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的佈局頗為宏大。上個月底，堪稱是生技、醫藥業界集結的「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生策會），舉行大規模的研討會。研討會中，製藥、醫師、醫療器材業者暢所欲言。新聞媒體也頗為捧場，在會議正式舉行前，就似有若無的將各種生技產業的議題，透過新聞的「點狀釋放」，讓社會大眾知曉，以便為後續的政策建言暖身。數字不斷擴大的「N大皆空」醫師荒議題，以及醫療糾紛去刑化，就是在這個氛圍下，成功的從業界議題轉成全民健康議題。

生技產業是台灣產業的痛腳。據說是打造了台灣半導體產業奇蹟的李國鼎、孫運璿等優秀技術官僚，卻無法讓生技產業跟上半導體、電腦產業的風潮，形成另一個台灣的產業奇蹟。

不過，據說這次的產業氣氛不同。先是二次大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世代、團塊世代逐漸高齡化，龐大的潛在消費者伸手可及，形成百年難遇的良好大環境。其次則是西方的相關產業看好東亞、中國大陸的市場，再加上華人體質、華語市場的特殊性，使得西方業者有意仿效製造業的運作，以委外、合作的方式跟台灣的產業合作。據說，台灣在這個領域的體質雄厚，再加上華語世界的語言、思考方式有一定的進入門檻，不論是在藥品、器材的開發，或是產品的行銷上，台灣都可以作為連結中國大陸與西方的轉接口。

因此，各方無不摩拳擦掌，積極佈局。總統大選前爆出的宇昌案，以及日前中研院院士刊登在報章上的公開信所引發得的議論，就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下來觀察。

這種樂觀氣氛當然不是第一次。只要稍微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樂觀的預期，往往與歷史的走向並不一致。一九九○年代末期的網路公司狂潮時，生技產業就一度是熱門話題，當時夾雜了各種創投公司募資式的話術，宣揚著產業的光明遠景。如果把時間再往前推，台灣的科學園區剛成立時，國外也有類似的熱潮。至於實況如何，我們不必做太多歷史考察，只要看看實際上發生什麼事就可以了。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這波的台灣生技產業熱，可能會跟前幾次一樣。因為，從國際趨勢來看，國外業者終究是以中國大陸的市場為主，台灣並不是主要標的。至於，把台灣的優勢定位在西方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連結節點（hub），這可能是過於自負，而忽略了，台灣的製造業的例子。過去十餘年間，本地的製造業基於代工的深厚經驗，一直認為即使在製造成本、市場等優勢都消失的狀況下，台灣產業仍然能夠依賴這方面的經驗，而成為西方品牌、西方業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時，不可或缺的帶路人。然而，事後我們所看到的是，有越來越多的西方企業，透過大陸留學生作為牽線人，甚至是自行在大陸建立營運團隊的例子。

對於生技產業發展的樂觀氣氛，究竟是預見趨勢，或者是自我感覺良好，其實並不難驗證。只要看看有多少外國業者、創投資金，主動找上本地業者進行合作即可知曉。西方企業在一九六○年代對於亞洲的投資，懷著對於市場的想像時，就出現許多主動尋找合作對象的案例。

將這些前例，跟台灣目前幾乎只能透過台裔在美傑出人士辛苦耕耘，甚至尋求資金的狀況，就可以感受到，本地對於生技產業所描繪出的樂觀圖像，可能是一個玻璃天花板。

最明顯的是，信評機構如今給印度降評的許多理由，例如所謂政治改革不力、貪污、政府效能不彰等等，在前幾年都同樣存在，卻並不妨礙當時他們將印度吹捧上天，如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其實是在施壓政府進一步推行有利於國際金融資本利益的改革。近年來金融資本炒作金磚印度，推動大量資本流入，實際上並未造成生產性事業的發展，而是刺激出一個個不可持續的泡沫，如今以各種堂皇語言包裝的改革辭令，也只是企圖延續、吹大金融泡沫罷了。

可悲的是，印度政府與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一樣，不僅不反對此種金融資本的遊戲，還積極迎合希望從中漁利。上下交相賊，扼殺的是印度的真正發展前景。
李亮／文字工作者

國際三大信評機構中的標準普爾（Standard and Poor）以及惠譽（Fitch）分別在今年4月分與6月分將印度的評等由「穩定」調降為「負面」，引發世人議論。有部分論者藉信評機構在金融海嘯期間的缺失說事，大肆批評，卻忽略了一些市場的基本常識以及信評機構自身的難處，失之偏頗。

首先，此一評等固然會有許多問題，畢竟象印度這樣複雜、連印度人都未必搞得懂的國家，信評機構的研究也不可能高明到哪裡去；但關鍵是必須要有第三方的評等，否則在訊息的高度不確定將阻礙所有國際投資與資本流動，印度要吸引外資將更加困難。其次，雖然許多外資未必投入所謂的「生產性事業」，但事實上，如今的經濟前景變動不居，甚麼是真正的生產性事業本就眾說紛紜，且若將投資局限於具備特殊生產知識的資本，則根本無法發揮金融市場調動全社會資本的功能。

其實，稍有實務經驗者便知道，投資者對這些發展中國家是愛恨交加，其中固有較大獲利機會，但被坑騙者也不少，且由於這些國家人治盛行、法治缺位，一旦碰上了多半求助無門。信評機構的評等乃是不完美卻必要的參考指標。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