的實務上，需要有更多的包容。

我們似乎是有人格分裂傾向，在每日10小時甚至12小時的工作中，對於高度權力集中的運作方式習以為常，然後在工作以外的時間，再去享受權利平等的民主生活。更特異的是，我們竟然會把兩個矛盾的東西融在一起，而認為成功的商界人士必然能處理好政治事務。

這其實是緣木求魚。

然而，除了這個微小的進步之外，糧食安全的其他部分則乏善可陳。例如在應對市場價格波動方面，目前僅要求提高金融交易「透明度」，至於增加公共糧食儲備、管制金融市場等都遭冷落；生質能源造成人車爭糧爭地，G20領導人只是繼續說這值得多加研究；貿易自由化不利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但歐美仍透過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繼續推動；多數國際農業發展方案依然偏向引進外來科技，推行「新綠色革命」，而非發展當地傳統知識與適當科技，只會使農民增加對進口投入品（如肥料、農藥等）的依賴，易受國際價格波動衝擊，也強化孟山都等跨國農化公司的地位。

難道還要另一場更嚴重的危機才能讓人學到教訓？
李亮／文字工作者

在今年3月9日的義大利羅馬，在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主持下，96個國家終於協商完成了管制國際租地墾殖行為的自願準則，針對近年來引發爭議的海外租地墾殖現象提出行為規範，內容包括地主國的糧食安全、如何協調海外投資者與當地農民利益，也涉及遭遇重大緊急情況時該如何處理等等，只待日後各國進一步落實。儘管對此一準則的討論常把焦點放在管制跨國投資者，但更該注意的其實是政府的失能，這也是此一準則期待強化政府治理能力的主旨。

其實，2008年的糧食危機至今，國際農業問題的癥結依舊是在政府身上，而非市場。比如貿易自由化本來可以提高社會福利創造多贏，但是政府無能設計配套措施以公平分配利益，遂使自由化的好處由少數人獨享；生質能源備受批評，但若無政府的鉅額補貼與採購，以生質能價格依然偏高的現況，根本不會有市場；許多農業發展方案依舊依賴使用進口投入品，因為與跨國公司打交道的政府官員較能從中得到好處，且此種由上而下的方案更有利於政府對民眾的控制。

要強化糧食安全，當然少不了政府政策，但更該注意政府很多時候其實是問題來源，而非解答。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