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是富二代偷拍女星、女模的案件，近日在媒體上演緋聞連續劇，媒體報導的焦點，先是放在被迷昏偷拍的受害者，之後逐漸把重點移轉到影片中的其他主角。此事頗為有趣，原本應該涉及檢警的內部紀律，以及我們對於尊重個人隱私的原則，但是眾人的注意力卻被連台好戲移轉，渾然不知這是媒體被公眾集體放縱而恣意妄為。

說是好戲，是因為我們從歷年來媒體對於相關議題的報導慣例，幾乎可以意識到，媒體會採取「擠牙膏」的方式，讓這個議題的新聞效益發揮到最大：先是暗示，接著就是向報導鎖定的候選人進行查證，等到當事人否認後，再把更大的消息揭露出來。媒體幾乎不愁受訪者的否認、拒訪，這幾乎已經成為媒體經營的固定手法，一個議題透過這種方式，生命週期可以延長到數週。台灣的媒體經營環境艱困，名人緋聞、政治揭弊、黑心食品相關題材的報導，幾乎成為新聞的主體，因此，擴大新聞題材的效應、生命週期，從媒體的報導手法就可以略知一二。

但是，怪異之處也就在此。本案據說始於受害人的檢舉，似乎檢警知情在先，媒體隨後透過其他管道得知。然而，檢警正在偵辦的案件，相關單位卻任由影像不斷外流、揭露，這是檢警已經放棄「偵察不公開」原則？還是內部有資訊保密的漏洞？或者，這是媒體比檢警更早一步偵知本案，以致於檢警也對於媒體手上握有的訊息有濃厚的興趣？

我們可以預見的是，這類新聞繼續往下發展，結果就是，在「富人＋女星」的道德大帽子，以及公眾的壓力下，受害人反而要出面解釋自己為何會被害、甚至被騙。這種情形我們並不陌生，數年前電話詐騙在台灣還很盛行時，媒體報導下的受害人，幾乎無可避免的都要有一番公開剖白，從「何以沒有看出電話詐騙的意圖」，到「為什麼會相信電話詐騙所編造的怪異理由」。這似乎已經形成新聞採訪的慣例。媒體似乎認為人的判斷力，理應可以清楚的分辨欺騙與真實，以致於被害人「竟然」會受制於詐騙集團的事件，是一種奇怪而值得報導的議題。

我們對於偷拍、詐騙案件的態度，在這類緋聞案件也不斷重現。所以，偷拍事件中的受害者，就必須要在媒體的檢視下，不斷的解釋被拍攝（入鏡）的理由，以及澄清自己的動機。我們對於犯罪受害者有道德潔癖，我們習慣於從「動機是否單純」，來決定受害人值不值得同情。

這是個與現實脫節的狀況。儘管大部分人都有社會經驗，對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甚至必須在心知肚明的情況下吃明虧吃暗虧的情形，有豐富的經驗，對於人與人相處之間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也都有深厚的體會。然而，一碰上媒體報導，我們立刻把自己的實際經驗抽離出來，像是沒有社會經驗的青少年，在觀賞戲劇一般。同理心在這個脈絡下消失無蹤，我們都像是事不關己的局外人。

我們也很少去質疑媒體，在報導形式上的正當性。梅鐸的媒體帝國，因為在英國以監聽方式刺探新聞所引起的風波，引發重要幹部辭職，甚至迫於壓力下開始討論媒體分割經營的議題。然而，台灣對此議題的理解，卻幾乎只有梅鐸的華人妻子在聽證會上的護夫舉動，我們對於新聞媒體的理解，幾乎像是個跟西方平行的小宇宙。我們有自己的一套，外界全然與我無關。台灣媒體在道德的掩護下，幾乎享有不受約束的自由度。

這是我們的悲哀。不過，這種悲哀也只有當我們成為新聞報導的主角時，才會有深刻的體會。

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國際社會如何回應衝突時刻的人權，在對戰爭罪不同層次的罪刑進行審判時，一直是個問題。

在伊拉克，當什葉派的行刑隊開始大屠殺時，美國和英國官員多半不願承認有大屠殺。當他們承認之後，有些官員卻不知羞恥地選擇描繪其為海珊時代暴虐無道的自然結果。沒錯，暴虐無道的時代會制約接下來的時代，但這不是應該被容忍的事情。

在敘利亞，一個類似的過程正在發生之中，而且顯而易見。這不是像有些人宣稱的，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的違反人權行為未被報導，報社記者確實報導了這些行為，而是在廣泛的政治脈絡下，這些暴行未受到巴夏爾．阿塞德政權所犯暴行同樣程度的罵名。

先說明第一個明顯的事實：阿塞德政權的違反人權的程度既深且廣，而且為時已久，其軍隊已殺害非武裝抗議人士，並虐待青少年。阿塞德政權已用間接和直接的炮火，任意地攻擊平民中心，這等於犯下嚴重的戰爭罪，而且長期恐嚇那些反對該政權的地區。

當阿塞德政權或民兵所犯暴行曝光，西方政治領袖和民意代表就痛加譴責。但令人難過的是，當敘利亞自由軍或其盟友（有些是回教聖戰團體）犯下戰爭罪和嚴重違反人權，譴責的聲音就沒有那麼大，或試圖將他們的行動描繪為醜陋戰爭不可避免的副產品，或認定阿塞德政權須負起責任，因為該政權先違反人權。

如同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團體所說的，戰爭罪是不可原諒的，無論是誰犯了戰爭罪。

如克里斯特揚．班尼迪特（Kristyan Benedict）在其點閱率超高的部落格為國際特赦組織所撰寫的一篇文章所提的，敘利亞自由軍本月初在阿勒坡殺害聲名狼藉的貝利家族（Berri clan）受縛俘虜後，西方國家為起喝采，並宣稱希望建立一個人權獲得尊重的新敘利亞，這根本是十足的偽善。

班尼狄特寫道：「這並非是在說等值的問題，或說這種違反人權的程度，與敘利亞政府軍的危害程度還差很多，而是在說我們必須對無論何時發生的違反或侵害人權，或無論是誰犯下的暴行，採取一致的看法。武裝的反對力量不能因為他們的對手在敘利亞各地威嚇、懲罰和羞辱平民，就能領到一張（他們也能這麼幹）的自由通行證。」

敘利亞自由軍殺害貝利家族成員並非單一事件。如國際特赦組織在此暴行發生前幾天發布的聲明所說的，敘利亞自由軍過去幾週違反人權的行為越來越多，而且顯而易見，包括刻意和非法殺害、虐待被捕的敘利亞安全部隊隊員。

也沒有證據證明，當地反對派的指揮官積極介入，避免違反人權的行為。事實上在最近幾天，有新證據證明，很多團體違反國際人權法，包括綁架和處死敘利亞伊國營電視台記者。

沒錯，這些問題一直在敘利亞反對派中受到認真地討論，有些敘利亞反對派甚至對他們所見的事情感到驚駭，不像有些西方國家持續對敘利亞反對派給予政治和實際的支持，如媒體報導的，美國一直提高對敘利亞反對派的支援。

最近宣布對敘利亞反對派增加援助的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需明確地譴責所有違反人權的行為，而不只是阿塞德政權所犯下的暴行，包括警告敘利亞自由軍，若繼續違反和侵害人權，當地領導者未能阻止違反或侵害人權之行為，將面臨具體的後果。

西方國家應明白指出，敘利亞反對派殺人、綁架和虐待的行為，不僅將危及西方國家的支持，個人也會因犯罪行為被追究責任和起訴。因為如果人權法要有任何實質意義，就得完整和公平地適用，而不僅是針對西方國家不支持的阿塞德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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