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稱「海峽兩岸」或「兩岸四地」，要討論兩岸關係，參考座標絕對是三角的，包括美、中、台三方，在台灣談兩岸政策若是忽略了美國的影響，必然會出現大問題。

民進黨自蔡英文卸任前，建議黨員與公職在確保台灣主權的前提下，多到中國大陸與對岸交流、接觸；至蘇貞昌上任後，更進一步表示將恢復中國事務部，並籌劃成立更高位階的中國事務委員會，擬邀請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擔任委員會主委。然而，這一切彷彿民進黨在唱獨角戲，蔡英文的發言人羅致政等人公開登陸，未獲對岸的重視與回應（私下早已絡繹於途的綠營人士更不具代表性，自不待言）；蘇貞昌的一系列口號式的宣稱，至今沒有一項落實，自然對岸與美國當局也沒有任何回應。

上周美國前猶他州長、前駐中國大使洪博培（J. Huntsman Jr.）拜訪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暢談中國問題，除了分析習近平將面對的挑戰之外，較具體傳達的訊息是：中國大陸的改革不是現在，也不會是今年，因為對美國與中國來講，今年都是重要的選舉年或政權交替年，不會發生重大的政治改變。原本這是一個絕佳的時機，可以將中國事務部、委員會組織改造，以及民進黨兩岸政策的方向，直接與美方溝通，但蘇貞昌卻避重就輕的說民進黨正在研究中國、了解中國，還說在中共十八大之前民進黨會舉辦許多相關的研討會；要不就是閒話家常的聊薄熙來、網路與中國民主化等話題。

我們不知道蘇貞昌是否真的有意恢復中國事務部並設置委員會，否則民進黨的權力改組已結束，洪博培此時來訪，一方面要傳達美方的訊息；另一方面就是要瞭解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方向與作法。結果蘇主席的回答含糊籠統，不禁令人懷疑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是否真的有心要改變。

民進黨的中國政策不能只是紙上作業，像之前的「十年政綱」到選舉前才匆匆印製成書，而是要全黨上下徹底的改造：讓支持者擺脫因國族情緒而對中國產生冷戰式的排斥和隔絕；讓黨公職人員能夠公開的、正常的與中國，尤其是民間社會交流互動。欲達此目的，中國事務部的恢復與委員會的設置，就是最重要的制度改革，未來可能也是兩岸交流最主要的平台。蘇貞昌若是無心制度的改變，問題還不大；若他是無知於兩岸其實是三角習題，那才是民進黨最嚴重的危機。

左看：適地適種

美國高溫乾旱導致黃豆、小麥、玉米等榖價直逼歷史高點，此次不僅將直接推高台灣麵製品的價格，更讓飼料業者蠢蠢欲動、蓄勢待漲。

對此趨勢，各方提出解決策略：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提出上述經濟作物皆是台灣沒有比較優勢的品項，故應繼續跟隨著市場脈動，向國外採購經濟作物，輔以補充性的發展糧食作物。另外，政府則積極推動休耕地改種雜糧作物。然而，上述對策都有根本性的風險。

首先，在前波2008年的糧食危機，各個糧食出口大國皆以禁止出口、擴大進口雜糧來避免國內糧荒、暴動，導致台灣有錢也很難向外國採購。其次，雖然目前休耕政策轉向、開始補助種植雜糧，農民仍以慣行農法（施化肥、農藥）作為最熟悉便利的耕種方式，但慣行農法所高度依賴的石化原料，其價格和國際能源價格連動，而玉米、大豆又身兼生質能源作物，本身就是國際能源價格的一部分，故石油與穀物價格也發生連動，最終導致台灣自己種植的「黃小玉」，價格仍會居高不下。

所以雜糧的種植要有根本性的思維轉變：避免使用慣行、基改等需高度依賴化肥、專利農藥的種植方式。相對的，重拾祖先的智慧，找尋在地原生的抗旱種子，並加以育種、擴大種植，才是出路。

潘欣榮／公共化協會成員

尼采說，「寫作讓我感到羞愧」。對此我頗有同感，畢竟對我而言（對你或許並非如此），下筆為文，就像感冒流鼻涕一樣，是很自然的行為，不需要怎麼努力，文字自然就會從腦海裡流了出來；病情嚴重時，恐怕還流一堆。這沒什麼。可當你一旦想到有人閱讀著你的文字時，那就不是什麼愉快的經驗了。因為它只是一種很個人性質的東西，就像「日記」，而不是什麼學術論文；若維持私密感就沒什麼，一旦意識到它實際上是一種公眾行為時，有時感覺就跟活春宮沒兩樣了。

詩人跟豬一樣，很敏感，稍有風吹草動便花容失色發出痛苦呻吟。齊克果說，此時要是有人對詩人說：「哇塞，你呻吟得真好聽，再叫一次吧。」那真的是很尷尬，畢竟人家詩人又不是在表演一種呻吟。

寫作如果令人羞愧，發表意見就更教人感到窩囊了。不管私下或公開，我很少主動發表意見；被迫說起意見來總覺得非常尷尬，彷彿被人捉弄一般；因為意見只是各種選項中的一種個人選擇，沒什麼好講的。我只是65億人口之一，我個人有些什麼意見，實在沒有任何訴說的價值。當然，如果別人很喜歡發表意見，那我也沒意見，畢竟人各有志，那純粹是他的自由。

但台灣社會很奇怪，對於屬於意見性質的言論反倒很容易招忌惹怒。意見既然是意見，意味著它只是各種選項之一，你可以選甲當然就能選乙，否則哪叫意見？例如統獨，你要統或獨都行，發表意見是你的自由，但千萬不要企圖干涉別人發表意見的自由。

過去獨不能講，否則就是數典忘祖、忘了你的血液裡有著什麼炎黃子孫的基因，現在也一樣，統不能講，否則就是背叛人民出賣鄉土，人人得而誅之。這類人士說穿了，全屬一丘之貉，若非品性不端，便是智能上令人難以恭維，仗著人多勢眾便張牙舞爪，總是喜歡把具有相對性與不確定性並且訴諸利害分析與理性計算的意見，視為一種不可違逆的絕對價值，稍有不敬便視為寇讎，非我族類便是敵人，既然是敵就可殺可剮可抹黑都沒關係。

如果有人硬要把意見裝扮成成這樣一種鋼鐵般的價值陳述，然後強迫大家都要跟他的意見一樣，那我就會有「意見」了。當然，這時候我的意見其實已經不是一種意見，而比較像是一種基礎命題或事物前提，具有某種必然性而非純屬意見之獨斷（dogmatic）與偶然（contingent）。

（醫師）

因為我本身有過被學校惡性解聘的經驗，常受邀到教師會、教師團體分享，一直以來，都有老師向我反映類似的狀況，大家的問題大同小異，我想就個人所知與處理經驗提供一些建議。

首先，不管學校是不是刻意針對你（老師），就專業立場而言，都應熟知相關規定。例如有老師被校方告知遭家長投訴教學不力，將送資遣或解聘，但究竟如何不力，校方無可奉告，想自行評量教學成效以示清白，校方又說需要行政同意，這時可以拿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的教師自評，申明此為教師專業自主範疇，理應受到尊重。

反過來說，若他人的批評符合法令、規定或專業見解，教師也應虛心接受，如有女學生拒絕穿裙裝，據報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必須尊重學生多元選擇的權利。

有不少朋友跟我說，從我的案例中學到不少關於教師權益的知識。比方我部落格上一篇文章（讀「進步團體與利益團體的一線之隔」有感），有督學表示，巡堂人員不應包括非授課班級家長，建議由同科老師出任之文書紀錄，倘若遭遇相違情況，可作為理論時的依據。

第二，當你感到校方出現刻意刁難的傾向時，可同時發文給學校、教師團體、教育主管機關，詢問自己遭遇的情形，是否為全體同仁的常態做法。例如有老師遭學校緊迫盯人，發公文認定若干禮拜前的非授課時間為曠職；經詢問教育主管機關，回應說通常會在當日或隔日發給通知單，如此事後追究不合常態，建議校方提出榮譽簽到制的全體出缺勤紀錄，澄清有無針對性之爭議。

第三，請校方勿用傳聞等無法客觀評量、不合法的「證據」給老師定罪。法律上有所謂傳聞證據排除法則的觀念，請勿以某某家長匿名說之投訴書信，片面地作為檢視教師的根據。

第四為治本但非治標之法：關心人權議題與教育權利組織。許多向我求援的老師，因為缺乏人權觀念，遭整肅時不知道這是不應該的，任由校方惡整，平時若能熟悉人權議題，具備敏銳度，需要尋求外援時，第一對象當然是教師組織，平時要注意與監督它對會員權益的表現，求助時提出合理期待，便於彼此合作。

以上並非單為教師說話，同時整理出一些合理的做法給校方參考，避免一方指稱不適任，一方百口莫辯，造成各說各話。我去演講自己經歷過的狀況時，幾乎都會帶著校方所謂的罪證供人翻閱，白紙黑字呈現。

從校園民主的大方向看，這些案例跟最近蔚為話題的教師考核新法很有關係。有老師投書媒體時提及我的案例，表示對行政權力傾斜的憂慮；也有校長投書表示，考績會成員多為老師，如何傷害老師權益？我想這位校長可能少考慮到一個關鍵因素，校長和老師的權力不對等，校長對教師考績擁有相當權力，現行校長遴選制度之教師參與不足，教務會議代表制之易受校長掌握，影響教師的獨立程度；相對的，一個信賴教師專業判斷、藉此強調師權無虞的校長，應該樂見教師擁有不受上級左右的職場環境，自反而縮，響應校長遴選與校務會議代表制之改革。

最後就教育意義不得不說，每次接觸被整肅老師的案例，我覺得對學生最不好的，便是師長違反法理的作為，教評會授權的調查小組，沒有提出罪證便指控老師，要人證明自己的教學成效，教師會長還若無其事，人權觀念闕如；跟前述的曠職處分如出一撇，都是指控的人不負責舉證，被指控的人無端要證明自己的清白，這樣的身教，如何有能力為下一代進行法治教育？

我曾經代表台灣教師聯盟協調類似案件，親眼目睹某校長答辯時彷彿得了失憶症，撇清一切責任，說出和蓋了自己官印的公文不符的話，甚至推翻前幾分鐘才講過的話，彷彿往事重演：例如文件顯示中山國中曾向督學表示，未能輔導我的原因是人力經費不足，校長曾美蕙（現為明德國中校長）後來卻又對記者說，是我拒絕輔導，枉顧我尋找輔導老師的人證事證俱在，我很想問，這樣的身教，如何提供下一代人格教育？

誠如近日有老師之投書所疑慮的，我也很擔心教師權益問題，最後傷害的是學生的受教品質，希望不只是教師或教師團體，愛護學子的家長團體、教育團體，與主管機關的有識之士，必須正視並積極關心教師人權，讓有心教學的老師，安心地繼續他們的人生志願，也讓學生擁有值得效法的榜樣。

（前中山國中教師）

隨著中研院下修今年經濟成長率至1.94％，執政團隊亦宣示GDP保3為首要目標。財政部更提出「國產開發A計畫」，主要內容乃是所謂活化國有地計畫，預計4年內由國產局針對20個國有地進行BOT開發案規劃，宣稱包括權利金、稅收、民間投資等在內，可創造至少2,110億元的總效益，被規劃的包括台糖、台電、中油等國營事業所屬土地。若從農地便於大範圍開發及農地轉工商用地可增加稅收的角度來看，國有農地被列為首要優先之國產開發目標應是可以想見的。

然所謂國產開發，其實僅是一貫的經濟政策老路而已，從中科三、四期開發案及2006年蘇貞昌任行政院長所提出之「大投資大溫暖」計畫，莫不以台糖農地換取工業發展。台糖是台灣最大農地地主，自日本的會社組織所接收之土地約11萬公頃，佔當時全台公有農地2／3，全台可耕農地的17.5％。因此台糖向來即承擔著滿足政府各種土地需求之任務，以致所擁有的土地面積目前已縮水至5萬餘公頃。台糖土地多屬優質農地，因此亦代表著台灣可耕種面積正逐漸減少中。隨著氣候變遷加劇，農業與糧食供應穩定已非傳統農業政策而已，目前各國莫不將其提升為國家安全層級議題。因此國有農地應避免被超限開發或淪為政績提款機。

儘管近年台糖改以小規模土地出租代替出售的方式配合經濟開發，表面上彷彿對台糖的土地減少有所減緩，然事實上對於本即具脆弱性的台灣農業與弱勢農民而言，潛藏威脅未減反增，甚至透過許多障眼手法，使農民及大眾輿論忽略了情勢的危急。以「大投資大溫暖」計畫為例，對北高農業以及全國糧食命脈的威脅絕不亞於受到高度矚目的中科三、四期開發，但至今受媒體與社會關心卻有限，原因除了媒體本即重北輕南外，主要即是因當中使用了開發障眼手法。台糖農地只租不賣，即減少了出賣國產之質疑；再者，透過10公頃開發規模之限制，一來可免環評審查，亦可避免成為如中科三期般受矚目之「環評爭議案件」；二來，開發化整為零，用以掩護大規模開發之事實。然小規模個別廠區匯集後仍舊是大規模環境污染，但此過程卻跳過了環評制度把關與相關農民權益的維護。農地一旦轉作工業利用，不僅日後不易恢復農業使用，亦難避免不影響週邊農地品質，故縱使台糖農地只租不賣，仍無法改變農業與糧食供應一再受到斲傷的事實。故本文呼籲政府面對政績壓力，急欲擘畫經濟大餅的同時，不應為了追求數字好看，卻同時犧牲了環境永續以及社會正義。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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