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觀點很有台灣在地的特色，卻與實況有很大的差距。因為，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經濟、政治、學術等各種事務的核心是組織運作，人才僅僅只是輔助組織運作的一個配套。台灣誤把配套當成重點，於是，總是問錯問題、想錯答案。

本地總是把人原子化，以為每個人都要是天縱英明，才能組成一個夢幻團隊，然後促成商業、政治運作的創新突破。從這個觀點出發，於是就有大量「引用」國外的媒體報導、名人言論來佐證人才的重要。不過，從實際的案例，甚至學術研究來看，西方對於組織運作模式的關切，更甚於個人的單打獨鬥能力。即使是在極度重視個人能力的商業領域，也是如此。本地屢屢強調研發能力，總是把「知識創新」理解為個別成員的學識能力的累積，而忽略了類似「知識管理」領域的研究，甚至商業界的實務經驗中，組織運作的力量要比單一的個人更受到重視。

這種觀點的偏頗，造成台灣在商業，甚至經濟領域的缺陷。例如，台灣號稱有長久的「一只皮箱走天下」的國際經商，以及與國外往來的經驗，但是，台灣幾乎沒有出現一個足以進行跨國管理的商業人才，台灣也幾乎沒有辦法進行國際級的商業購併。相較於日本企業聘用西方人才來進行業務開拓、引進國外人士為己所用，台灣幾乎只能從在地人才當中逐步培訓。

這種現象在近幾年出現的企業接班危機當中就可以反映出來，本地企業號稱與國外接軌，但是由於人才庫不足，又沒有摸索出任用國外人才的運作模式，以致於經理人犯錯時只能一再容忍，完全沒有西方企業在面對類似案例時的壯士斷腕作風。企業高層將這種窘境美化成「華人的寬容企業文化」，卻完全與自身宣稱的國際水準不對等。

過度重視個別成員的能力，所引起的另一個現象就是各界都極在意「楚材晉用」的議題。談到學術，就是擔心國外學術機構的高薪銀彈攻勢會造成人才出走，然後造成學術研究的空洞化。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商業界，本地的管理組織似乎對於挖角毫無應對策略，只要一遇上人才大量出走的狀況，就會立刻陷入運作的困境。本地企業高層、學術菁英常常把「沒有什麼人是不可取代」掛在嘴上，頗有瀟灑輕鬆自在的風範，但是，現實的經驗卻又顯示組織運作是極度脆弱。

從國際的水準來看，這是完全不對等。國外不乏學術界、經理人跳槽的案例，但是學術機構、企業對於此種突發狀況的耐受度卻遠高於台灣。最典型的案例是近兩年的蘋果，以及眾多的西方高等院校，在面對關鍵人物的離職、缺席時，卻能靠著團隊運作，來延續原有的競爭力。或許西方的企業、學術組織，需要面對頻繁的跳槽、轉檯狀況，於是摸索出一個把個人因素降低的組織運作模式。

台灣缺乏組織運作的經驗，也沒有強化組織運作的認知，於是我們將所有的力量集中在個人的能力，而不重視團隊的運作方式。這種態度，所反映狀況是，台灣雖然號稱有豐富的國際經驗，也不欠缺在國際學術環境、跨國企業歷練過的人才，但是整體的視野，離國際水平仍有不小的差距。

中國對菲律賓提案的支持固然可取，但也因為中國的稻米並非主要出口產品，並且目前中國的糧食自給率也持續下降，有一估計是已降至70％，顯示中國似乎逐漸步上日、韓、台的後塵。既然中國在此領域並無利益衝突，對菲律賓表達支持正可換取其他方面的籌碼，何樂不為？再者，中國資本的崛起，對菲律賓人民生計的整體衝擊早已遠超過糧食一項。除了經常被提及的中國工業產品大量出口，擠壓菲律賓的製造業之外，自從菲律賓於2006年通過生質燃料法案之後，中國也在菲律賓的農業部門進行許多投資，包括租地種植生質燃料作物，也間接排擠了糧食生產。
李亮／文字工作者

4月10日，12艘中國漁船在南海黃岩島（菲律賓稱Scarborough Shoal）捕魚時遭到菲律賓海軍取締，兩艘隨後來到的中國海監船則與菲律賓軍艦對峙，再度引發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南海島嶼主權爭議，一時之間，菲律賓國內乃至國際媒體上，各種中國威脅論又伺機而出。然而，4月26日，北京卻對菲律賓在WTO的一項要求延長進口稻米限量的提案釋出善意，表達願意支持菲律賓達成糧食自主的努力，不僅出乎菲律賓經貿官員的意外，也給了那些中國威脅論者一記響亮的耳光。

菲律賓在當年WTO烏拉圭回合談判時，爭取到了針對稻米的特別處理（special treatment）條款之優惠待遇，得以對進口稻米進行限量；該優惠條款即將於今年6月30日到期，菲律賓為了爭取延長適用，目前正在尋求其他WTO會員國的支持。中國的態度顯示它並不把政治與經濟混為一談，或者像台灣部分人士宣傳的那樣「以商逼政」，而是有以理有節地尋求雙方的最大利益。

與此相較，近年積極「重返亞洲」的美國則相反，對於菲律賓的提案百般阻撓，要求先取消對肉品進口的食品安全標準限制，與要求台灣開放美牛進口如出一轍，這才是對國民生命健康的真正威脅！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